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皇帝”会飞行吗？
撰文/孙英刚
君主的一个正式头衔、非正式称呼，或者一个通俗的描述性概念，其背后常常隐含着深厚的思想和信仰意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对君主的描述性概念，除了“天子”“皇帝”“天王”“可汗”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称呼外，还有一些现在看起来略显生僻和奇怪的叫法，比如“飞行皇帝”。许理和教授（Eric Zürcher）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Brill, third edition, 2007, p.270, see note 117）中讨论南朝宋宗炳（375—443）的《明佛论》（《弘明集》卷二，《大正藏》第52 册，12页）时,提到这个概念：“飞行皇帝是‘cakravartir
āja’的一种古体（archaic）翻译……通常这个概念被译作‘转轮圣王’。”宗炳《明佛论》原文为：“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即亦随化升降，为飞行皇帝、转轮圣王之类也。”宗炳的《明佛论》反映的是公元 5世纪初中土的佛教观念，其实“飞行皇帝”一词曾在数百年间非常流行，乃至影响到中古时代的政治修辞和艺术表现形式。中古时期，佛教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描述，主要集中在转轮王的有关理念上。转轮王和中国的传统君主概念“天子”有明显的区别。“天子”是接受天命统治人民，统治得好，会有祥瑞出现；统治有弊端，上天会降下灾异；统治得实在太糟糕，天命就会通过汤武革命或者禅让的方式转移。转轮王则不然，其统治人民的资格来自功德的累世积攒。他是理想的统治者，在他统治之下，人民和乐，财富丰饶（参《长阿含经·转轮圣王品》）。他是统一君主，不是割据政权的“小王”。在中古时代，他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称呼——飞行皇帝。唐初的高僧道世对飞行皇帝的描述非常简练但却点出了其主要特征：“盖闻飞行皇帝统御四洲，边鄙逆命则七宝威伏，十善引化则千子感现。囊括遐迩，独处中原。”（《法苑珠林·轮王篇》）在道世的描述里，飞行皇帝居于世界中央，统治四大洲，七宝是他摧毁敌人的武器，十善是他教化百姓的律条。
从汉文佛教典籍来判断，转轮王最早的翻译应该是音译的“遮迦越罗”。公元 167 年，来自贵霜的三藏支娄迦谶（Lokakṣema）到达洛阳，开始自己的译经事业。检其现存的译经典，他从未使用“飞行皇帝”来对译转轮王，全部都音译为“遮迦越罗”。比如在《道行般若经 》卷四（《大正藏 》第 8 册，447 页）中，将“遮迦越罗”与“小王”相对，显然是强调遮迦越罗（即转轮王 ）作为统一君主的特点。在《佛说阿阇世王经 》（《大正藏 》第15 册）、《佛说遗日摩尼宝经 》（《大正藏 》第12 册）中，支娄迦谶都是照此翻译，一而贯之。在《佛说遗日摩尼宝经 》中，他还明确描述了“遮迦越罗”的转轮王特征 ：“七宝自然来生”，“遮迦越罗有千子，无有一子应遮迦越罗相也”等等（190页）。支娄迦谶之后，这一翻译常被使用。比如东汉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 》卷下（《大正藏 》第 4 册，160页）描述转轮王云：“遮迦越罗典领四域，飞行案行，七宝导从。”西晋沙门法立共法炬译《大楼炭经 》卷三（《大正藏 》第1册，290页）云：“譬如遮迦越罗王……王有七宝。何等为七宝？一者自然生一金轮、二者白象、三者绀色马、四者摩尼珠、五者圣玉女、六者圣辅臣、七者圣主兵臣。”慧琳撰《一切经音义 》卷九解释“遮迦越罗”云：“正言斫迦罗伐辣底遏逻阇（cakravartirāja），此译云转轮王也。”（《大正藏 》第54 册，357 页）
