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质疑并没让慈善公信力下降
□ 本刊记者 李雪
2016年1月14日，王振耀在中国公益研究院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所有曾与之共事的人都评价他是“官场另类”：他为人平和谦逊，不打官腔不摆谱；他锐意革新，说话办事常常打破官场常规……对“另类”这个词，王振耀也“笑纳”了：“这是说我做事很怪吧。但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有时，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能奏效。”
人物简介
王振耀，1954年生，河南鲁山县人，1989开始在民政部任职，曾任救灾救济司司长、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2016年1月14日下午，当《环球人物》记者如约赶到中国公益研究院时，王振耀正手持电话，滔滔不绝地讲着。前一天凌晨，他刚从美国飞了13个小时在北京落地，下午就到了办公室，参加学院理事会。而采访这天，因为时差的关系，他早晨4点钟就起来了，修改两天后的讲课稿，到上班时已干了4个小时。
2014年深圳慈展会期间，一个年轻下属帮王振耀安排日程，一天下来，那个年轻人累垮了，王振耀反而一点事没有。他说，一是自己身体底子比较好，更重要的是“有一点使命感”。
这10年，王振耀从民政部官员到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再到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这其中有他对公益的思考、探索与架构。这10年，更是中国公益事业大发展的10年，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崛起，捐款数额、公益组织数量飞跃式增长，公益项目深刻影响了人们生活，民众的慈善理念有了新变化。
永远不要对中国人的善意失去信心
10年前，王振耀提出一个概念“平民慈善”，“平民慈善是一座没有被开发的金山，所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才非常不理想。没有平民，慈善事业做不大，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
“咱们能不能人均捐50元，通过5年努力，能不能一年捐到500亿？”王振耀这个想法一提出来，身边同事几乎众口一词，“王振耀这人说话太胆大”……大伙儿的想法不是没道理，2006年，全国慈善捐款不到100亿元；中华慈善总会接收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富人，10%来自普通民众。
作为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还是把这个颇有些“大跃进”的提法作为阶段性目标写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当时就觉得这是好事应该做。国务院把指标下到民政部，民政部下到救灾救济司，作为官员，你就得做呀。”
王振耀1989年到民政部，工作中接触到的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的善良，给了他希望。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等遭遇特大洪水。8月16日抗洪赈灾募捐晚会播出当晚，一个女人看了直播后深受感动，带着孩子到了民政部。当时王振耀正在值班，女人是来捐赠的，放下几千块钱就要走，王振耀执意要她留下名字，拿上收据，不然被贪污了怎么办？最终，女人拿了一纸收据，但坚决不留姓名。这给王振耀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个很普通的人，却显露出如此善良朴实的一面，你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很多人有捐赠的意愿，为什么却没化为实际行动？因为没受到激励、弘扬和保护。王振耀曾体验了一次申请退税的过程，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元，申请减税的手续竟多达10道，整整办了两个月。对于企业同样有这个问题。随后，他提出“以善治促慈善”。2007年税法改革，将企业的公益捐赠免税额由3%提高至12%，个人捐赠免税手续也简便了许多。当年中国公众、企业捐赠就达到了223亿。
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全民捐助潮，更让王振耀体会到了社会蕴藏的力量有多巨大。“汶川地震民间捐760亿，一年下来捐1000多亿，2009年也没有大幅下降，2010年更是超过1000亿，这几年一直很稳定。”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令公益开始展现出平民色彩。“大家平时总说年轻人有各种缺点，但没想到他们那么有责任感，亲赴灾区，忍饥挨饿，奉献自我、奉献钱财——‘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等理念展现为具体化的行动了。”
但公益、慈善，在中国依然是“道阻且长”。2015年年底，美国慈善援助基金会公布了全球慷慨指数排名，中国在受调查国家中排倒数第二，仅有8%的人有慈善捐款行为，4%做过志愿者。
