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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改编如今不再只是“改字儿”那么简单，时常令忠实读者和观众十分闹心，但“闹”到法庭的还为数稀少，这恐怕是因为从文字到视听的蜕变过程中，对原作改动删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电影界常说，一流小说，三流电影。这意味着，小说过于出色，改编的难度也随之过大，更何况，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

至于“度”与底线，《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是这种改动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或许观众大都无法说清“歪曲篡改”的具体涵义与界限，但近年来他们对其同义词—胡改乱编却见得太多了。

在《新华字典》也被抢作“IP”的当下，在资本运作已日渐成熟的中国影视生产线上，文学尤其是文学名著，自然不可避免地被盯住，但问题是，不少只是被看中了其商业价值、群众基础与票房号召力。可令很多观众最不能容忍的，是对文学的“借壳上市”，为了市场、票房或收视率而借助于名著之“名”的效应，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更需要能短时期内吸金的影视工业产品，并不在乎IP作品能否成为艺术品。

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电影，几乎自其诞生起，就有了文学改编。拍摄于110年前的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摄入镜头的虽是京剧，但其故事则改编自《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十分重视文学改编的力量，乃至张艺谋坦言 ，第五代导演的成功和当时的文学繁荣分不开，“那时的小说非常厉害，让大家喷薄而出，拍出了很多有力量的作品。”而在中国电视剧史上，1990年播映的《围城》被看作是最能体现原著精髓与神韵的一部。它把一本人们原以为注定只能在知识分子之间赏玩的小说变成了雅俗共赏的电视经典。编导者诚惶诚恐的创作态度与点金成金的非凡功力，让这部电视剧一经推出便没有出现不少人所担心的曲高和寡的尴尬情景。当然，选对了“就是他”的角儿和相应的精妙表演也是改编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在《围城》中，即便是“非专业演员”剧作家沙叶新、导演吴贻弓的友情客串，也把所饰人物塑造得格外传神，这本身就是史上佳话。

电视剧《围城》证明了改编名著的前提是要抱有敬畏之心。当年，王扶林导演足足等了3年，才等来电视剧《红楼梦》拍摄计划的正式立项，可信息一经公布却倒彩声一片。电影界也发话了，建议电视台放弃此计划，那时电视剧属“小字辈”，岂有与电影这“老前辈”争的道理？王导演则静下心来，小心翼翼地要求自己首先要尊重原著，不加油添醋搞所谓创新，还力邀多位文化大家担任顾问。

此前，王导演被派往英国考察，他发现，诸多文学名著被改编拍成了电视剧，观众也乐此不疲。在英国，《傲慢与偏见》每隔5年就得回炉重造，福尔摩斯也是隔几年便要重返银屏。BBC认为，周而复始地演绎奥斯汀、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是自己的义务，并且，走“新”前要先走“心”，也许会有所颠覆，但远没有咱影视圈“前卫”，新版《福尔摩斯》只是把场景挪到了现代。制作者创作者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在向新一代观众讲述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既然涉及历史与经典，文学改编、角色选择、服装布景、剪辑节奏就必须原汁原味、细致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