除了“遮迦越罗”，音译中较为流行的还有“遮迦越”或“遮迦越王”。建安二年（197），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 》卷上，描述迎接转轮圣王的仪式，称“迎遮迦越王法”（《大正藏》第3 册，471页）。支谦译《佛说慧印三昧经 》（《大正藏》第15 册）、竺法护译《佛说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 》（《大正藏》第17 册）、西晋安法钦（281年到洛阳）译《佛说道神足无极变化经 》（《大正藏》第17 册）、西晋于阗无罗叉奉诏译《放光般若经 》（《大正藏》第8 册）、东晋迦留陀伽译《佛说十二游经 》（《大正藏》第4册）都使用这样的译法。竺法护在《佛说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 》中，提到了“飞行遮迦越”的叫法，已描述了遮迦越王“飞行”的能力和特征（84-85页）。安法钦译《佛说道神足无极变化经 》也用“飞行遮迦越”的译法，并且指出“其子有千人，七宝皆悉具”（808页）。直到北凉昙无谶（Dharmakṣema，385-433）译《佛说文陀竭王经 》（《大正藏》第1册）时，仍将“转轮王”翻译为“遮迦越王”，并且非常详尽地描述了遮迦越王的特征，比如拥有金轮、白象、绀色马、明月珠、玉女妇、圣辅臣、导道主兵臣等七宝；“修正法”，“有千子”，“有四天下”等等。
梁沙门释僧佑（445-518）所撰《释迦谱》卷一给出了一个说明：“遮迦越，齐言飞行皇帝，即转轮王也。”（《大正藏》第50 册，3页）在同书另一处再次强调：“遮迦王(晋译飞行皇帝)。”（10页）按照僧佑的说法，“飞行皇帝”是中土按照本地习惯对“遮迦越罗”“遮迦越”“遮迦王”等词汇的意译。其实早在东汉末期，“转轮飞行皇帝”的概念就出现了。比如东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 》卷上记载佛陀出生，相师占梦，预言佛陀“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大正藏》第3 册，463页）。 但是同一译经中，也出现了“遮迦越王”的翻译，可见“转轮飞行皇帝”和“遮迦越王”的翻译是同时并存的，甚至在同一部译经中交替出现。吴支谦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 》卷上云：“下生人间，作转轮圣王飞行皇帝，七宝自至。”（《大正藏》第3 册，473页）西晋法炬译《罗云忍辱经 》：“若欲愿为飞行皇帝典四天下。” 吴支谦译《大明度经 》卷三（《大正藏》第8 册，490页）：“譬若欲见飞行皇帝，反见小王形容被服。”支谦译《梵摩渝经 》（《大正藏》第1册，883页）云：“相有三十二，处国当为飞行皇帝，舍国为道行作沙门者，必得为佛。”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 》（《大正藏》第3 册）、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佛说大意经 》（《大正藏》第3 册）也译作“飞行皇帝”。西晋居士聂道真译《异出菩萨本起经 》（《大正藏》第3 册，618页）云：“为飞行皇帝，主四天下。”附西晋录的《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 》（《大正藏》第12 册）记载飞行皇帝送葬之仪。附秦录的《佛说天王太子辟罗经 》（《大正藏》第15 册，130-131页）也云：“下生世间，位为飞行皇帝。安所出入，七宝飞行，导从前后。”鸠摩罗什《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释论之余》，也使用“飞行皇帝”的概念：“譬如转轮圣王飞行，一切营从及诸象马众畜皆亦随去。”（《大正藏》第25 册，123页）一直到唐代，“飞行皇帝”这一概念，仍非常流行。武周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奉制译《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八十云：“或为粟散诸小王，或作飞行转轮帝。”（《大正藏》第10 册，444页）
那么，为什么“遮迦越罗”或“遮迦越”等术语，又几乎在传入的同时翻译为“飞行皇帝”呢？这很可能跟诸经中反复提到的转轮王的特征有关。在众多的涉及到转轮王的佛经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了七宝（saptaratna）导引转轮王的场景。比如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 》卷八（48页）中描述的那样：“帝有七宝：紫金转轮、飞行白象、绀色神马、明月神珠、玉女圣妻、主宝圣臣、典兵圣臣。帝有千子，端正仁靖，明于往古，预知未然，有识之类，靡不敬慕。帝欲游观东西南北，意适存念，金轮处前，随意所之，七宝皆然，飞导圣王。”当转轮王想去哪里的时候，轮宝就会在前面导引，七宝也如此，飞导圣王。
