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孤胆英雄”
2016年1月11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记者的心中却热乎乎的，并有着一种特别的激情，因为我采访到了仰慕已久的著名的战斗英雄陈洪远同志。
我是贵州省镇远县农村的，1980年10月入伍。当时老家生活很穷困，所以我立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让家乡父老失望。为了能摆脱穷日子，我想那时农村兵绝大部分都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陆军14军40师118团1营1连1排2班当战士。当时我们团驻在昆明金殿（明末吴三桂独霸云南时，曾在昆明铸了一座重达二百多吨的青铜宫殿，俗名金殿）后山北边不远的庄科山里。当时我们团刚经历过1979年2月初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4军40师所属的118、119、120这三个主力团，在西线作战攻克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及以后的作战中，立下战功，打出军威），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的刘永新少将那时是我们118团的参谋长。刘将军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做事都很优秀，我非常佩服他。
大战过后，部队正进行有针对性和实战性的正规化建设，训练强度很大。云南地区地处亚热带，炎热潮湿，长时间站在大太阳底下进行队伍操练及各种战术动作，有些新兵受不了都晕倒了。但在我心里部队训练这点困难比在老家的日子强多了。“知足者常乐”，所以我干得很起劲，成绩也有很大提高，用句文明词讲就是在新兵中“脱颖而出”了。1983年14军搞大比武。各个师都要抽出“尖子”参加比武。我们118团的高手都被集中到119团驻地训练比赛（按照当时部队的装备编制，训练时一个班有7~8个人，班长副班长配56式冲锋枪；56式轻机枪正副射手，副射手扛弹药；69-40火箭筒正副射手，也是副射手扛火箭弹。其他士兵配56式半自动步枪，后来就全装备56式冲锋枪了。如果是战时的加强班，则有12个人左右，增配狙击步枪、火焰喷射器、无后坐力炮）。
我当时是轻机枪射手，使用的是国产56式轻机枪，该枪性能还是挺不错的，我那挺机枪被我保养得很好，在训练和比赛中从没“掉过链子”！我当时的射击技术还是很好的，150米以外的汽水瓶子，一个点射（2~3发子弹）就能打碎。打胸环靶，我经常2发子弹打进一个射孔。
除去本人和本单位射击之外，当时我们经常举行对抗赛，比如我们1营出一个班7个人，2营也一样。100米以外7个钢板靶，从起跑线开始跑40米处，卧倒装弹射击，谁先打倒全部靶子就为第一。我们班最快时只用9秒就能完成任务！
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必须全副武装跑得快！我们在腿上肘部都绑上沙袋每天5千米越野，一个月下来都能减十几斤肉。现在爱美的姑娘小伙儿，如果用这种方法减肥，我保证百分百成功！
由于我们训练刻苦，比赛常得第一名，不过那时一分钱也没有，只是发个笔记本、钢笔之类的纪念品。但我还是珍视自己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奖品！参加军里400米打射空靶（这是一种模拟打敌碉堡射孔的项目），目标在肉眼里只有指甲盖大小，但我得了第一名，并荣立入伍以来的第一次三等功。
由于训练强度大，一套作训服没几天就磨破了，腿上身上到处都是伤。训练一天下来，有时累得我都爬不上床，但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1983年3月我入党了！
谈到伙食总的讲是逐渐变好。新兵时最次，净吃老陈米，我们这些南方兵还凑合，可是北方人就受不了了。我们连有一个山东兵，就因为这个偷偷跑回了老家，部队又派人把他找回，教育一番后，解除军籍回乡务农。后来伙食慢慢变好了，临战前吃的就比较好了。出征前军师领导也向我们敬了“出征酒”，什么牌子的我忘了，但肯定不是“茅台”。两山作战之后，地方慰问品也多了，伙食自然就更好了。但我作战负伤后，就没再回一线部队。近些年，部队的生活更上一层楼了，已不是那时我们能想像到的了！
现在说打仗吧。
参战
1984年4月28日，14军40师攻打老山之前，我是118团1营1连2排4班长。
4月28日，118团攻击老山的具体部署是这样的，我们1营执行迂回穿插任务、2营助攻、您采访过的臧雷营长带领3营主攻。
