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旭东
历史包袱:走不出的朝鲜战争
在政治心理学中,有许多可以导致错误认知发生的重要机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分别是:历史包袱、诱发定式与认知相符。对照相关各方在朝鲜问题上的认知,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这三种诱发机制的影子。就历史包袱而言,顾名思义,是指人们往往会将历史作为镜子来参考和对照当下的现实。中国传统智慧中的“以史为鉴”便是这个道理。但是,“以史为鉴”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历史既可以教会人们许多道理,帮助人们吸收经验和汲取教训,也可能因为人们不恰当地解读或简单机械地对比而成为沉重负担,导致对现实的认知发生错误。
通常来说,经历过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的人往往会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极力避免类似历史的重演;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人格外珍惜和平,反战的和平主义思潮尤为强烈;遭受过侵略和民族分裂痛苦的人会格外珍视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的安全。上述这些意识和倾向均有其合理性,但是过重的历史负担所形成的历史包袱,也可能阻碍历史向前发展。具体到朝鲜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惨烈的战争至今在理论上没有结束,脆弱的停战协定使得交战双方随时可能剑拔弩张进而兵戎相见,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半岛危机屡见不鲜。
对于朝鲜一方而言,朝鲜战争的深刻历史教训包括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格外珍惜,对于外来侵略以及追随霸权者的强烈愤恨与排斥,对于民族与国家分裂的极度痛惜,造成了朝鲜对自身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民族统一的强烈诉求,这些核心利益与价值对其具有超越一切的优先性。相对而言,美韩一方从朝鲜战争以来的半岛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历史启示,包括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对抗超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美国霸权为支撑的东北亚安全体系优先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半岛北南双方能否真正和解甚至走向统一取决于美国的利益考量。“相对而言,近几十年来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国总统对朝政策更为强硬,民主党执政时的总统则较为缓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朝核危机,引发了相关各方围绕朝核问题持久的战略互动,这段历史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鲜已经固化的思维,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抱有极度不信任,去核的种种国际谈判协议不能被一以贯之地有效履行,于是朝鲜坚信唯有积极发展核武器并增强对敌对国家的核武导弹威慑能力才能巩固自身的安全。美国对朝鲜的固化思维使朝鲜任何所谓的让步或者谈判主张基本都是某种拖延战术或者试图借机渔利策略的“糖衣炮弹”,朝鲜政权被西方国家视为缺乏合法性而从长远来看必须被推翻,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运用各种手段解决朝鲜的核威胁。
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作为相关一方,与整个国际社会一道,深感忧虑。根本不存在“亲者痛、仇者快”的可能,一旦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如中国领导人所言,那必然对各方都是灾难。国内外有众多的学者、媒体以及普通民众在各种场合和平台上讨论“二次朝鲜战争”的情景,并基于历史经验,分析各种出兵交战场景。在2016年的“两会”外长记者会上,中国国内还有媒体明确提问一旦朝鲜战争重新开战,中国是否会再次“抗美援朝”?这个犀利的问题折射出朝鲜战争沉重的历史包袱对每一个人的长久影响。美韩针对朝鲜各种大规模的有针对性演习以及导弹防御系统和先进雷达的部署,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使得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意义的讨论始终热烈。
有一句经典的谚语是: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事物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相较于半个多世纪前,朝鲜战争相关各方事实上已然都拥有核武器或者处于核保护伞之下,而彼时核武器只被超级大国垄断。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之间因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愈发密切,核战争的损失和代价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预想的朝鲜战争源于偶发冲突而阶段性局限于常规武器,也终究无法避免大规模的核报复将人类文明毁于一旦。目前美朝双方都声称要对对方施加“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更严重恶化了局势,对半岛的前途和未来都是不负责任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不当的类比历史幻想又一场朝鲜战争,并不顾时代变迁草率设定同盟与敌对国家关系,危害甚大!
