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墙绕柱觅栏槛
撰文/于志飞 王紫微
栏槛（jiàn）是古建筑台基、楼梯、平座、桥梁等边缘处的围护设施，与今之栏杆功能略同。宋代多称“钩阑”，按《营造法式 》对古代文献的总结，其“一曰棂槛，二曰轩槛，三曰栊，四曰梐牢，五曰阑楯，六曰柃，七曰阶槛，八曰钩阑”。栏槛虽非古典木构建筑中的结构性部件，然而却在空间布局、礼仪制度以至装饰增华方面地位特殊，乃是引人瞩目的部位，更频频出现于辞赋歌诗之中，成为古人花朝月夜吟咏凭依之物。
一 接栏折槛
栏槛随古建筑空间围护与使用者安全需要而产生，其较早的形象，可以在江苏镇江谏壁镇、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出土铜器錾刻的建筑图像上见到，均作剖面形式，且向外折挑为“L”形，内侧似可坐卧（图1），虽颇有明代以后流行的“美人靠”之形，然而毕竟为简化抽象的图案，难遽判断其实。筑台大兴的战国后期，栏槛成为高台建筑上的必需之物，迎来其营造技术与造型艺术发展的第一次盛期。当时的实物已难寻觅，但可从河南信阳长关台1号楚墓、湖北荆门包山2 号楚墓出土的木床上略见其形，形式均以横木、立木相交而成简洁的方格，施用于建筑上的栏槛造型当较此有更多变化。到两汉时期，建筑栏槛形式变化万端，以东汉陶楼为媒介，这一点得以展现于今人眼前，既有应用广泛的卧棂式，亦有以木板透雕为菱纹、琐纹的样式，或几种样式交替使用，形成丰富绚烂的造型效果。此类菱纹、琐纹亦多用于汉代建筑的窗棂造型中，暗示了当时建筑流行的造型与装饰风尚。一些东汉陶楼上的栏槛内侧墙上悬挂着弓箭、盾牌（图2），传达出这一建筑格局的防御功能。
图1 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铜器上的建筑形象（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
图2 河北桑庄汉墓出土陶楼（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期）
栏槛中横向之木，西汉时或名为“衡”。“衡”形细而质弱，古人并不倚靠，以防不虞：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擥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 ，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史记集解》引三国如淳云：“衡，楼殿边栏楯也。”在汉人看来，“倚衡”乃是危险的举动，故形成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的谚语，汉文帝因为听从了袁盎“不倚衡”的劝谏而保全性命。这一谚语也成为后世流传的镜鉴。约形成于清代的民间故事《薛刚反唐》里，元夜灯节，薛刚在皇宫门楼“五凤楼”前灯棚内大闹，引得在楼上饮酒赏灯的唐高宗与众妃嫔凭栏向下观望，武后亦伏于高宗背后下视，谁知年久糟朽的栏槛竟为众人一压而崩断，武后向前一倾，高宗遂跌落楼下，伤重而崩。此故事虽为演绎虚构，却可见倚栏致危，已成古人的常识。如淳的解释中又出现了“楯”，《史记索隐》引《纂要》云：“宫殿四面栏，纵者云槛，横者云楯也。”乃知“楯”是栏槛横木的又一称谓。“栏楯”亦为古人对栏槛的常用称呼。
西汉时，宫殿的栏槛相当繁复华丽，“建章宫后合重栎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史记·滑稽列传》）。《史记索隐》曰：“重栎，栏楯之下有重栏处也。”可见当时已有形如后世数重台基上设置的重重栏槛的形制，大概与明清紫禁城中三大殿三重汉白玉台基上的重重白石栏槛相去不远。然而当时的栏槛应以木质为主，石质尚未流行，如西汉后期著名的“朱云折槛”事件：