这样的一个翻译，对中古时代的政治修辞也产生了一些影响。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将佛教作为重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意识形态在统一的北方地区推广。开皇六年（586），恒州刺史劝奖本州士庶万馀人修造龙藏寺，为此树立的龙藏寺碑，其碑文内容既反映了地方上响应朝廷号召振兴佛法的情形，也体现了佛教术语对政治修辞的影响。碑文中描述了北周灭佛的惨状，以及隋文帝重振佛教所做的贡献：“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命，下顺民心。飞行而建鸿名，揖让而升大宝。”（《金石萃编》卷三八）龙藏寺碑中将隋文帝描述为佛教的理性君王转轮圣王，所以说他“乘御金轮”“飞行而建鸿名”。这里的“飞行”，也就是“飞行皇帝”的飞行。佛教术语对政治修辞的影响，在这里显得生动而有趣。开皇五年的《宝泰寺碑》写得就更加直白，但也都是一个意思：“大隋握图受命，出震君临，屏嚣尘而作轮王，救浊世而居天位。”（《全隋文补遗》卷二）
又比如，武德年间，因为傅奕上书建议唐高祖灭佛，绵州振响寺高僧明槩奏《决破傅奕谤佛毁僧事八条（并表）》进行批驳。明槩在描述李唐朝廷的建立时说：“方应驾七宝而飞行，导千轮而轻举。”（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一二）很明显，明槩将唐高祖描述为驾七宝飞行的转轮王。这里的“千轮”指的是七宝之一的轮宝，因其有千条车辐所以又称“千轮”。
贞观年间，李百药奉旨撰写《大乘庄严经论序》。在文中他描述唐太宗之功业时说：“圣上受飞行之宝命，总步骤于前王。……金轮所王，封疆之固惟远；芥城虽满，龟鼎之祚无穷。”（《全唐文》卷一四二）这里的“飞行之宝命”，显然也是佛教术语和传统政治语言的结合，是“飞行皇帝之宝命”的简称。可见当时文人士大夫对这类概念非常熟悉，可以融会贯通于书写之中。唐太宗自己也对这类术语很熟悉，在他还仅仅是秦王的时候，武德四年（621），他写信给少林寺上座。信里面说：“我国家膺图受箓，护持正谛，驭舄飞轮，光临大宝。”（《全唐文》卷一○）这里的“飞轮”，显然也就是“飞行之金轮”，后两句翻译过来就是：驾驭着飞行的金轮，取得统治天下的资格。贞观年间的诏敕中，太宗也多次使用类似的表达。
非常有趣的是，关中地区出土的一件北魏皇兴五年（471）造弥勒石，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上面我们讨论的内容。这件石刻造像 1949 年出土于陕西省兴平县，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像通高 86厘米，宽55厘米，正面是圆雕交脚弥勒，带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背面则纵分七栏，刻十五图，内容包括佛祖降生、九龙灌顶、树下思惟、乘象入胎、礼弥勒佛、蠰佉王（Sankha，未来的转轮王）与二大臣商议出家、弥勒往耆阇崛山等等。其中最大的一幅图出现在背部第三行的中间。刻的是四人向右侧飞动，其中一人形体较大，有头光、帔巾，三人较小，右侧两身头戴尖帽，为男子；左侧一身饰有高发髻，为女子形象。四人身下刻有奔马、奔象、飞轮及摩尼宝珠。显然，这正是对飞行皇帝的描述。那个个头儿最大的就是飞行皇帝——把领袖的形象刻画得比其他形象高大是人类常见的一种艺术传统。在图像中，七宝导引飞行的场景正是对文献记载的场景的呈现。不过唯一有点“原创”的是，轮宝并没有飞在空中在最前面导引，而是位于图像的中下部，在地面上滚动——这或许是囿于制作者的想象力，认为轮应该是滚动的。
飞行皇帝的飞行，当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但相关的概念和理念，却体现在中古时代人们的想象里，展现了一幅很有趣的历史画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