我们1营的具体任务是在团100毫米迫击炮、工兵、无后坐力炮、喷火、侦察等部队和兵器配合下，头天晚上利用夜暗隐蔽在马黑东南侧占领出发阵地。在80号高地与90号高地之间越过国境线，向76号高地和1072高地进攻，形成对968高地方向正面阻敌增援。然后沿48、49号高地向50号高地和老山方向发展进攻，配合团主力部队全歼老山地区之敌。然后在48、79、1072、44号诸高地之前组织防御，打敌反扑，巩固阵地。简单讲就是我们营要迁回穿插到老山面向越南的方向，占领阵地，打击从老山上被我击溃下来的敌人，同时还要阻击从敌纵深方向增援老山的敌人。实际上我们一营要承担敌人来自两个方向的夹击，力争全歼老山之敌，任务非常艰巨。
◎ 陈洪远（图中戴眼镜者）和立功战友的照片，成为《红旗》杂志的封面图，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
◎ 我军的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正在向越军阵地猛烈炮击
我们连是1营的尖刀连，我们班又是尖刀班打头阵。4月27日19时30分，我营开始穿插行动。我们的潜伏地马黑离老山主峰直线距离只有3千米，如果是平地，用不了一个小时跑个来回。但这里到处都是陡峭的大山深谷，而且长满了密密的大树竹子藤条，野草都有人那么高，根本就没有路，而且到处可能都有敌军埋下的地雷、铁丝网，还有敌人的火力也都瞄准这个方向。更何况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掉队，我们用发光磷粉在钢盔后面画了两个点，并且用绳子把每个战士都连接起来，有点像小朋友们互相拉着手过马路……
为了隐蔽不出声音，我们把武器、子弹袋、水壶等可能发出声音的物件都用纱布包起来。我们尖刀班还有数把磨得锋利的弯刀，用来砍藤条野草开路。路实在太难走了，尽管我们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有人摔倒，甚至滚下深沟造成队伍脱节，大大延长了到达冲锋位置的时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条路线原本不是刘昌友师长他们选定的路线，而是14军的某位领导强行把我们的行军海拔高度提高了400米！导致路程这么难走。所以，尽管我们提前两小时出发，还是迟到了。带队的向坤山副团长因为“贻误战机”受到了处分。
我们记得是凌晨5时56分我军开始炮击。数百门152、122、130、85毫米等口径的大炮把天都打红了。
敌人早预料到我们的进改，肯定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军强大的炮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敌人的纵深火力。所以我们炮击刚停顿不久敌人的炮就打过来了，而且我们营集结地正是敌人炮火的预定炮击地域。更坏的情况是敌人的炮弹装的都是瞬发引信，在树冠方向就炸响了，所以像从天上下了弹雨，弹片乱飞，没有爆炸死角，给我们造成重大伤亡。正式攻击还没开始，3连就阵亡20多人，我们连亡10多人。
这时天已麻麻亮，部队的建制已基本被打散“放羊了”。按战前的布置战士们开始各自为战，我带头冲在前面，因为我体力好，所以与后面的同志脱节。此时敌人还在不停地炮击这一区域，我也顾不得后面的同志，只是边躲避敌人的炮火，边向敌人的高地冲去。我先是钻过一道铁丝网爬过一道很高的防步兵绝壁，跳进一条战壕，从高地后面冲了进去。这时发现自己已经迷路。前面的不是我们一营尖刀连要攻击的敌1072高地。因为1072高地地形陡峭，而且周围长有很多杂树，山顶也不平坦。战前训练时我对1072高地沙盘模型很熟悉，而沙盘制作是很准确的。
事到如今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攻错了目标，眼下只有一条路，自己打吧。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真刀真枪上战场，当时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怕有什么用？想到那么多好战友都倒下了，我能不为他们报仇吗？再说老兵们也多次讲过“战场上你越怕死，越会死”！豁出去了！我在战壕里爬了十几米，看见一个黑洞洞的坑道口，隐隐约约地听见有声音，我掏出了一枚木柄手榴弹，拉开保险扔进去，紧接着又向里面打了个20几发弹的长点射。然后侧耳听，没有动静了，就慢慢钻了进去，里面躺着好几具软绵绵的敌人尸体。我跨过敌人尸体，慢慢往里走，里面很黑。突然间我觉着自己的冲锋枪管被什么东西拽住了，吓了我一跳。但马上我就转过神来，隐约看见一个敌军喘着粗气，紧紧地抓住我的枪管往后拉。我使劲把枪管往上抬，那家伙还不松手，这时枪口正对他的脑门儿，我一扣扳机，那家伙连哼一声也没有就倒下了。我数了数共7个敌人被我打死了。洞里还有二门60迫击炮和一些弹药，大概这是敌人的一个炮班，因为躲避我军炮击藏在洞里，没来得及跑出去。里面还有一张木板床。过了不大功夫，我又听见坑道口好象有说话的声音。我趴在床上，枪口对准洞口。因为敌人刚进洞，看不见里面的我，在离我差不多只有2米时，我开枪打死了他们4个人，并迅速从死尸身上找到了几个冲锋枪弹匣（越军当时使用的都是由我国在其抗美战争中援助的56式冲锋枪）。