图3 折槛形象（传李公麟绘《孝经图》局部）
直言谏君的朱云折断殿槛，成为后世臣子劝导君王纳谏时常常提及的典故，而成帝令人不修殿槛以为是对“直臣”的“旌表”举动，竟促成了古代宫殿建筑栏槛形制细节的变化。唐宋时栏槛的中央一间，横木（即寻杖）均缺而不连，以示君王纳谏之意，直称“折槛”（图3）。“折槛”一词由事件语而转为名词，在《宋史·礼志》中多次出现，如：
前导官导皇帝入小次，帘降，俟太上皇帝即御坐，小次帘卷，前导官导皇帝升殿东阶，诣殿上折槛前，奏请拜，皇帝再拜讫，前导官导皇帝稍前，躬奏圣躬万福讫，复位，再拜讫，导皇帝诣太上皇帝御坐之东，西向立。礼直官引枢密院官诣御坐前承旨，退诣折槛稍东。
二 绘彩饰金
古代大型殿宇本为双阶分居左右，中央无阶而栏槛横亘，亦方便设置“折槛”。至明清时，双阶之间连以丹陛石，遂无折槛，直于中间断开栏槛，成为中轴线上的贯通空间。
古人对居室进行华丽装饰，栏槛必在其中。《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记载了魏国与吴国刻意营构栏槛之举：
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
由其辞藻中可见魏明帝所营洛阳九龙殿前栏槛雕饰华丽，纹饰精美，有如绮罗。吴国亦如是，《三国志·吴志·陆逊传》记载：
时建昌侯虑于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虑实时毁彻之。
由孙虑所设“小巧”的“斗鸭栏”，可以窥见三国时期贵族对栏槛造型的审美追求。
至南北朝时，政权割据、社会动荡，贵族阶层或许是出于及时行乐的想法，对居所建筑的美学要求更上了一个台阶，如陈后主的宫殿：
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陈书·后主沈皇后传》）
图4 日本伊势神宫内宫正殿栏槛（王剑等《日本传统艺术·宗教建筑》，重庆出版社，2002）
到了隋唐时期，不但建筑、桥梁、园林使用栏槛，其造型甚至也被天子车舆借用，君居车厢，御车者居厢外，以栏槛环绕：
旧制，五辂于辕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楯，侍臣立于其中。（《隋书·何稠传》）
图5 唐李寿墓壁画门楼图（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栏槛造型，可自当时壁画中窥其大略。山西九原岗北朝墓壁画门楼图所绘台基漫道两侧有栏槛形象，望柱柱头为火珠形。长安唐代贵族大墓壁画、莫高窟壁画中所见栏槛已与北宋《营造法式》所载的“钩阑”形制大体相同，也与《营造法式》成书时代的实物遗存如佛宫寺塔、独乐寺栏槛至为接近。其望柱（竖向立置通长的构件）、寻杖、盆唇（寻杖之下与之平行的横长构件）、蜀柱、华版（盆唇之下、地栿之上的木板）、地栿等大多俱全。典型如长安城郊唐李寿墓、韦贵妃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所绘门楼或阙楼，其中李寿墓壁画所绘门楼栏槛华版位置则为《营造法式》所言“钩片造”，与后世风尚颇相类似（图5）。又如莫高窟第285窟南壁西魏壁画、第296窟北壁北周壁画、第71窟北壁初唐壁画、第331窟南壁初唐壁画、第321窟北壁初唐壁画、榆林窟第25窟南壁中唐壁画等（图6），其中尤以第71窟北壁初唐壁画所绘二层阁上平座之栏槛造型最为详细写实。而第331窟南壁初唐壁画所绘栏槛华版上则有华丽的宝相花彩绘，望柱柱头则似为鎏金莲花或火珠造型。榆林窟第25窟北壁中唐壁画所绘佛台之栏槛构件交接部位有金属饰具，兼有加固作用。金属饰具的材质，亦往往成为主人奢俭的象征，金铜为奢、铁为俭，如唐姚珽谏节愍太子语：
