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说为主流说法，主要沿袭包咸、朱熹以来的解释。包咸注：“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朱熹也基本上认同包注，并加以具体阐释：“春服，单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鲁城南，地志以为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风，乘凉也。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 树木也。咏，歌也。”今人关于《论语》的注译本多采取这种说法，笔者不再赘举。
雩祭说则为支流说法，以王充、刘宝楠等为代表人物。《论衡·明雩篇》载：“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馈祭也，歌咏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清儒刘宝楠继承王充的说法：“窃以《古论》解此节为雩祀，自是勤恤爱民之意。其时或值天旱，未行雩礼，故点即时言志，以讽当时之不勤民者。”同时，刘宝楠也对王充的说法加以修正，认为：“雩在正岁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为祓濯，亦较《论衡》涉水之训为确。”
两种不同的解释互有长短。由于包咸未能注意其中问题，所以给王充留下反证的空间。朱子“有温泉焉，理或然也”，半出推测，未能自坚其说，故而引起后世儒者若刘宝楠等异议。然而，王、刘二氏之说或失之简略、或失之琐碎，均有不周之处。本文则以雩祭说更为稳妥，兹补证如下。由于学殖疏浅，文中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 游乐说于礼为亵
《周礼·春官·司巫》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注：“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于上公之神。”鲁国虽为诸侯，但可用天子礼，所以贾公彦疏：“若鲁与二王后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既然舞雩台是诸侯祭天求雨的场所，等级与天子礼相同，如此庄重肃穆之地，且由司巫等专职人员管理，在暮春祭祀之时，岂容士庶甚至成群的孩童随意跑去乘凉、放歌？孔门师生均为明礼之人，无礼不立，当不会有如此不检行为。即便偶一有之，必然会遭受孔子反对，“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也许会有人质疑：“此舞雩属于诸侯国之祭，由司巫执掌，而《论语》只言冠者、童子等人，二者恐怕不是一回事。”其实，参加雩祭的人员必然也包括冠者、童子。《公羊传·桓公五年》载：“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请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此处，何休申明，由诸侯国君亲自参加雩祭。另外，如何休所述，雩祭中确有冠者、童子参加。
“童男女各八人”的注解过于整齐，未可尽信。雩祭有童男女参加，当为定论。贾公彦明确指出：“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论语》，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师》云‘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祀’。舞师谓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即便到了汉代雩祭之时，依然有童子出现，《春秋繁露·求雨篇》即载：“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也许还会有人反驳：“《论语·颜渊篇》云：‘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说明舞雩台下是常人也可游玩之处，并非如此庄严，令人敬而远之。”非祭祀之时，常人可否于舞雩台下游乐，难下定论，但是祭祀之时，必无于此戏乐之理。对此，刘宝楠《论语正义》作出了解答：“言舞雩之下者，明时鲁雩祭，樊迟从夫子往游其下也。崇德、修慝、辨惑者，此当是雩祷之辞。”崇德、修慝、辨惑都是庄雅之辞，刘氏注为“雩祷之辞”，当为确论。不过，刘氏并未展开讨论，无暇顾及舞雩台作为祭祀重地的庄严性。
舞雩台为祭祀场地，尤其是暮春祭祀之时，当不容闲人随意乘凉、吹风。舞雩的目的是敬神求福，唯恐自己对神灵不敬，导致大旱连年的灾祸。雩祭为一年之中的大事，事关百姓衣食丰足，且国君亲自参加祭祀，如果不是祭祀人员，寻常冠者、童子等岂可在此肆意喧闹？常人尚且不敢如此怠慢神祇，何况曾点这般的贤人？
二 曾点并无强烈的出世思想
今人张帆先生已有提示：“作为儒生的曾点，既受巫祝文化的影响，又深知稼穑之艰难，祈雨祭天以求丰衣足食，在他看来无疑是大事一件。”（《亦说孔子“喟然”“与点”》，《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比起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千乘之国、方六七十之邦、一国小相等政治抱负，曾点的务实表达更容易赢得孔子的赞赏。曾点的志向尤其与子路的志向“因之以饥馑”，形成鲜明对比：与其设想拯救百姓于饥饿之中，不如祈祷风调雨顺，预先蠲除百姓的饥饿之忧。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史料能够说明曾点本人并无强烈的出世思想。《说苑·建本》载：“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一般而言，如果曾点确有强烈的出世思想，当会与世无争，心气较常人更为平和，怎会因为儿子曾参误除瓜根，就将其打得半死？一个火气偏盛之人，性情耿直，爱惜庄稼，将人生志向定为务实的祈雨求福，非常直观，容易理解，定为乘凉、歌咏的出世求退，则显得迂曲、突兀。
