文/冯立(清华大学)
来北大听课机缘巧合,2009年春季学期的星期二下午没课,北大朋友说有门音乐课特别新颖,老师讲课信息量大,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第一次来到北大二教的课堂,这门课叫“听觉锐化训练”,授课教师是艺术学院的毕明辉老师。
毕老师帅气逼人,经历丰富,本科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后学习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完博士、复旦大学视觉学院修读博士后,曾在香港亚视工作,之后才到北大任教。当时毕老师辅导的中乐学社在北大并不声名显赫,他不过是讲师一枚,不过,毕老师的PPT做得出神入化,从声光电的氛围塑造与内容衔接而言,时至今日也难见人与其比肩,就其巨大的信息量而言,与北大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的PPT不相伯仲。
从“听觉锐化训练”这么高段位的课名就可看出毕老师的用心。所谓“听觉锐化”,就是教授如何快速使用专业欣赏音乐模式,聆听西方音乐。我听的第一节课上,毕老师选用了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教学生分清管弦乐团不同乐器的音色,并辅以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判断旋律和节奏的强弱快慢。以上三部交响乐作品均为西方音乐教学的入门必听,而如何通过分析欣赏以上作品来教学生入门古典乐,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
毕老师不仅每节课给学生提供大量精选的试听曲目,还给学生发很多曲谱,他指出听古典乐一定要看谱,才能体会作曲家的用意。入门时需听经典版本,加深印象后再听其他版本,才能明白版本间的区别,鉴别真正的大师之作。为了让我们真切了解各类音乐的魅力,毕老师还邀请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研究生,现场演奏《二泉映月》,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传统音乐的美。
在听毕老师的课前,我曾听过1000多张西方古典音乐专辑,但没有系统性地学习西方古典乐。那个学期的周二下午毕老师开了两门课,第一门是“听觉锐化训练”,第二门是“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即使我拥有丰富的聆听经验,但在这两门课的熏陶后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从听音乐到听懂音乐。“二十世纪西方音乐”主要讲述二十世纪初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等五人开创印象派以来,西方古典乐在现代出现了多元化的变型。但变型的音乐艰深,缺乏悦耳度,业余爱好者难以理解。毕老师通过梳理文化源流和流派经典作品,告知其中的内在机理,叫人连连称奇!
之后的一个学期,毕老师开新课——“电影中的音乐”,毕老师自做电影《罗生门》、《听见天堂》、《红色小提琴》等电影原声的曲谱,结合电影画面分析电影配乐与电影进程的多样关系,教我们从聆听电影音乐的角度学习电影。
好老师一般都会在课前留许多有意思的思考题,要求学生通过电子邮件与其沟通。作为旁听生,我也坚持给老师发邮件交流学习音乐的心得,并能得到老师的垂青,每个学期结束时毕老师都会请我们几个旁听生一起聚餐,荣幸之至。
课程:中国官阶制度引论
院系:历史系
老师:阎步克
我喜欢研读中国古史,北大历史系的名师名课怎能错过?
在北大历史系旁听的三年间,我听了罗新教授的“民族史”,李剑鸣教授的“史学理论研究”,阎步克教授和叶玮副教授合开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的“中国古代史(上半部分)”和“中国官阶制度引论”……
2009年的秋季学期,阎老师第一次开设“中国官阶制度引论”,每次的旁听课我都坐在教室右侧的前三排,当时经常坐在我身边的是台湾考古学博士吕世浩。吕博士非常低调,上课沉默不语。反倒是阎老师上课时偶然着重提到了吕博士的贡献,我才发现他的存在,如今的吕博士已是台湾大学历史系老师,其讲授的课程“秦始皇”成为慕课平台Coursera上最受欢迎的中文课程之一。
阎老师授课的最大特色在于信息量巨大,每节课的幻灯片至少100多页。当时阎老师全部课程的PPT并没做好,为了让学生们能认真复习,他把PPT上传网上供学生阅读。他还在课堂上友情出售他的教材,学生是否购买纯属自愿,价格极为亲民,向正式选课生一折出售,叫人好生羡慕。不过阎老师强调,教材主要是为了方便看PPT,真正的所得还是靠课堂上的积累。
阎老师的博学在上课时发挥的淋漓尽致,谈到古代道路形成原因时,他讲到了美国民谣音乐大师鲍勃·迪伦(Bob Dylan)成名作《Blowing in the Wind》中的第一句歌词,并唱道: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阎老师说,读这句歌词可以知道,世界文明处于初级阶段时,世界各地丈量路程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靠走。于是能理解为什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公元前300年间,命名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在文化上均有相同之处。
罗新老师的“民族史”总是能让我脑洞大开,他推荐了民族史入门教材《想象的共同体》,打破了我原有认知中的“民族”概念。当时还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李剑鸣老师是美国史研究专家,他那绝版多年的著作《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历史学专业治学研究的入门书。他的课以读书演讲见长,每节课要求两三名学生上台演讲,每节课找一名学生介绍一位史学理论家的学术贡献,请一两个学生介绍两部具有史学革新意义的史学佳作。正是在他的课上,我知道了许多世界史与史学理论的著作——微观史学三大著作《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和《奶酪与蠕虫》,史学领域的《柯林伍德自传》……
