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摄影家

1984 广东普宁 英歌队。

现在编书，我写的又是关于“从前”和“后来”，但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拍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下的生活是我的工作，好的新闻或纪实照片必有时代的影子。这我不想多讲，也不会讲。照相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现在几乎人人都会。只要有兴趣，基本功又过关就行了。相机背后的人，差别就太大了。您看过打架吗？看过自由搏击比赛吗？真打起来，可不像武打片里演的那样，花里胡哨的。花拳绣腿反而显得不真实。我想讲讲故事，谈谈我对生活、对摄影的理解。这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是过气的靓仔

我妈妈说：“安哥小时候可漂亮了。有一次我去托儿所接他，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搂着安哥的脖子说：‘彭安哥你真美丽，我真喜欢你。’”不瞒您说，我小时候确实漂亮。大概是1957年左右吧，首都各大干部子弟学校挑出十几个健康、漂亮的男孩和女孩，准备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在重大活动中给外国来宾和中央首长献花。我被选上了。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我们一人发一身漂亮衣服，让我和另一个女生给胡主席献花。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胡主席从飞机上下来，我跑过去，敬队礼，献花，还没来得及再敬一个礼，他就把我抱起来，拿大胡子扎了我一下。我脚一沾地，就没头没脑地从领袖、首长、元帅、将军们的腿下钻了出去……

可是没过多久，我妈妈被打成右派，爸爸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双双下放到海南岛华侨农场劳动。我也被转到北京东城根的一间平民小学读书。大概因为我漂亮吧，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总有十几个别的班的大学生跟在我后面唱：“阿哥阿妹情意长……”一个女生扭扭捏捏地在我前面不远处沿着墙根走，不时回头笑着看一眼。有一天这些大学生对我推推搡搡，我就还手了。他们立刻把我推上一个煤堆，然后把我扳倒。我被他们踢着滚下煤堆……那天刮着黄风沙。从那以后，我曾很怕见女孩子。上中学，我考上了男校。

回城以后，我妈到处托人为我找对象。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可是介绍了几十个也谈不成。后来，哥们儿都不耐烦了，他们教我：“你别太老实了，老是干坐着谈。女的喜欢你动手动脚……”于是，我有了老婆。

1977年前后，在文化革命中曾为响应毛主席号召而“上山下乡”的全国16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然而，在离开几年甚至十来年后，那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城市，却没有了他们原来应有的空间。在我居住的广州市，每到夏日傍晚，珠江两岸就出现这样一幅奇景：岸边栏杆上一对一对的知青恋人，或倚或坐密密麻麻。他们一对对虽挨得很近，但互不干扰。由于到江边去排排坐的回城知青太多，所以去晚了，连缝儿都找不到。那些外省来广州出差的人们也会慕名到江边来一睹这“胜景”。在江边人行道上，在知青恋人的背后走过，也可感受到那一份略带苦涩的浪漫。我们每天早上到车间上班的时候，老工人跟我们打招呼都说：“喂！昨晚有没有去江边霸位呀？”

我当年虽然也玩儿摄影，但竟然没有拍摄那海珠胜景，至今仍后悔不已。嗨，我“只缘身在此山中”吧！1979年我当上了摄影记者，我时时提醒自己别错过了拍摄我们身边的故事。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摄影生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搞摄影以后，摄影比赛我屡投不中。人家说我的片子不漂亮。我后来才明白：评委和我自己都忘了，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我漂亮的时候早过了。我还是自己玩我自己的吧。

我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黑六类”和 “红五类”“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以及“失落的一代”。到后来，胡子拉碴的被叫做“大龄青年”。人们摸着我那漂亮女儿的头说：“他们将是最幸福的一代！”我说：“未必！一代有一代的难处。”

漂不漂亮都罢，反正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大家给我们加油吧！博文凭、带孩子、穷打扮、努力上进，还拍照片。玩不起彩色的，咱玩黑白。拍出我们与命运搏斗，抢回青春、抢回爱情、抢回生的权利、抢回知的权利的那种阳刚之气。别管人家说什么美了、丑了的。