诱发定式:被锚定的核武演进螺旋
诱发定式是指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式,据此来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中国传统智慧中所谓的“当局者迷”中的“迷”字恰恰反映了这种状态。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特定的阶段处于思维定式之中便难以自拔。如果细心梳理自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和卫星发射之后围绕朝鲜半岛发生的各种国际新闻,可以发现媒体的报道多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来是联合国以及相关各国针对朝鲜进行的制裁举措;二来是美韩一方进行的各种大规模军事演习与先进武器部署规划;三来是朝方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与武器装备展示,配合以各种言辞激烈的宣传威慑。另外还散见一些国际舆论围绕中朝关系、朝韩关系、美朝关系、朝鲜内政等的揣测与偶然事件的追踪。媒体报道角度与关注焦点的思维定式也会传导给读者,对各国的决策者和民众研判和思考朝鲜问题带来重要影响。
因为长期相对孤立于国际社会,朝鲜在世人面前常常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各国记者对于朝鲜的报道也较为有限,范围也多侧重军事与安全方面,而且许多来自日韩等国的消息报道中揣测和猜疑的成分居多,可信度存疑。可以说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认知从信息的角度而言既不全面也往往不够客观。举例来说,笔者不久前赴朝鲜旅行,尽管旅行线路被特定规划不可任意接触和了解朝鲜社会,但依然能强烈感受到国际媒体报道之外的一个“别样”的朝鲜。
今日的朝鲜尤为重视自身的教育和科学发展,新近建设落成的“未来科学家社区”坐落在大同江畔,具有优质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免费分配给高科技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另外,朝鲜也大力提倡并发展体育事业,在平壤街头如今随处可见各种体育锻炼和儿童游乐设施,工作闲暇的工人和课余时间的青少年进行各种体育比赛。此外,各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蓬勃展开,在平壤市内由朝鲜自主生产的地铁列车吸引了众多民众乘坐,从平壤至开城沿途的公路旁正在进行绿化装饰,成百上千人的热烈劳动场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而这是五月初即将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所谓“七十日战斗”运动的一部分。
尽管国际媒体连篇累牍猜测受到国际社会更加严厉的制裁后朝鲜民众的生活将愈发困苦,但是在平壤街头依然可以看到百货商场和各种小商铺生意兴隆的场景。即使在相对紧张的板门店军事分界线处,朝韩双方既保持着高度谨慎,也有相对默契的相处之道。双方只有在各自有游客游览之时才在分界线处站岗维护安全,其余时间则避免近距离接触,更多通过各种电子设备密切观察与监视。值得一提的是,来朝鲜旅行的不仅有众多中国游客,也有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游览者以及日本客人,只有韩国客人目前无法赴朝旅行。上述许多情况,是未能亲历朝鲜的人无法切身感知到的,陷入朝鲜半岛军事对峙的思维定式,更难以采信或体察朝鲜日益专注教育、体育以及基础建设的意义。
在心理学中,人们往往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当出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时,就会认为这是自己发挥了影响做出的贡献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的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蓄谋,与自身的行动没关系。简言之,即“功劳是自己的,责任是别人的”。这种行为与“推功揽过”的理想道德境界背道而驰,却是大多数人的常态。
体现在朝核问题上,国际社会往往将朝鲜的过激言行和举动贴上“挑衅”的标签,而将美方及其盟国的军演和武器部署视为正当防卫之举,哪怕美方明确喊出可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也无论对朝鲜最高领导人宣称要进行“斩首行动”这样的直接威胁,亦不论美韩2016年“关键决断”和“秃鹫”两大年度例行军演之规模和武器先进程度创下近40年来的新纪录。在这样不对称的国际话语权所锚定的思维定式中,朝鲜很容易被锁住挑衅者和肇事者的身份,而美韩一方同样的挑衅举动则被视为无可厚非。偏颇的认知也影响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执行。媒体对决议的报道和解读往往只侧重于“增量部分”,即对朝鲜施加了哪些额外的严厉制裁与封锁,哪些机构和个人在哪些领域受到了影响,而不去关注一份全面而平衡的决议同样重要的部分,即重申各方保持克制,均不采取恶化局势的行动,争取朝核问题回到六方会谈等国际谈判的良性轨道上来。这样的思维定式继续演进,一旦朝鲜局势动荡,就需要有人为此事而“背锅”,按照“推过揽功”的原则,自然在“首过”朝鲜之外,对中国的指责声音不绝于耳。