我连续干掉了十几个敌人，心里已经不害怕了，于是我钻出坑道从战壕里搜索前进。忽然，看见一个戴太阳帽的越军，他也同时发现了我，坑道有一拐弯我往旁边一闪，顺手扔出了个手榴弹，谁想到手榴弹碰到壕壁又弹了回来，在我脚下“咝咝”冒烟。那真叫千钧一发，我飞速捡起手榴弹又扔了回去，炸死了那家伙。坑道前面是个大隐蔽部，我听到有发电报的声音，摸过去扔了两个手榴弹炸死了那3个人。缴获了一架望远镜挂在自己身上，还有一本密码本，我也装了起来。本来我想把电台也搬走，但太沉了，于是我从上面拆下个零件，心想在评功时这也是个凭证吧，然后把电台砸了。我继续往前搜索又进了一个短洞，里面有3口木箱子，一个箱子里装的都是炮弹、子弹，还有一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些越文的文件、档案、当官的衣服，还有些是越币，我捡了两张塞进包里想留个纪念。我当时还挑了一件越南军官服穿上，心想这一化妆，就不会被敌人发现了。但我转念一想，要是被我军攻上来的部队发现了我，说不定会打死我。因为战时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根本来不及细想，于是我又脱下了军服，只把衔位领章扯了下来，到时这也是咱的立功证明啊！
◎ 战前陈宏远（左下角）和战友们在南温河进行训练
◎ 陈洪远为本刊题词
不大功夫，从外面进来一个越军，我马上给他来个点射撂倒了他。外头这时突然打来两梭子，又扔进来一个手榴弹。那个坑道也是个死弯，我已没处躲，就从旁边一张床上扯下一条棉被盖在头上，结果有一块小弹片打在手腕上，我一咬牙，愣拔了出来。这时洞里的我和外面的敌人形成对峙，都不知对方的情况，我索性不出声装死。谁知道敌人从外面放进了一条狼狗，如果让它咬上，我也完了。就在这畜类离我不到3米时，我朝它打了一梭子，狗叫两声就死了。我不能老呆在洞里等死，必须冲出去。我正要往外冲时，外头扫进来一梭子弹，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钢盔，弹头钻进左眼眉毛中间，疼得钻心。人到了这时什么也不顾了，我咬牙拔出了子弹，血一下子流了出来，半拉脸都是血，我简单包了一下。不行，必须冲出去！这时洞外炮声枪声响成一团，听说话的口音好象是我们的人冲上来了。于是我便从洞口探出身去，用手围了个喇叭口，向外喊：“我是陈洪远！”听到我的喊声，6连指导员周辉带着战士们围了上来，“这不是四班长吗？”周辉曾在我们连当过副指导员，对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周指导员清查了我的战果，毙敌16名和一条军犬。这时我才知道这里是49号高地上敌人的一个连部，我原来是替6连打的仗！而我们的1072高地攻下来没有啊？
6连的同志替我包了伤，并派6班的火箭筒手罗全负责把我送下山。我把自己的冲锋枪和子弹、望远镜都交给了他们，身上只有一个背包和4个手榴弹了。罗全扶着我走了一会儿，我对他说：“我没事，你回去吧，高地上需要人！”
艰难下山路
我自己走两步歇两步地往山下走，实在走不动了就爬几步，然后再走。走了几百米以后，我又碰上了我们连和其他连的三个伤员还有两个烈士，我们轮流背着烈士遗体。下山的路，并不太平，随时都可能遇上敌人的溃兵。所以我们也是走一会儿，仔细听听，没动静，再往山下走。我把自己带的4个手榴弹，分给其他三个伤员每人一个，说：“万一有敌人，咱们就扔出去三个炸那些越南鬼子，剩下一个咱们四人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宁死也不能当俘虏！”
有一回真危险，敌人就从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跑过去了，幸亏我们藏在一个废掩体里，又盖了些树枝，才没被他们发现。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举目望去，什么吃的也没有。这时有个伤员翻着被我们背下来的烈士遗体（已经腐烂）的衣兜，里面竟然有已被血浸染过的乌黑发臭的压缩饼干，一闻那味就想吐。但是人饿极了，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每人啃了几口血饼干，嘴里倒觉得很甜很香。当时我们不仅没有饭吃，连水也没有，吃了几口饼干，嗓子更干了。这时我们发现前面别人走过的脚印里还有点水，我们爬过去用嘴吸，但水太浅，根本吸不上来。人急了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我突然想起用塑料管喝汽水的事，正巧我口袋还有一支自来水笔，连忙掏出来，挤出里面的墨水，用它来吸脚印里那点救命水，果然吸上来了。就这样我们把几个脚印里的水都吸出来喝了。那点带有钢笔水又酸又涩的水是我这大半辈子喝过的最好的水。
讲到这里，陈洪远的目光久久停在他和记者面前那两杯刚沏上散发着清香的龙井茶上，眼眶里含着几欲滴出来的泪水。
