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 从象牙塔走向聚光灯
□ 本刊记者 肖莹
杨天石和他的“书满为患斋”。（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本刊2009年5月（下）总第81期封面栏目文章《蒋介石五大谜案》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仅有关蒋介石本人的直接资料，就分为日记、信函、档案、历史文件，等等，分别存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不同地方。其中很多是孤本，既不外借，也不能复印翻拍。大部分时间里，杨天石奔波于不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逐字逐句抄录这些从未与世人谋面的珍稀史料，发掘鲜为人知的秘密。
人物简介
杨天石，出生于1936年，江苏东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是第一位看到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
埋身书堆，杨天石翻出几本仍飘着淡淡油墨香的样书，向《环球人物》记者总结起自己的2015年：“我出版了一套7卷本的《杨天石评说近代史》，和美国傅高义教授一起主编了一套3卷本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还再版了4本有关中国近代史和蒋介石的书……一共14本，大约600万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哪一年出过这么多书！”语气里，有一种他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欣慰。
这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杨天石笑称“书满为患斋”。除了书架间狭长的过道和办公桌前可丁可卯的空隙，整个屋子被泛黄的书籍资料堆满，如果来访的人超过两个，就难有腾挪之地。从事近代史研究四五十年，杨天石有一多半时间在这局促的空间度过。那些故纸堆的背后是浩瀚的历史，而他畅游其中，试图打捞真相。
杨天石和他的一系列著作见证了几股学界热潮的发端、兴起和回归理性。刚刚过去的2015年，或许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重大时间节点，他的研究成果井喷式出版。当然，这一切的开端，还得从10年前那个3月的清晨说起。
胡乔木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10年前，杨天石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那年3月26日，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部分蒋介石日记正式对外开放。杨天石和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受邀，提前赶赴美国，准备尽早亲见这批资料。25日夜里，年过七旬的他既兴奋又紧张，拉着张海鹏做起了“攻略”：“明天看蒋介石日记的人肯定很多，咱们早一点去排队。”
第二天一早，想象中的拥挤场景并没有出现。当他们匆匆赶到研究院的档案馆外时，惊讶地发现四周一片空寂。“后来才知道，档案馆当时并没有广泛对外公布这个消息。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知道我一直在做蒋介石方面的研究。”
杨天石对蒋介石的研究，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受命撰写并主编《中华民国史》中的一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了他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他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第一次看到蒋介石的老师、秘书毛思诚藏在墙壁中才保存下来的一大批资料，如蒋介石日记类抄本、仿抄本以及电报、书信、文稿等，立即被吸引住了。
1988年，杨天石根据蒋介石日记及他与汪精卫之间往来函件等大批资料，发表了自己第一篇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山舰事件之谜》，多角度分析了中山舰事件的成因，指出其中有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蒋介石误信谣言、中了圈套的一面。胡乔木读后，评价是一篇“有世界水平的文章”，亲自接见并鼓励他：“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2002年，杨天石出版了自己在该领域的第一本独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没想到，与学界认可并肩抵达的，还有一场激烈的批判——有人化名攻击他的书是在替“千古罪人”蒋介石翻案，甚至直接上书中央领导，要求对他进行处理。当时的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受命仔细研读，认为“这本书是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两位中央领导同志也做了指示和批语，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风波才画上句号。也是因为这次风波，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的名声从国内传到国外。以至于胡佛档案馆决定开放蒋介石日记时，首先就邀请了杨天石。
档案馆对日记的存放极为严密，杨天石看到的只是缩微胶卷影印件。为了防止它们被夹带出去，档案馆规定不能翻拍、复印，不能用电脑打字、录入，只能用档案馆提供的纸和笔抄录。于是，整整两个半月，杨天石每天赶到档案馆，一页一页翻阅、摘抄，连中午都不出馆，吃过自带的便当后，一直工作到闭馆。
蒋介石日记现存53年，分4年4批开放，杨天石也4次前往胡佛档案馆，共用10个半月，才将所有日记研读完毕。他摘录的三大摞、足足两尺高的资料，如今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满为患斋”中。
随着对这批日记的研究不断深入，杨天石脑海中蒋介石的形象也渐渐丰满起来。“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看到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对蒋的印象定格在‘人民公敌’这4个字。但现在，他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已经变得立体、丰富起来。”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