1985 广东广州 儿童电影院的《超人》海报，《超人》是从好莱坞进口的第一部大片。

我小时候很爱哭。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还在哭。一位阿姨突然说：“我发现你们家安哥哭起来很动人。”大家都静下来听我哭，然后都说：“对、对、对”。于是他们研究起我的哭声如何动人来。我不想哭了。

“反右”以后，我妈在海南岛劳动改造中得了一身病，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又是水肿病。她被调到北京郊区的农场养猪，有时可回来看病和看我们。有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听到啜泣声。睁开眼见灯还亮着，我妈坐在我床头抹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睡梦中在哭。我告诉她，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追打的事。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清朝被推翻不久，皇帝还住在紫禁城。她是蒙古人，放学回家时，同学就追在后边骂：“鞑子、鞑子。”她哭着回到家告诉我姥爷。我姥爷说：“别理他们，想当初咱们进关的时候，杀得他们一片一片的。”我妈接着说：“我现在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是被当成了敌我矛盾。现在蒋介石又要反攻大陆。一旦打起来，我们这些‘敌我矛盾’的人就都要押起来。万一战事紧急，就会被枪毙。在延安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实味的作家就是这样被‘秘密处决’的。”我安慰她：“现在不会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死了，你爸爸又还在海南岛，你要照顾好两个弟弟。你是长子，要担起家长的责任。”那时我12岁，但我对王实味印象很深。直到近年，才见到书中报道他惨死的情况。

上中学的时候，我想学打拳。我爸对我妈说：“安哥性格太弱，学学武术也好。”于是我带安弟一起去学了些拳脚。

在西双版纳农场的时候，知青之间有了矛盾，不愿去告诉领导。那样显得像是小孩子打架，打不过就回家去“告妈”。而且领导来了拿人家上纲上线的一批判，怪对不住人家的。所以大家喜欢采取“私了”的方式。北京土话叫：出去遛遛。我几乎每年都有与人“私了”的事发生。我打架不使黑招，不欺负人。打完了照例在全连大会上作检讨。

1983年为准备参加全国高级新闻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统一考试，我白天晚上啃书本。16门功课啃得差不多了，我的眼睛也肿起来了。我只好戴副墨镜去眼科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我看那最难啃的《逻辑学》。排队交钱拿药的时候，我和一个插队的壮汉打了起来……排队的二三十人都退开了，在大厅里围成一圈。我功夫不到家，最后被他打得人仰马翻。左手抓着的《逻辑学》、墨镜、钱和药单，兜里的记者证、圆珠笔撒了一地。我爬起来就捡东西。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打了，站着看我捡东西，血流满了他左半个脸，他掏出卫生纸来擦。人们还呆呆地围成一个大圈，我到空无一人的交款处交钱，又到空无一人的取药处拿药。人们呆呆地看着我走出大厅。在大厅门口，那壮汉向我要两块钱药费。讨价还价之后我给了他，走了。我讨厌逻辑学。第二天，我下巴肿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牙疼。”

我已经不会哭了，人们都说我脸上总爱带着笑。记得我最后一次哭，是到云南以后。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地方。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老工人王广丰和李承安等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取笑别人之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笑自己、哭自己。我们中国人应该放下那自我感觉良好的臭架子，不自欺，才能前进。

我喜欢侯德健的歌：“我爱，这瘦弱的身体，他背负着，那背不动的伤心。我爱，那伤透的心灵。它经过那，过不来的日子……”

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我们家老大，当然要争取入团，为弟弟做榜样。上初二的时候，我递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找我谈话以后，说我还没有跟右派家庭划清界限。过了三年，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学雷锋。学校组织学生学习时传祥，参加淘粪劳动。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淘粪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不仅学校组织的淘粪劳动我努力参加，还利用节假日时间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一干就是8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差不多我都淘遍了。一二百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蹾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淘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回家以后，我按团组织要求，追问我妈妈，让她坦白告诉我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和我妈都哭了。后来，我父母单位的党委办公室给学校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一进校门，见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有我的名字。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远是最可怕的。此后，我曾在文革的红色恐怖时期和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对骂“狗崽子”；我曾参加在边境搜剿金三角一带入境的残匪；我曾为同学和知青朋友的尸体守夜；我也曾因工伤被割断手筋、脚筋；在老山前线采访时，我曾在越军直瞄火器射程内，跳出战壕拍照……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恐怖感。