“中国慷慨吗？”这一话题引发了全民讨论。王振耀想起2013年在瑞典开会时，与一位以色列教授的对话。以色列教授问他：“全世界谁对以色列人最好？”“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更不是。”“难道是中国宋朝那件事情？”王振耀是河南人，又是历史系毕业，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19世纪有传教士到河南开封，发现当地人很熟悉圣经故事，还有不少六角星——犹太人标志。原来有一批犹太人曾在宋朝到达此地，有感于中国人的善良慷慨，最终这些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被同化了。那位教授听后笑着点头，对他说：“王先生，永远不要对中国人的善意失去信心。”
从政府到民间
2010年，王振耀火了。那年6月，他从民政部辞职，就任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此前，他在政府任职了22年。一纸辞呈，从官员到民间人士，从故宫边上有警卫把守的北河沿大街147号，到了比邻发廊和大排档的大帽胡同一座小四合院。
做出辞职决定时，他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更没料到他的这一个人转变会被外界解读为：公益慈善事业从政府主导到民间自觉。
回忆起6年前的这个选择，王振耀向《环球人物》记者坦言，“很大程度还是因为民间乏力”。2008年9月，汶川地震后的第四个月，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成立，作为司长的王振耀提出对口支援，效果很好。“社会有很多散置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开发。”而另一方面，他推动的很多改革，下了很多文件，开了很多会，落不实，并不是因为政府不落实，而是民间乏力。“民间做不了大项目，相互合作力量不强；和政府好像互不联系，有时还会因为一些误解，叮叮咣咣产生矛盾。”
从那时起，王振耀给自己的理想定位就是“桥梁”，“给政府和民间搭一座桥梁，让社会更有建设性，更有力，能让民间和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从政府到民间的转变也让王振耀有了不少改变，“过去我管救灾救济，手里有钱，有资源当然受尊重。
现在，慈善家既不找你要钱，也不找你要权，只是给，那凭什么给你，就是看你的价值，看你设计的项目到底有多少价值，再来看你是不是值得信任。所以，尽管我60多岁了，还觉得每天都在成长。”
曾经，王振耀被民政部下属评价为“特立独行”，他也坦言，很多政策都是不按常理力争来的。现在，他平和多了，因为“年龄越大，越看得开”。作为一名专职的公益人，王振耀也感受过被救助者的“麻木”态度，“我就是村子出来的，家里很穷，我知道穷人的想法。感恩心是有的，不过不善于表达，还有点不好意思。我们要心胸开阔一些，你真心帮助了他，那个善的种子就在他心里种下来了。”
工作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变，王振耀最大的遗憾就是很久没法像从前那样跑步了，家里人对他的意见也挺大，因为他不着家。但家人更多是心疼他，就在北师大租了房子搬了过来，希望能让王振耀少些奔波，多休息休息。
对于家庭，王振耀面对媒体时一向不愿多谈。一方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影响到家人。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工作之外，有普通人的心态。有时他乘地铁被人认出来，他会和对方聊聊天，合个影。
搭一座桥梁
王振耀从2003年开始接触儿童救助，辞职前他一直在推动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在各地实施，散居孤儿每月600元，在儿童福利院的每月1000元。文件发下去，下面的人呆了：密密麻麻11页附件，列了近300项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项目，从土豆、苹果、猪肉，到内裤、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为此，王振耀花了半年，请各地儿童专家、营养学专家、福利院院长等，论证几轮才定下来，“这应该是中央行政部门第一个对群众生活列得这么详细的单子。”
但这一令65.5万名孤儿受益的保障制度也有无法涵盖之处，例如有些孤儿因没有户籍无法享受。这些体制无法惠及的孤儿，一直是王振耀的隐痛。
2010年9月，辞职后的王振耀与同事奔赴四川凉山金阳县调研。“在救灾司的时候，我都没去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到村里一看，我感受很深，要做的太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凉山捐赠，捐赠啥？小凳子、小桌子。因为没凳子，没桌子，孩子们只能蹲在地上学习。”此后，他们又走了很多地方。为了解决儿童福利服务递送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提出对策：在村里设置儿童福利主任职位，建立村儿童之家。