第一个找上门来要为杨天石的研究出书的，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彼时，刚刚进入新世纪，蒋介石仍属于“敏感人物”。杨天石回忆说：“对我的新书，统战部认为‘有价值，但会引起争论，建议不要出版’。新闻出版总署却坚持‘既然有价值，就应该出版’。”几经沟通，书稿被删去一篇文章，其余部分一字不改。这篇文章的取舍，成了这本书的大陆版与香港版的唯一区别。
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正式出版。它受到各方关注，首印的5万册很快售罄，杨天石本人也由此走出专业领域的象牙塔，开始被大众知晓。
当年年底，深圳《商报》举行“2008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专家一致将票投给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但有关方面最终将这本书从获奖名单中拿掉了。随后，沈阳一家报纸也决定将这本书评为年度十大好书，并请杨天石准备一份获奖感言，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又没了消息。杨天石忍不住打电话到报社：“你们不会也取消了我的获奖资格吧？”对方连忙回应：“没有，没有，只不过……我们决定不对外宣传了。”后来，杨天石收到一尊已经断成两截的水晶奖杯。如今，它和香港文化部门颁发的“香港书奖”奖杯一起放在“书满为患斋”的书架上。
出版和获奖都一波三折，杨天石却并没有后悔走上蒋介石研究这条路。“蒋介石活了88年，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把他研究清楚了，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可以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水平，彰显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光明磊落的广阔胸怀，有助于两岸和平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促进国家民族的和谐与统一。”他还特别搬出书来，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我说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有两大功、两大过是有根据的。仅就抗日这一点来说，1943年，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肯定‘蒋在抗战中有功劳’；1991年，由胡绳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明确写道，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我不过是用自己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说法而已。”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9年。那年年初，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全国31家媒体评选“2008年度十大好书”，决定无论如何要将这个奖项颁给《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虽然是迟来的肯定，杨天石还是很高兴。这个奖项的意义在于，他的研究第一次得到专业层面和舆论界的正式认可。
杨天石的研究和生活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在海内外旅行，常能听见有越来越多的人、用越来越理性的声音谈论蒋介石，也常能听见对他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勇气的肯定。“曾经的那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蒋秃子’‘蒋该死（宁波话里蒋介石的发音）’的形象，在不少人的心中都发生了变化。”
或许是看到市场反应的热烈，很快，有人开始紧跟杨天石的脚步，从各个角度出书“解密蒋介石”。有一段时间，市场上有关蒋介石题材的作品多达上百种。“其实资料只有那么多，尤其是新资料。有几个人真正静下心来把材料研究透了再动笔？往往是抓到一点点材料就赶紧用最短的时间抛出一本书来，先抢占市场再说。”杨天石对这样的“学术现实”有点无奈，只是继续埋头，按自己的节奏做着研究。
“民国热”从险学成显学
从2006年赴美国研读蒋介石日记，至2015年学术成果井喷式出版，杨天石在这10年中的经历，与整个社会“民国热”的发展大体合拍。
2016年1月1 4日，杨天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通常，民国时期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王朝统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38年时间。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民国的话题常被贴上“敏感”的标签。即便解读，也是脸谱化、教条化的，缺乏鲜活的血肉和细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档案的逐步公开，以及历史叙事范式的日渐多元，以往单线条解读民国史的模式受到冲击。“老百姓越来越希望了解那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昨天，渴望了解真相、还原历史。”杨天石说，正是基于这种对民国历史再认识的需求，才有了“民国热”。
2005年，一套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图，首次出版于1932年的《开明国语课本》经重印悄然面世。但彼时，“民国”还没热起来，它也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2006年，海南出版社以《武夫当国》为题，重新推出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5册、146万字的庞大体例，生动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的风云变幻，将民国时期军队间的格杀、军阀们的密室阴谋活灵活现地重现在世人面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全景式的写法提出疑义，但书中记载的翔实史料，还是激发了人们的强烈兴趣。
