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 本刊记者 尹洁
2016年1月11日，樊纲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2006年8月，樊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一委任，不仅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反响，被誉为“沉浸书斋十年的厚积薄发”，更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这显示了中国政府意识到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与全球市场沟通政策方面越来越重要，同时认识到，听到独立声音的重要性。”
人物简介
樊纲，祖籍上海，1953年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樊纲给《环球人物》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在约定的时间，他像上班族一样走进办公室，放下公文包，与记者交换名片。面对镜头时，樊纲带着一点学者特有的拘谨，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的脸上逐渐露出笑容，那是一种“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能给你答案”的胸有成竹。
过去10年中，樊纲两次被国务院任命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一次是2006年到2010年，第二次是从去年6月开始。樊纲说，委员并非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而是参与议程：“我们起的作用是讨论、发表一些观点。央行希望倾听更多的意见，以制定正确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樊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研究西方经济学。其间，他曾赴哈佛大学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朱绍文曾经提到，樊纲在美国读书时非常刻苦，经常因为走得太晚而回不了家，就在研究局的桌子底下睡觉。
从1991年起，樊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体制转轨的论文。他1996年出版的《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是国内最早研究体制转轨的理论专著。进入新世纪，樊纲继续研究不同的改革方式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如何选择成本最低的改革道路。这些理论被称为“过渡经济学”。
过去10年，中国经济处于加速转型期。樊纲认为，改革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上，而应发展新制度。“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慢慢就淘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私人经济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监管、调控机制也很不完善。我们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2015年10月，由于在过渡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和成果，樊纲获得了国内经济理论界最高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学术界认为，樊纲针对中国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状态提出的系统性论述和改革构想，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发现，为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整体：两次过热，余波未了
如果给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樊纲将其称为“两次过热”。
“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次是形势使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30%—40%，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尤其是房改后，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企业也投资、政府也投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为抑制过热，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那段时期，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
“直到现在，一提到‘宏观调控’这个词，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在樊纲看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马上”：一刺激马上火起来，政府马上防过热，经济马上又下去了。
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随着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4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
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GDP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10月末，官方宣布4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前9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
但是，从“4万亿”出台之日起，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甚至称4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
对此，樊纲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不过，他也承认，“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
刺激了一年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0年4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尤其是产能过剩。“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律。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樊纲说。
2015年3月，广州某小制衣厂的老板在路边招熟练工，前来应聘的工人寥寥无几。
2015年12月，广东东莞某工业园内的年轻外来务工人员。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说怪谁，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
对于过热的风险，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当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托住经济，但力量不能太大，否则又要过热了。”樊纲说。
个体：此起彼伏，水涨船高
对老百姓来说，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
过去10年中，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2006年，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7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1800元；2014年达到2864元；2015年突破3000元。
与此相对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去年7月，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2015年夏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6320元，其中北京以7873元排名第一，上海、深圳分别以7546元和6935元名列二、三。然而，早在2007年时，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5350元，深圳5280元、北京5000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物价的高涨，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
“就过去五六年看，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快。”樊纲说，“尽管如此，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城里留不下。我们调查的数据是，他们平均干八九年，然后就回到农村。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几年为什么闹‘用工荒’？如果他们不回去，新人又进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樊纲认为，“用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
不仅是农民工，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层也在“逃离北上广”。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而生存成本，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年后，往往趋于理性，退到二、三线城市定居，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
相比于收入的增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10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2006年，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到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1.2万亿元，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行走的钱包”。在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也在10年中迅猛崛起。去年，中国网购总额达到3600亿美元；“双11”期间，天猫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只用了12分28秒。