这个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由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合作开展，涉及河南、山西、云南、四川、新疆5省区12个县120个村的近8万名儿童，被王振耀称为“儿童福利的基础性工程”。“儿童福利主任每月补贴800元，1年只需1万元左右；运营一个儿童之家，硬件设施在1万元左右，一个村投入两三万元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扶贫不是简单地给钱，而是应该将关爱变成一套机制，落实到村里去，落实到孩子身边。”
云南瑞丽项目村有个叫俩麦的11岁小女孩，父亲被强制戒毒、母亲改嫁，她寄居在表叔家，常被别的孩子欺负。一次班上报名参加郊游，福利主任陪伴她一起去，活动结束后她说：“我第一次被人牵着手走路，好温暖，我好幸福！”“设立儿童福利主任”的创新做法后来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世界推广。
在公益救助领域，民间组织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统计，近几年政府层面累计救助近20万大病儿童；而仅2013年，96家民间公益组织就救助了近10万名大病儿童。但那个痼疾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各自为政，与政府也少有沟通。为推动儿童大病救治联盟，王振耀奔走数年，每次都苦口婆心呼吁各方尽早联合起来。最终，民政部、卫计委、财政部以及国内近10家儿童大病救助类民间组织一同坐下来，探讨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
王振耀这样总结公益慈善大趋势：2005到2007年是政府规定；2008到2011年已经看出民间力量；到2012、2013年，逐步进入到官民互动；再到2014、2015年，政府开始购买社会服务，反映出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与政府的良性关系基本形成。
2015年3月，贵州剑河发生地震，壹基金工作人员在帐篷学校通过游戏方式对儿童普及灾后卫生健康知识。
现在看来，王振耀6年前那个“搭起一座桥梁”的理想已经实现了。“公益组织有时候做得不够周到，政府能比较包容；政府有些政策不太妥呢，社会也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情绪。这是一个良性的、善的社会框架形式，也是一个国家稳定的社会基础。”
建立新的思维方式
“做公益这些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记者问王振耀。他想了想回答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很多固有的想法、理念，让我们无法认识、解决问题。”新思想、新方法如何才能诞生，并为公益组织自身以及社会民众所认识、接纳、实践？除了自觉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问题—争论质疑—形成共识……这个过程如同一条鞭子赶着中国公益往前走。
2005年11月，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召开，通过与海内外上百家慈善机构的联系交流，王振耀深感慈善信息透明之重要。转年10月，在王振耀的支持和指导下，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正式成立，力图通过促进信息公开和行业自律，推动公益事业发展。
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对于公益组织是个老问题。到了2011年，民众对公益组织公开透明的质疑达到顶峰。那年6月，20岁的郭美美在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炫富。彼时的红会财务不透明、诸多救灾表现欠佳，又深陷“万元接待费事件”，郭美美成为压垮红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民政部工作时，王振耀和红会打过不少交道，“对于红会的体制、优势、苦衷、矛盾，我都了解。”
出事后有媒体采访他，他说：“2008年之后，公益飞速发展，整个格局变了，红会一家独大不存在了。因此，大家重新审视红会，发现这套体制不行，有很多争论，最后导致意见总爆发的就是郭美美事件。我觉得，大家逐渐会明白，其实中国慈善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丑闻，是没放开，就像当年市场经济刚放开一样。”
当年年底，红会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郭美美炫耀的财富与红会无关，但质疑之声依旧。直到2014年郭美美因赌球被捕，她承认与红会毫无关系并道歉，事件才最终平息。
也是因为涉及红会和郭美美事件，2013年，王振耀也成为被质疑的一方。当年，红会改革成立社监委，王振耀是委员之一。在反对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后，几位委员们遭遇爆料，针对王振耀的则是：红会挪用2000万元捐款建设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对此，王振耀除了否认并没有多说什么，研究院的同事们很不平，甚至想要起诉。最终，壹基金发声明澄清，2000万资金来自上海壹基金与万达、泛海、老牛基金会的定向捐赠协议。如今再回忆起这件事，王振耀笑着释怀了：“后来想想就算了，要包容。包容就是人家攻击你了，你才包容；如果都不攻击你，都说你好，你包容啥？”