我们已经爬了三天三夜，其实这么长时间也根本没走多少路。当时我的心里快绝望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在路上被活活渴死饿死，你说冤不冤。其实营长刘年光他们也一直带人找我，他一边走一边喊，有一回离我们藏身的野草丛只有5米！当时我连喊“到”的力气也没有了，其他三位战友都昏过去了。就这样又错过了一次机会。第四天，刘营长继续带人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拨开草丛拉网寻找，最后终于找到已经奄奄一息的我们四个人。营长紧紧地抱着我，扒开我肿得老高的嘴唇，给我和另外三人灌了几口带来的桔子罐头里的甜水，慢慢地我们才苏醒过来。
◎“战争之神”在惩罚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
我们被紧急后送到落水洞，那里有我们直升机的备降场。根据伤情我们被分送到不同的医院。我先是到开远的69野战医院，左眼伤已经严重感染，又送到几处大医院，最终也没保住。
那三位战友中，有一位据说伤重不治牺牲了，不知那两位现在生活的怎样？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我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和那三位伤员及两具烈士遗体在一起的四天三夜的难忘日子。
反思
我伤愈出院，参加了老山英模报告团（当时共有参战部队的7个报告团），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报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全国人民都把我们这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当作明星对待！
因为在外地做报告，所以我耽误了去昆明陆军学院深造的机会。后来，云南大学、民族学院等高校都向我发出了入学邀请。86年9月，我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了4年，毕业后先后在118团、40师等单位的文艺演出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我爱人是原北京雕漆厂团委书记，我们结婚后长期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在京很辛苦。于是我想调到北京，当时的40师师长张又侠（现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极力挽留我，但家中困难实在太大了，就谢绝了领导的美意调回北京。先到卫戍区3师12团，后到西城区武装部任副部长，直到前年退休。
回首往事，我要讲几句真心话。我是幸运的。首先我有幸参军入伍来到40师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又有幸参加4.28老山之战，更幸运的是我没有牺牲在战场。还有当时连队并没有为我请功，是我在住院时，医生问我是如何负伤的，我把情况谈了，他们反映到了40师，师政委陈培忠非常重视，亲自带人核实我的战绩，为我申请了一等功。后来军委邓小平主席发布命令，授予我“孤胆英雄”荣誉称号。您说我这不是幸运吗？
现在我生活得很好，爱人事业有成，儿子在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学习。比起那些长眠在烈士陵园的好战友，还有那些虽然活了下来，但生活得并不好，甚至很困难，有些还过早离世的战友，我是幸运的！现在我退休了，但我决心利用各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为战友们尽可能地做一点实事，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
有关“孤胆英雄”陈洪远的事迹，几年前记者在成都、昆明等地采访原14军、40师有关参战领导及指战员时就听说过。今天能亲耳听到他的讲述，我的心中自然更有了一番全新的感触。我想陈洪远在1984年4月28日上午那几个小时孤胆奋战时，肯定没有想什么自己是幸运的念头！他想到的只有一条——消灭每一个他遇到的敌人，不留丝毫情面。战场上只有一条亘古至今颠扑不破的真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至于其它的事情，都必须抛在脑后。如果你带着私心杂念走上战场，那倒下的不会是别人！“幸运之神”也就不会眷顾你了，读者朋友们，你认可吗……
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陈知建少将为这次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