图6 敦煌莫高窟第285、296、71、331、321窟及榆林窟第25窟壁画中的栏槛形象（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5）
图7 正仓院中仓藏红牙拨镂尺上的建筑图像（正倉院事務所《正倉院寶物·中倉II》，每日新聞社，1995）
莫高窟第331窟南壁初唐壁画中的栏槛乃施于户外水上平台、桥梁之上。此类使用，也见于日本人正仓院中仓所藏“红牙拨镂尺”上，其所绘园宅，前为三间屋宇式大门，门内对称有二方池，池后有小堂，环以山石、花木、飞鸟。池边即环以栏槛，上为寻杖、下为镂空，形似《营造法式 》所言的钩片造，颇显精致华贵（图7）。而斯坦因曾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有唐代虹桥造型，上设绘有云纹栏板的栏槛。
前文谈 及《史记 》 中记载的“重栎”，以及栏槛相重的空间造型，唐代亦有实物形象存世，此即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鎏金单层小塔，坐落于三重台基之上，台基边缘各有栏槛，形成三重栏槛迭起的崇高形象。其栏槛华版为透雕的花形、云纹造型，寻杖之上则有火珠。
早期栏槛多为木构，然而木构施于建筑檐下、内部尚可，若在桥梁、露台等处，则极易朽坏，需代以不同材质。隋唐洛阳宫中出土了陶制望柱，纤细如木，当为刻意仿照木构制作，可以想见当时洛阳宫中建筑的精巧情状。长安大明宫、兴庆宫中发现的石质栏板、望柱构件则更为华丽，栏板纹饰均为透雕，一同法门寺鎏金小塔栏槛之透雕华版，图形或为云龙、或为翼马云纹（图 8）。其残望柱则为方形抹角，上有莲花，花上已残，或为神兽之属。由此观之，唐代宫室建筑栏槛华版透雕或为通制，且石质栏槛已普遍应用于高等级的宫室建筑。可与之比照的是赵县隋代大石桥所遗精美的龙纹石栏板（图 9），虽非透雕，而龙身穿行于石中，厚重的石板顿显轻巧灵动，实乃唐代石质栏板中的神品。唐德宗时期，长安含元殿栏槛因地震而大范围倒塌毁坏：
贞元三年十一月己卯夜，京师地震，是夕者三，巢鸟皆惊，人多去室。东都、蒲、陕亦然。四年正月朔日，德宗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质明，殿阶及栏槛三十馀间无故自坏，甲士死者十馀人。（《旧唐书·五行志》）
图8 唐兴庆宫遗址出土石栏板上（www.beilin-museum. com）、大明宫太夜池遗址出土石栏板上（安家瑶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考古新收获》，《考古》2003年第11期）
图9 赵州大石桥隋代石栏板局部（作者拍摄）
图10 北宋《营造法式》钩阑图样（《营造法式图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图11 上图：日本法隆寺金堂二层栏槛（穗積和夫等：《法隆寺：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筑》，馬可孛羅出版，2011）；下图：五代后梁赵喦《八达游春图》中的栏槛（www.npm.gov.tw）
三 承云接栱
在北宋《营造法式 》中，“钩阑”分为“重台钩阑”与“单钩阑”两种，前者高4-4.5尺，华版有上下两重，中施束腰；后者高 3-3.6尺，只有一重华版，而无束腰（图10）。
