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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的活力从哪儿来

作者:刘畅


刘畅 知名记者 中国青年报国内时事部主任 中青公益研究院秘书长 中国记者最高荣誉奖—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举办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4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与众多大学校长和教师代表坐在了一起,主要谈论的议题就是“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说起“要充分调动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李克强特意强调对专家教授要“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

这句话之后,李克强提到了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振奋人心的提法,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年,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这句掷地有声的时代话语宛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土地。而今,再次被提起,究竟有何深意呢?

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疾呼:“大学要去行政化”。这个“去行政化”,不光指向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套用行政级别,在工资、待遇、管理上等同于行政人员,而是在课题、资金、项目的确立分配上,按照行政管理的办法运行。这样的现实,导致了很多高校教师追求担任行政职务,争取项目的时候,“教授不如处长”,科研经费的使用上,又卡得过严,逼得一些知名教授和科研团队为了符合“政策”而伤透脑筋。因此,李克强在座谈时强调“给教学和科研人员更多经费使用权,更多创新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权,更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大学的改革发展中,李克强用“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尊重知识”提供了详细的注解。这样的要求,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特点,改革过去高校管理中与时代脱节、束缚现实发展的旧的管理和思维方式。

回望近年来的高校科研管理,就会发现,所谓的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本来这是防止基层掌握实权的官员挤占挪用的办法,但对于具有创造性的科研工作而言,需要根据自己的最新发现随时调整研究方向,“专款专用”的结果是既完不成旧的项目,也立不了新的项目,缺少实际工作所需要的“灵活性”,在科研上造成了时间的延误和不必要的浪费。

此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目前中国在高校科研的投入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数额巨大,项目众多。但由于过于按照行政思维进行主导,使得科研人员在选题方向、研究进展、结论报告方面,更容易突出“任务导向”,科研人员在研究进展中容易出现“赶任务、抢工期”、“大干快上”的现象。而对于科学研究的规律而言,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于兴趣和发现,没有了这些,也就缺少了精神意义上的创造能力。总体而言,科研项目数量和规模蔚为壮观,而就具体项目的原创性和发现质量而言,却可能存在着水平低下的问题。

为此,对于高校的改革创新,李克强说要“给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在“自主权”之下,还有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经费使用权”以及科研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种种“权利”的背后,是政府下决心简政放权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体系的大目标。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以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但没有一个经济大国不是创新大国、技术大国。在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上,离不开高校科研、技术队伍这些堪称“时代中坚”的重要力量。所以,重新吹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角,是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增强国家民族前进新的动力源的必然要求。如果社会真正“尊重知识”,就要把高校教学、科研所需要的“权利”还给他们。重新激发知识分子的活力,营造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改革气氛;将“权利”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出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优先旗帜具有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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