认知相符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既有认知所形成的记忆,构成了认识新事物的基础。当人们接收新的信息时,总倾向于同原有认知保持一致。如果人们接收的信息与既有认知不一致,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曲解误读,尽量使得新信息与原有认知一致。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忽略或者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换言之,认知也有惯性,接受新生事物以与时俱进必须突破认知相符的障碍。
认知相符一个新近的例子,是2016年4月3日朝鲜国防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以及韩国对此的回应。朝方在这份声明之中谴责联合国近期相关决议是“时代错误”,但是随后称当务之急是维护稳定,而非单方面的制裁,治本之策乃是“协商解决”,而非军事施压,最终的出路是无条件认可与合作,而非无谓地颠覆制度。该声明与一个月前针对美韩史无前例大规模军演而发表的声明相比缓和得多,而且“稳定”、“协商”等用词也令韩方颇感意外,似乎旨在传递缓和双方关系,进行建设性接触的信息。然而,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却表示,韩国军队和政府当前须专注于制裁朝鲜的错误行动,目前不是进行朝韩对话的时候。还有韩国政府的人士认为如果现在韩国与朝鲜对话,日后会被朝鲜牵着鼻子走。韩国无法预料朝鲜对话的态度和意愿会持续多久。
认知相符机制可以导致一种认知失调现象,即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别人却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引起认知失调,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会寻找理由,自圆其说。在上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发表之后,有韩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将朝鲜的这种“缓和姿态”归因为朝鲜内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是为了营造一种政治氛围,而不是真心与韩国对话。然而,在一个月前当美韩大规模军演引发朝方发表措辞激烈的声明时,韩国的学者和部分国际舆论同样将其归因为朝鲜内政因素。如此一来,朝鲜劳动党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竟然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引发朝鲜自身行为的明显反转,从逻辑上也讲不通。
韩方这样的态度,就是因为其处于与朝鲜针锋相对的定式之中,一切以制裁和施压朝鲜为核心,反映出美韩方面不愿随着局势的微妙变化,意识到朝鲜激烈反应的根源,回避自身在紧张升级过程中所发挥的负面影响。对于朝鲜愿意对话这样的信息感到意外而主观排斥,误判和曲解朝方发来的缓和信息,将朝鲜的信号归类于既有认知中不可采信的手段和欺瞒策略,认定朝鲜此举只是为了缓解国际制裁和美韩军事施压的压力。姑且不论朝鲜的缓和信号是否真诚,仅用朝鲜内政因素这个万能理由来解释前后矛盾的行动逻辑便不可取,而这也将事实上阻绝一切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的可能,错失双方在高度紧张的态势中关系缓和的机遇,导致敌对关系进一步加深。
必须要明确说明的是,上述任何一种心理诱发机制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存在偏差甚至错误的认知对任何一方而言也不具备免疫力,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朝鲜更是深受此影响。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据此来指责任何一方,而是通过了解心理认知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尽量在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上抑制错误认知的产生,消除去负面影响。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撼山易、易人心难”。改变人们的原有认知,抛开“历史心结”殊为不易。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战略文化,有自身需要捍卫的核心国家利益,分歧与摩擦本是常态,何况长久对峙的敌对国家。
战略认知的形成,包括“认”,也有“知”。首先需要在“知”的问题上尽量全面、客观,这就需要国际媒体,尤其是朝核问题紧密相关国家之外的第三方的出现,作为相对中立而少牵扯利益瓜葛的一方,对朝鲜的国情以及与国际的互动进行更为丰富和多角度的报道,避免以往“偏听偏信”而导致的认知偏差。其次,借助部分国家政府换届以及重大国际会议,甚至如奥运会等非政治性国际活动的契机,推动相关国家在低敏感领域积极接触,各方给予更多的政治耐心,促成缓和与协商向更为敏感的领域扩展,通过恢复中断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往来先行降低军事敌对。再者,相关各方,在“战略”层面进行更全景而长远的思考,不能拘泥局限于短期危机的解决,必须就朝鲜半岛的长远未来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机制效能不断努力摸索出框架性共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步将朝鲜半岛拉出核战争的阴霾。
张旭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