钩阑之望柱用于转角部位，又有不用望柱者，寻杖于角部或为“绞角”（端头交叠凸出）、或为“合角”（端头不凸出）。“绞角”形式质朴羁直，日本所遗飞鸟时代法隆寺金堂二层钩阑为重台钩阑，其寻杖、盆唇、束腰皆为“绞角”，束腰之下、地栿之上的对应蜀柱位置为一斗三升的斗栱造型，其间则为人字栱，古风浓郁。此形制略如五代《八达游春图》中所绘钩阑，尽显精妙（图11）。早年斗栱望柱只用于转角，至明清时钩阑多为石造，石质既脆，则不可过长，否则折断，因而不但转角处设置望柱，每间亦设望柱。青海乐都明代早期所建瞿昙寺楼阁之钩阑，虽为木质，却也已与通行的明代石栏造型一致（图12）。《营造法式》谓望柱柱头形式为“破瓣仰覆莲，当中用单胡桃子，或作海石榴头”，而寻杖则有“圜混，或四混、六混、八混造”，即截面或为圆形，或为方形，或为六角、八角形，或作内收的“撮项”之形，细节变化十分丰富。
图12 青海乐都瞿昙寺明代楼阁木栏槛（作者拍摄）
蜀柱上托寻杖，下抵地栿，上半部为中部膨大的“瘿项”，此称谓当源自树木瘿结之形。顶上有云形之木，称“云栱”，若简约，则为斗子，形如斗栱之斗，合称“斗子蜀柱”，上承寻杖。云栱加蜀柱的形式发展至明清石钩阑中，成为净瓶。蜀柱的位置，一般与其相邻之柱网一一对应。
华版自唐宋以来多为钩片造，较早形象如李寿墓门楼图、法隆寺金堂等，而钩片之外亦有直棂、卧棂等简单的栏槛形式。在后人摹《唐后行从图》中，唐代宫中亦有直棂栏槛，正与唐代殿堂流行使用的直棂窗形成对照，如同汉代栏槛与窗棂中的菱纹、琐纹一样，乃是时代风尚使然。九原岗北朝墓壁画则仅在盆唇下设短柱一根，更为简素，并与陕西潼关税村隋代贵族墓门楼图上栏槛形式极为相似，或为当时北方常用的传统样式。
宋画《草堂春睡图》中，出现了可坐卧的栏槛，中部与“盆唇”相当的部位发展为坐板，上部“寻杖”外移，此与明清江南园林“美人靠”当属于一类。宋代士大夫文化逐渐发达，私人居住游赏空间的创作随之兴起，因而建筑造型更加自由而不拘程式。栏槛遂终于突破了“百金之子立不倚衡”的习见形式，发展出专为倚靠的设计。
宋代又有“勾栏瓦舍”之称，意指公共娱乐场所。勾栏即钩阑。盖宋代以后，城市不设里坊，商业自由，这就要求作为公共娱乐场所的建筑封闭性减弱、通透性增强，因而公共场所多以栏槛代替墙体作为空间分隔，栏槛遂成为建筑空间中的关键元素。秦建明先生以为公共场所之栏槛因人多拥挤，故加斜撑以固定之，“勾栏”即特指有斜撑之栏槛（参秦建明《勾栏瓦舍试解》，《文博》2015 年第4 期），其说颇具新意。然而笔者以为“勾栏”之称，也可能源自早年栏槛的“钩片造”，以形得名。
图13 明清石栏板望柱（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明清以后，宫殿、坛庙、寺观大量使用石栏，称“栏板柱子”或“栏板望柱”，通常由栏板、望柱、地栿三件石雕构件组成，其栏板即宋代钩阑之寻杖、蜀柱、盆唇、华版之合体（图13）。局部装饰造型样式变化亦甚多，如望柱柱头有莲瓣头、覆莲头、石榴头、二十四气头、叠落云子、水纹头、素方头、仙人头、龙凤头、狮子头、马尾头、八不蹭等（参刘大可《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305页），其莲瓣头、覆莲头显然是由唐代莲花式望柱头发展而来，“石榴头”则与《营造法式 》“海石榴头”一类相近，而仙人、龙凤、狮子等样式更富变化，典型实例如金代北京卢沟桥望柱狮子。至于地方祠庙，望柱柱头别具个性，人间诸般形象几乎皆可取为所用，寓意繁多。栏板则有禅杖栏板、罗汉栏板两类，前者上部透雕形成净瓶，为高等级建筑常用，而罗汉栏板实面不透，纹饰亦简素。
木质栏槛盛行时期，因其造型轻巧、装饰玲珑、色彩斑斓，而木质亦温和亲人，因此往往成为文人吟咏的话题，如“日高犹自凭朱栏”（韦庄《浣溪沙》）、“长爱碧阑干影”（晏几道《临江仙》）、“曲栏幽槛小红英”（范成大《鹧鸪天》）等等，不可胜数。明清以后多用石栏，形态厚重，庄严冰冷，栏槛的意象便逐渐淡出了文学的视野。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