课程:“世界电影史”
院系:新闻学院
老师:陆绍阳
之于艺术研究,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音乐艺术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古典装饰艺术,还有二十世纪发展最迅速的电影艺术。在2009~2010学年的秋季学期,我和时任清华大学电影协会会长的黄俊铤同学,一起旁听了如今已是北大新闻学院院长陆绍阳教授的全校公选课“世界电影史”。
陆老师的课一般从《火车进站》开始,按照电影史的顺序,每节课介绍电影史上的一位大师及其二三部作品,每节课讲授20分钟影片的历史意义与欣赏角度,之后放电影,最后再做10分钟的总结。陆老师是电视出镜高频率的学院派影评人,在他的课上既可以感受到他对电影发自内心的热爱,同时也能感受出他骨子里最纯正的“北大精神”。
陆老师上课非常认真,记得有一次他让在场的每个学生交一份“最喜欢的10部影片”的片单,并注明专业和学号,然后请学生们认真观赏电影,下课时他会对学生们的片单总结。我和黄俊铤两位旁听生也上交了各自的片单。总结时,陆老师说大家选的片子与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前十名排行榜的差不多。“哦,对了,课上有两外校的同学想要学分的话,课下可以来找我……”听到此,我发现陆老师是认真看过每一张学生的片单的,如此认真严谨的态度,不由得叫人钦佩。
课程:《中国佛教史》
院系:哲学系
老师:周学农
我对哲学一直很感兴趣,但关于佛教哲学的学习却一直不得要领,直到大三在人大和北大各听了一门课才找到佛学的门径,人大授课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僧——惟善,而在北大旁听的是哲学系周学农副教授的《中国佛教史》。
相较于惟善老师的佛教学院派的谦卑与严谨,周老师的风格更加生活化,有种将禅意润物于无声的美感。他倡导学生入门佛教从读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开始,《西游记》前言中的种种意象均有深刻的佛学印记,让高深的佛学贴近大众。尤其讲到禅宗兴起后中国佛教嬗变的多个流派时,周老师列举耳熟能详的寺庙和日常生活中的禅意小故事,贯穿佛教名宗的教义与思想特征。
在佛学入门上,周老师特别推崇吕澂先生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和《印度佛教源流略讲》。关于佛教哲学的内在机理,他推崇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而关于中国古代的佛教史研究,他推荐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并指出要从佛教史研究与佛教哲学研究的二重角度,理解佛教的深意。
课程:《古代汉语》
院系:中文系
老师:邵永海
文史哲不分家,听过了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名师名课,中文系的课怎能错过?
正式听北大中文系课之前,我曾听过中文系举办的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系列讲座,以及著名文艺评论家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教授的系列讲座。名家讲座的魅力有时在提问环节,主讲人会讲到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学习心得上的小发现,记忆犹新的是李欧梵教授讲他读书读多了后,只要看看目录就能大概知道这本新书讲的是什么,着眼点在哪里,问题有哪些。当时只是大三的我,并不能充分认同他的这种观点,时至今日我也读了不少书,终于与他在这个向度上达成了共识。
大三后,我明确了在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路上继续前行。虽每天都温习古书,但当时并没有开设系统性的古代汉语课程,而古代汉语基于古代史的学习,是万众之基。一直就对北大中文系邵永海老师的“古代汉语”仰慕已久,直到大四上学期才有机会完成这一夙愿。
在北大中文系,学生们称邵老师为“邵公”,一方面是其上课认真细致的态度,另一方面或许是他上课喜欢带领同学声情并茂地朗读古文,在气宇轩昂间让每个学生真真切切的理解古汉语音韵、停顿、字词间的深意。不仅是邵公,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对学生们都非常得好,有一位老师听说邵公班上的学生们学习热情高,于是把自己新著的一部学术札记,赠予了在场的每一个同学(包括旁听同学),还附赠一本老师研制的健康素菜食谱,对于我这样的旁听生而言,幸福极了!
记得在邵公的最后一节课上,他特意花三个课时讲述《史记·汲郑列传》中汲黯的事迹,临近结束,邵公讲起了这一句——
“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邵公突出了“难惑以非”,说,我们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学分,而是为了将来能够“以非难惑”,这才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讲完汲黯,邵公给每人发了一张纸,纸上都是清代各大名家关于读书和音韵、训诂、文字之学重要性的语句,让我们时时自省。从发端的顾炎武,到最辉煌的段玉裁和王念孙。邵公强调:“读书自识字始,大学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背着书包到处听课,如果能真正的深入进去多读经典,不管以后干什么,你的大学才算真有意义。”
邵公的这一段话至今仍在激励着我前行,而“难惑以非”也成了我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