2010年9月，陈丹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民国人的精神、气节、习性、礼仪都带有一种特殊的“范儿”。一时间， “民国范儿”成为文化热词。不过，一些人对民国的一切人和事不加区分地予以追捧，使得这一热词被过度解读。
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很快受到关注：钱理群对鲁迅的持续解读，许纪霖对民国文人的深度剖析，余英时从陈寅恪文集中看出中国情怀，罗志田注意到清末民初文化的裂变与传承。出版市场也迅速反应过来。《开明国语课本》再次重印出版，很快就脱销，《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南渡北归》等相关著作，接连创下图书销售纪录。
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精心打磨了三四十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出版。在杨天石看来，这似乎标志着“民国热”达到高潮。
“曾经，大家嚷嚷着‘史学危机’。历史学家写的书没人愿意出版，就算好不容易开印，能有3000册印量就不错了，还不一定能卖出去。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民国热’，大陆学者的作品已经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不少出版社只能转而从台湾引进历史著作。我在台湾的一些学者朋友，几乎都在大陆出了书，而且销量都不错。”杨天石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从几十年前的险学，变成了如今的显学。
这样的市场繁荣之下，一些出版商和作者为了攫取短期利益，开始剑走偏锋。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被简单消减为所谓的“小故事”“小片段”，干瘪而片面，难以撑起宏大的主题。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娱乐不要深刻，“民国热”就这样被过度娱乐化了。最严重的是，有的作者和出版社伪造蒋介石日记、伪造宋美龄的历史，虽经揭发、批评，却一版再版，堂而皇之地出售而毫无顾忌。
如今，回望这10年间民国图书出版的高低起伏，杨天石的感情复杂极了。究竟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踩准了“民国热”的节奏，还是自己也成了这股浪潮的中坚力量？这是个一时无解的问题。
擦亮历史的镜面
事实上，“民国热”只是近年来历史热的诸多表现形式之一。《环球人物》记者查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发现，从2006年至2013年这8年间，历史、地理图书的年出版种数从9000余种攀升至近1.7万种，且涨幅逐年递增，直至近两三年才止步趋稳。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他所提出的“民国范儿”，在近些年成为社会文化热词。
学者们对打捞历史的热情，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长期致力于唐代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订补正。2005年，他重辑出版了372万字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业内普遍认为，他用11年时间“打捞”出唐、宋之间湮没、缺失的历史，为此后的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完备的五代文献。
“从十几万页的解密档案里寻访历史，既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仰。”说这句话的，是中国冷战史研究“第一人”沈志华。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1.5万余件。那之后，沈志华不断从档案中“发现历史”。2007年，他与几位学者联手出版了《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新的注释；2009年，他任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出版，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冷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的认知、分析、评判和预测；2012年，他在《冷战五书》中首次披露俄国档案馆关于朝鲜战争的解密文件，揭示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2015年，由他主编的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出版，包括不少孤本在内的2600余件中苏档案得以面世，为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外交史、冷战史的研究提供文献史料的支撑……
杨天石也将此前参与写作《中国通史》时的6万字初稿翻了出来，扩展、丰富、提炼，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出版了36万字的《帝制的终结》一书。究竟什么阶级、阶层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为何牺牲很少，却迅速取得胜利？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由于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吗？每一个问号后面，杨天石都用多年辛勤搜集的大量史料，特别是新史料来回答。
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胜利等一系列纪念日的接连到来，推动着整个社会为打捞历史行动起来。
2011年，由南京大学教师联合兄弟院校、研究机构完成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部出版完成。编著过程中，百余名专家、学者为获取一手史料，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地，进行了经年累月的搜求与整理。这套共72卷、4200万字的巨著，是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最翔实的史料集。