《孟子·尽心下》以曾皙为狂士，但是曾皙本人大体为礼教中人，当无异议。季武子在鲁国擅权，无人不知，蟜固用“不说齐衰而入见”的率直方式表达对季武子的不满。季武子死后，曾点激赏蟜固的率直，“乃倚武子之门而歌”（《礼记·檀弓下》）。这种行为看似狂野，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容易惹祸上身。倘若曾皙不是礼教的捍卫者，而是受出世思想的支配，恐不至于有此举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称曾点“疾时礼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尤可证曾点本为礼教的修习者。
曾点之子曾参为礼教贤人，并无求退思想，也可佐证曾点本人并无强烈的出世倾向。知父莫如子，曾参以重孝闻名，后来成为礼教圣人。有关曾参言行的记载遍见于《论语》《礼记》等书，倘若曾点有很明显的退隐倾向，曾参作为儿子，何故无一言提及？隐退思想与隐逸志向不可混为一谈，孔子本人也有少许隐逸思想，但始终不是主色调。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孔子的人生志向定格为一己之乐。同理亦然，曾点纵使有一些狂士之举与遗世之思，但是也不至于将求退作为自己主要的人生追求。
三 “风乎舞雩”等记载与雩祭条件高度吻合
“风乎舞雩”雩祭说发端于王充，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北国，依照夏历，无论是早春，还是晚春，乍暖还寒，去郊外浴身、吹风、乘凉，都有悖常理。事实上，“风乎舞雩”等记载与雩祭条件高度吻合，时间、祭服、祭祀人员、祭前准备、读祷文、乐舞、乐歌、献神等不一而足。
关于祭祀时间，王充认为暮春“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后经刘宝楠修正为“雩在正岁四月，非二月”。刘氏修改，名据宋翔凤之说，实据杜预之注。《左传·桓公五年》载：“龙见而雩。”杜注：“龙见建巳之月。”建巳之月于周历为六月，于夏历则为四月，故而刘氏认同“雩在正岁四月，非二月”。
对于雩祭频次、时间的分疏，清儒孙诒让作了一番整理。孙氏云：“郑以为夏四月，而谓周之雩有二，以四月为正雩，虽不旱亦举其祭；其夏五月、六月、七月，在周为秋三月，遇旱则亦雩，不旱则否，是为旱雩；馀月则有祷无雩。”（《周礼正义》卷五〇）一年之中，正雩只有一次，最为隆重，在周历六月，旱雩有三次，分别在周历秋季七、八、九月。正雩有歌舞，用盛乐；旱雩有歌舞，无盛乐；他月不举雩祭，仅用祷文而已。凡雩祭必先祷求，而祷求则未必雩祭。周历夏六月，即夏历春四月，应当举行正雩之祭，以拜神祈雨，保佑秋天谷物丰收。至于为何周代秋季即夏历夏季可以“遇旱则雩”，冬、春则不需要，是因为秋收在即，时间紧迫，比他季更需要雨水充足，以保秋收。
孙氏又言：“其周冬、春、夏三时旱，有祈祷则无定时，礼亦尤杀，故经注不具。”周代夏季，已有六月正雩，不必再祭。周历的冬、春两季，分别相当于夏历的秋、冬两季，如上文所述，与秋收无关，故而礼节有所减损。然而，孙注并不完全正确，严格地讲，周代季夏，即夏历的暮春，有正雩，而冬、春无雩祭，不宜笼统地将夏季与冬、春二季同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春秋》经文中出现大雩二十一次，散见在多月，并非局限在正雩、旱雩等四月。但是，鉴于各种缘故，不在郑玄雩祭礼例之中。对此，前人已经进行分疏，笔者不再赘言。
至于祭服则有“春服既成”，祭祀人员，如上文所述，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等。祭前准备则是“浴乎沂”，“浴”当如朱熹、刘宝楠等注，不可解释为在沂水中浴身，应作祓濯解，用沂水祓除不净、濯去不洁，准备祭祀。“风乎舞雩”，风训为“讽”，讽诵祷文，同时有乐舞，进行雩祭。“咏而归”，“咏”则为祭祀乐歌，归、馈二字相通，多见古籍，不劳例证，意为馈献，在乐歌的伴随下，向神祇馈献祭品。由此可见，“风乎舞雩”等一系列的记载几乎就是雩祭的实录。如果曾点的志向只是游乐、出世而已，大可不必如此巧合。
馀论
雩祭说与游乐说各有所长，一则肃穆庄严、为民祈福，一则闲逸洒脱、乐道自适。学界之所以莫衷一是，根源即在于孔子本人进退自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故而，无论主进主退，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然而，隐逸出世只是孔子思想的一个侧面，将“风乎舞雩”解读成游乐说、出世说，有放大孔子、曾点二人出世思想的嫌疑。这种以面夺体的做法，也存在相当大的不可靠性。毕竟，重祭、重礼正是孔子的主体思想。如何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才是孔子一生考虑的核心命题。
至于清儒赵翼的反诘，“若王充所云雩祭，则又失之远矣。果如其说，以雩祭调和阴阳，则亦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问求、赤非为邦与”（《陔馀丛考》卷四），刘宝楠之说“其时或值天旱，未行雩礼，故点即时言志，以讽当时之不勤民者”，正可作为回应。此外，细读曾点与其他三子之志，判然可别。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无不以自己为主体，“由也为之”“求也为之”“愿为小相”。唯有曾点所言雩祭，只出现“冠者”“童子”，实际上还当由司巫主持，国君亲自致祭，自己却像一个旁观者，乐观其成。曾点所言，全是为民谋，而非为己谋，主观上未必自觉，客观上却深得礼让为国之大旨，明显比三子更高一层境界，故而获得孔子赞许。
在具体阐释上，王充将“浴”解释为“涉”，这种改字解经的方法，不足为训。王充同时混淆夏历、周历的月份，将夏历四月解读为二月，也属讹误。但是，根据天气等方面的原因，大胆质疑“风乎舞雩”风干身体、乘凉的解读，最终得出“风乎舞雩”等记载属于雩祭的结论，王充的思路是正确的，结论也比较可靠。除了学界提出的论证之外，游乐说于礼为亵、曾点并无强烈的出世思想以及“风乎舞雩”等记载与雩祭条件高度吻合等三个方面，也可为雩祭说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