在公益慈善发展的道路上，质疑之声从来没有断过，从汶川地震时王石的“十元捐款”，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壹基金3亿元被贪污、嫣然天使基金被私吞；从管理费之争，到志愿者的待遇问题，再到善款能否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的争论。王振耀认为，质疑并没有令慈善界的公信力下降，“我们需要时间建立新的公益慈善思维方式。最近五六年，我感受特别深，我们这个民族在成长，社会在进步，这是个集体学习过程。比如在透明领域，开始大家对很多问题不理解、质疑，这个冲动本身是好的，但有时候质疑得过度。透明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对谁透明，通过什么方式来透明，这需要大家学习和思考。”
“相对于加强监管，建立行业支撑系统更有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王振耀直言，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11年前，他就开始推动《慈善法》立法。“我们起草的这个稿子，包括大慈善、慈善服务、政策优惠、公开透明的规范化等等。”就在记者成稿之时，2016年1月底，《慈善法(草案)》第二轮公开征求意见结束。这个支撑慈善行业的大框架终于要建起来了。
慈善是为社会问题、民众福祉寻求解决之道
2015年，王振耀又多了一个身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这是中国首家培养慈善专业高级管理人才的机构。
5年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在北京举办慈善晚宴，邀请了多位中国企业家出席。那时的中国企业家大多还处在听巴比讲故事的阶段，但现在，更多人行动起来。“目前中国慈善捐款的60%来自企业，其中60%来自民营企业。”过去很多人关注“看得见的苦难”，把钱捐出去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很多成立了基金会。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老牛基金会，到第一家以股票创办的河仁基金会，再到马云捐赠价值124亿元股权成立慈善信托基金。
民众对于富人做慈善有各种看法，王振耀则表现得很乐观，“大部分企业家是真心地关注贫穷，关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长期对慈善家有过高的道德标准，我们这个民族转向现代慈善时，应该过好现代道德关，才能理解慈善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王振耀和很多企业家有交往，“大概到目前为止，把企业卖掉、带领全家全力做慈善，牛根生恐怕是亚洲第一人了。2004年，他把自己所持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他把钱看得很淡，有很强的使命感，常说觉得50岁以前挣了不少钱，50岁以后就是散财，让社会受益。”截至2014年底，老牛基金会已与国内外129家组织合作，在各领域开展了153个公益慈善项目，遍及全国29个省及美国、加拿大、法国、非洲等部分地区，累计公益支出8亿多元，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支出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已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的捐钱、救助了，而是要和产业结合，为社会问题、民众福祉寻求解决之道。这几年，王振耀提出“善经济”的理念，“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了。可能前些年，创造就业机会就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现在，企业没有社会价值，会被人瞧不起了。大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组织，成为新的生产力。在国外，很多慈善基金会投资建企业，宜家就是瑞典一个基金会投资的。有一次我们去英国访问，和一个养老集团打交道，它就是个地道的基金会，办了80家养老院。”
质疑、讨论、改进、发展、交流、合作……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在向前。如今61岁的王振耀也是如此，只有时间表，没有退休表。“你还有很多想法、建议，可以跟很多朋友合作，最后得到实行，还可以帮助一些人……有时，虽然累，但是很有动力。”
采访结束拍照时，王振耀又开始接电话，还有会在等着他。为了配合记者的要求，他依旧微笑着摆出姿势。10年前，有记者采访他后写道：“他几乎都是一副眉宇紧锁的表情……像一个步履沉重而坚实的独行挑夫。”而今他仍旧像一个挑夫，只是没了眉宇紧锁，也不再孤独了。
2 0 1 2年8月，王振耀（左一）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右一）、外交家吴建民（右二）、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交流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