2014年5月，中国侨联开始在全球华侨华人中征集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史料。最终，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侨胞、社会热心人士提供了1万余张电子图片、2000余张实物照片、1000余册书籍、100余分钟视频等珍贵史料，涉及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各种反人类暴行……
就连境外学者也开始反思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中的作用和地位。“过去，西方学者回顾二战历史，从不提中国。近些年，越来越多来自英国、美国甚至日本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是这段历史中无法回避的关键。”杨天石给《环球人物》记者举例，“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就出版了一本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专门讲述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些曾经因为资料的缺失、观点的偏颇变得模糊的镜面，正经由这一双双“打捞历史之手”重新恢复锃亮。正如杨天石对《环球人物》记者所说的：“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并非简单的忠奸立辨、黑白分明。历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科学、正确地去打捞它、叙述它、评价它。”
“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
当相对专业的史学研究以可读性极强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原本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的杨天石，焕发出学术生涯的“第二春”。而和他同样被“学术第二春”激励着，成为这个时代中坚力量的，还有他的朋友们：著名红学家周思源、著名古历史专家李学勤、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
杨天石近作《帝制的终结》封面。
“周思源是我的中学校友，比我低两级。他做红学研究、写历史小说，2013年还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千古一后》。可以说，这些年一直处于发展的状态。”杨天石颇为佩服这位“老弟”的丰沛精力。
交往更多的，则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批学者们。文史馆是1951年由毛泽东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杨天石于1998年9月8日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聘为文史馆馆员。
“因为统战性的定位，文史馆最初规定，馆员应以非党员为主，共产党员数量不能超过馆员总数的5%。后来，主办机关改变思路，想将文史馆办成名人馆，把文史学界最著名的学者都请进来。”杨天石回忆说，“李学勤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方面是国内顶尖专家，对甲骨文、钟鼎文、简帛学都十分精通，文史馆很想将他吸纳为馆员。一位领导问我，‘李学勤是不是党员？’他当然是！按当时的规定，不能聘任他为文史馆馆员。最后领导下定决心，改了这条规定。”
资中筠是在这之后加入文史馆大家庭的。2009年，文史馆有意聘任资中筠为馆员。最初，她很干脆地拒绝了，并坦率说出自己的理由：一旦有了文史馆馆员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就要代表官方发表看法，如果再就某些问题发表意见就不那么方便了。“这件事被上报到温家宝总理那儿，温总理当即表示，‘我们文史馆正需要这样敢讲话、敢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资中筠加入文史馆后，杨天石和她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发现她“确实比较敢讲话，而且常常讲一些别人讲不出来的话”。
她环顾“大国崛起”的语境，毫不客气地对爱国口号下滋长起来的虚骄之气予以否定，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又冷静地提示要警惕“三从四德”、豪华殡葬等封建糟粕的借尸还魂。她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展开思考，发表了诸多文章，并表达了不少观点，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仅2011年，这位已逾八旬的学者就凭借《资中筠自选集》等3套著作频频现身各大图书排行榜。
资中筠曾说，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对于她这样的说法，杨天石也欣然点头称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历史转折，所以会比较敏锐地发现一些问题，也比较敢言。”
如今，资中筠听从朋友的建议，申请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作为重发有价值旧文、澄清冒名之作的大本营。杨天石对微信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我也会用，但绝不在微信上发表任何意见。”他说，自己现在只想韬光养晦，把自己想做的研究做完，对过往的研究作一个总结性归纳，然后正式和蒋介石这个研究课题告别。
“至于下一步，很多出版社的朋友希望我能写一本《蒋介石传》，但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有可能，我想写一本有关宋明理学的书……”杨天石坐在那里，面向镜头，目光深邃。他仿佛透过相机，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不知道上帝还给我留下多长时间。在我去见上帝之前，有几件事情若是不做完，我会闭不上眼睛。”
杨天石（中）和资中筠（左二）等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广西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