“过去10年，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购买力不断提高，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樊纲笑道，“还有投资。10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10年前，全球富豪榜和世界500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现在不仅进去了，而且排到靠前位置。但是，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甚至达到一流时，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7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中国以738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60，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10万美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中国人口0.4%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的财富。如果去掉富豪人群，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
“过去10年，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樊纲说，“那些占总劳动力70%的群体，农民、农民工，生活质量仍然很低，他们财富不多，更没什么金融资产。”
樊纲一直记得19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话。“当时韩国正闹危机，他却对我说：‘我羡慕韩国人，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
有资产才会有危机。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10年前这还无法想象。
纵论“十年之痒”
《环球人物》：过去10年，白领阶层收入减缓、压力变大，这是不是一种倒退？
樊纲：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过去10年，大学毕业生激增，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以前大家觉得进了国企很舒服，现在国企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拥护市场经济，现实中又希望过得舒舒服服的，有高薪铁饭碗。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舒服的经济。
《环球人物》：您同意“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的观点吗？
樊纲：我不同意。现在劳动力确实出现短缺，但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少了、孩子生少了，而是农民工早退。之前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让他们留下的机制，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这正是新型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是人的概念，不是土地的概念。其实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只要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就这一项措施，他就不走了。其他的方面，如住房、低保等可以逐渐跟上。
《环球人物》：过去10年，虽然收入和消费都在提升，但工薪阶层在花钱上还是小心谨慎、精打细算，也不敢生病，因为一旦失去工作，收入就断了。
樊纲：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仍然落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大家主要还是靠工资，慢慢地积累资产。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产和金融资产。10年前，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在1万元左右，这是把农民工都算进来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相信有较大增长。不过，要想完全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在中国也不现实，未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也要考虑财产税。房产税讨论了很久还没征收，股票等金融资产收入也不征税。其实财产税可以均贫富，如遗产税，可减小富二代的比例。《环球人物》：大部分税负会不会落到中产阶层头上？樊纲：有这种可能。现在一提财产税，有钱的反对，没多少钱的也反对。其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富人因为开公司，有各种避税的办法，而中产阶层逃不了。
过去10年，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是免税的，但对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白领、金领，税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毕竟，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橄榄核的中间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中国的税收结构还要调整。税率要有利于人才的稳定，激励向上发展的空间。
《环球人物》：您赞同中国像欧洲那种高福利吗？
樊纲：当然不赞成。从经济学角度，高福利导致了高债务，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福利的问题在于，一旦你设置了制度，就收不回去了，父母那代给，现在不给了，大家就要抗议。福利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你设置的时候可能财政很有钱，但经济一波动，债务问题就来了，难以为继。所以在福利问题上还是保守一点好，别动不动就补贴、承诺。大家还是多努力一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一点。
《环球人物》：经过10年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水平上还有多大差距？
樊纲：差距还是很大。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去年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称“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虽然引发了外界质疑，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我们的汽车产业，很多品牌说起来都是国产的，其实连发动机还做不出来，更不用说飞机之类。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我们起步都比较晚。
其实，我们真正的差距不是技术，而是专注程度、专业精神。西方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专注琢磨一件事，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产品价格就比我们高10倍。中国是后发国家，这些年增长较快，新事物较多，大家很难耐得住寂寞。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浮躁，只要挣钱快、挣钱多就改行，沉不下心认认真真去做几代人的事业。
《环球人物》：中国企业和个人现在都很热衷创新。
樊纲：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跳跃式地急于求成。现在说到创新和创业好像很简单，星巴克里支个电脑就算创业了。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销售量，但没有解决产品本身的升级问题和专业化程度。如果产品不能做得更精尖，仍然不是一流产品。
《环球人物》：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过去10年专业性提升最快的地区，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
樊纲：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经济规模不大，现在则需要到世界各地找资源，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会更加明显。过去10年，政策优惠都集中在中西部，沿海真的是靠自己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企业、高新科技的转型。
未来的地区差异会缩小的。内陆部分人口流向沿海，剩下的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质量都会相应提高。小城市货币收入虽少，但实际收入比例高，大城市则相反。最后达到内陆与沿海人均收入的均等。另外，我在内陆住的房子比你在北上广大多了，不堵车，空气好，压力小，寿命长……这些因素都要算进去。幸福指数不仅仅是数字，虽然你挣2万我挣1万，但你的生活质量没我高。
《环球人物》：下个10年，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状态？
樊纲：过去10年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因为两次过热，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得花些时间清理遗留问题。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今后能避免过热，持续改革，再获得10年到20年的高增长完全可能。当然，这种增长应该是正常的，不是GDP10%以上，那从来都是过热增长。7%、8%，再少一点可能6%，都是正常的高增长。等中国真正走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百姓生活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还需要时间。中国各个产业都有潜力，但最关键的潜力还是改革制度，把制度红利尽可能都挖掘出来。发展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中国人的知识潜力巨大，之前我们没有创新很正常，因为落后太远，只能赶紧学，吸收、消化、引进，再加上点山寨。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了，未来我们实现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2015年12月，山东青岛一招聘会吸引了近万名高校毕业生前来应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