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当代世界

陈向阳／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对外战略思想体系中的“顶层设计”，也是其不断完善中的“世界秩序观”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对外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各国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而“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五大举措：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他强调，“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此次演讲把“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外工作七个方面的战略布局，其中第一个就是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将周边排第一位并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说明周边是中国对外构筑“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重点。

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一是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由此明确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递进关系。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演讲，他指出，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斯坦就是帮助中国自己。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可靠的友邦，中巴关系因而成为被赋予“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第一对双边关系。

同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强调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全球合作，他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路线图”：核心层是“深化亚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间层是“拓展南南合作”，扩大治国理政对话交流；外围层是“推进南北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首次系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二是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三是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四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五是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恰逢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大舞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发表高屋建瓴、激浊扬清、指引未来的历史性讲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强调《巴黎协定》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并就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三点主张：一是应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二是应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三是应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习近平主席的开幕讲话与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对最终达成《巴黎协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行合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中华文明以儒家为核心，儒家的“天下观”主要包括“协和万邦”与世界“大同”的思想。前者出自《尚书•尧典》，是对尧帝业绩的称颂，即“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后者出自《礼记•礼运》，也是对上古时代的赞美，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此外，北宋大儒张载提倡“民胞物与”、“仇必和而解”，主张把他人乃至自然万物都视作自己的同胞、朋友，强调以和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二者均有人类命运与共的朴素思想。

二是新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即不以意识形态与制度来划线，而是着眼于彼此的共同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在1955年4月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上又被扩展为“十项原则”，堪称当代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圭臬。

三是“和谐世界”对外战略思想。2006年8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其内涵包括四个支柱：政治上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促进世界普遍繁荣；文化上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安全上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四是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年11月通过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一是所谓“历史的惯性”和旧的观念作祟。“人类命运共同体”尚处于萌芽状态、“初级阶段”，该理念的最终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各国矛盾根深蒂固、错综复杂，对立对抗仍是常态，针对第三方与排他性的集团结盟还有相当市场，文明冲突与歧视屡见不鲜，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霸道强权的冷战思维依旧顽固。面对残酷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任重道远，只能循序渐进、务实推进。

二是在全球层面，中国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是各国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其本质是要重塑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依旧，且“霸权行径”升级换代，以所谓“巧实力”压制围堵新兴大国与“挑战者”，极力把持国际秩序主导权。

三是在地区层面，两大“关键地区”不稳定、不确定，地区和平与安全堪忧。其一，亚太地缘战略博弈复杂激烈，美日相互利用。美国为围堵中国，加紧编织同盟与伙伴关系网。安倍对二战侵略历史并无悔改，依旧坚持走右倾化道路。菲律宾在南海倒打一耙、狐假虎威。朝鲜一意孤行，强化核武装。中国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备受掣肘。其二，中东北非乱局难消，区内国家矛盾、教派矛盾等复杂纠缠，美国推卸责任、投机取巧，“变天”与战乱国家秩序重建遥遥无期。

四是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领域，每个领域均面临严峻挑战。经济上，美国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企图重新主导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维持“美元霸权”；政治上，西方大国推行“普世价值”，伺机策动“颜色革命”；安全上，美国谋求军事霸权，压制新兴大国崛起；文化上，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冲突与种族歧视明暗交织；环境上，人类的无限欲望与自然的有限能力反差巨大，减缓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知易行难。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路径

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以“十三五规划”为契机，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以“利益共同体”为纽带。具体路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战略文化上古为今用、返本开新，包括创新“合纵连横”，弘扬义利兼顾、德力具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其中，“新合纵”要按纵向地域和对象国推进，包括周边、亚非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三个层面。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大国关系致力于“和而不同”，防止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新连横”要按横向领域推进，包括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环境五大领域，重在规则博弈与秩序重塑，扩大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务实王道”，即两手并举、双管齐下、恩威并施，区别对待不同对象。

二是未来五年扎实推进“十三五规划”，重点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外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好基础。“十三五规划”第一篇（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发展理念）提出了“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强调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三五规划”第11篇（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更明确提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全“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充分发挥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桥梁纽带”作用。

其二，畅通“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构建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打造具有国际航运影响力的“海上丝绸之路指数”。

其三，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办好“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环保、卫生及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智库联盟”。

综上所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兼顾现实针对性与长远方向性，净化与升华了当今国际关系思潮，具有深远影响与巨大生机。展望未来，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将弘扬义利兼顾、德力具足、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务实王道”，迎难而上、稳中求进，积极引领世界秩序重塑，携手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