我妈半身瘫痪已卧床十年了。她失语、失明，但头脑清醒。她没能给我爱人讲我小时候的故事。给她平反的时候，她哭着唱起了没有词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来看她的人说：“你妈的嗓子真好。”我给父母的信，我爸爸总是详细地念给我妈听。我妈经常拍着胸脯、竖起大拇指，向客人夸她的安哥。我曾想博个摄影大奖，献在我妈的床前，但我屡投屡不中。后来我明白了：博大奖并不是我的特长，我的使命不在那儿。历史给我们这一代摄影记者的使命是把世事告诉市井小民，不要再让不谙世事的人们受欺凌和愚弄。至于照片漂亮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灵观照世界。哪怕说我是苦中作乐，或是乱中作乐都行，这些都是普通人在普通的世界上过着的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天又一天。

我家有很多相本，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家庭照不能登大雅之堂。1976年，我崇拜薛子江、黄翔还有陈复礼的风光照片，崇拜蔡俊三的静物摄影，还曾拜访过九十高龄的蔡老先生，看过他家藏的全部作品，以及香港的《摄影画报》。这些在当时都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风花雪月的东西”，但那时我打下了摄影的基本功。

1979年，北京有了个民间的“四月影会”，我们在广州也成立了个“人人影会”。在越秀公园租场子搞展览，我展出的是“风花雪月”和我女儿的照片。

在全国摄影界掀起“黄山热”的时候，蒋齐生老先生来广东讲学。他对“黄山热”“风光热”多有微词，我们一些影友集体罢听、退场。后来省影协领导来劝阻，我们才又回到课堂。可是听着听着，我听出味儿来了。沙飞和吴印咸在抗日战争中的作品，以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作品，我以前没见过，或印象不深。经蒋老一讲，我们品出点味儿来。后来在王志平和王苗那里见到布列松、马克 · 吕布和美联社记者刘香成的影集，又看了李晓斌的《上访者》等一系列作品，使我对新闻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在工作中，我们拍大楼、桥梁、工厂、学校，后来又拍握手、联欢、开会、剪彩，再后来还拍新人新事、案件现场等等。中国的新闻界一步步开放，我们也拍真的新闻了。

我在为工作拍照片时，总忘不了我当知青时的朋友，把我的一些照片制成幻灯片给朋友们放。1985年，我和三个影友一起在广东画院和广州图书馆租场子、卖票举办幻灯欣赏会。那时候娱乐场所还很少，人们花一块钱买票入场是找乐儿来的。在放我的片子时，我屏气凝神听反映。放我那些风光、民俗照片时，观众中虽有啧啧赞赏声，但也有些小痞蛋儿在压低嗓音说：“过、过”，我就赶快过片。可是当我放到后半部作品时，全场响起了阵阵笑声、叫声、口哨声，还有热烈的掌声。从此，我抓到了自己要表现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可以与我的同代人产生共鸣。侯德健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叫做：“看了以后想笑，笑了以后又想哭。”

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有了机会，可以跳出这怪圈来看世界。我现在再看我的家庭相簿，越看越有味。世事沧桑、人生冷暖它都有所表现。半个世纪的相片，上千张底片，有朝一日我会办一次家庭照影展。我再看人也不同了。前些日子我在街上见到一位女同学，她曾是农场革命造反派的标兵，领导的红人。很早就被保送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同学都非常讨厌她。可是一见面，却挺亲切地谈起了很多往事。回城待业的时候，闲来无事，郭小明等朋友从中山大学图书馆悄悄借出了许多傅雷翻译的世界名著给我看。有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很过瘾。反观生活也常常觉得“有戏”。

我把摄影当作看的艺术。不断地训练着自己的眼睛。就像学拉弓射箭的人先要练看靶：把远而小的靶看得近而大。在冷暖人生大千世界看戏、拍戏，更要有一双好眼睛。

（1987年初稿，1999年修改,题目原为《从前有座山—安哥的故事》，现题目为编辑所加) * 感谢扉艺廊提供《美丽时代—安哥摄影展》图片

1998 广东广州 农林下路的时尚青年。

1999 广东广州 72岁的健身女教练杨慧仪和她的弟子们。

2000 广东广州 蹦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