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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5日，台湾统派旗帜性人物之一、87岁的陈明忠推出了自己的口述记忆《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该书的新书发布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经历了九死一生，如何成为坚定的两岸统一派，《无悔》一书为读者揭晓了答案。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苏辉在致辞中说，《无悔》这本书，如同一束聚光灯，照亮了台湾近代历史被掩没的、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两岸同胞都能更为全面地理解台湾真实的历史。

狱中岁月

“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年过八旬，回顾一生，陈明忠一脸倔强。

作为台湾著名社会运动家、“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旗帜性人物之一，陈明忠前后两次入狱共21年。

1929年陈明忠生于高雄，家境殷实。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改吃番薯签的时候，陈家则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到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而非“日本人”。

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陈明忠16岁，高中已经毕业，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18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身陷其中，事变后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反专制、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1950年，在白色恐怖中，陈明忠被捕，被判刑10年。表面的罪名是参加“二二八”，暗地里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宪兵队，陈明忠受尽酷刑，并被警告，“再加一块，你的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他依然不承认。

1960年出狱后，因其优异的化学知识，陈明忠曾到制药厂工作，最后升任厂长。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仁密切联系。

1976年，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出狱16年的陈明忠再次入狱，罪名是：“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执行。”刑罚是：死刑。

陈明忠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

逃过一死的陈明忠，在狱中目睹了很多人赴死，其中多有坚定的共产党人，也不乏受屈的冤魂。

有一个叫冯锦辉的同仁被叫出去枪决的情形让陈明忠终生难忘。临行前，冯锦辉带着微笑和狱友一一握手，同陈明忠握手时，他感觉冯锦辉的手是温热的。有一次在台南宪兵队，陈明忠误以为自己要被枪毙，因为紧张而感觉到脑袋顶部突突地跳。而冯锦辉却如此镇静，这让他非常佩服。

“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台共）的负责人 他早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

出狱以后，陈明忠和冯锦辉的妹妹冯守娥女士结为夫妇，由此得知冯锦辉是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同样打动陈明忠的还有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和原东江纵队团政委张伯哲。陈明忠曾问张伯哲：“你不怕死吗?”回答是：“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

见证了这些义士临刑前的勇敢与决绝，陈明忠说，“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 这是我在牢房里最大的收获。”

促两岸破冰之旅

1987年，陈明忠出狱之后，仍关心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勉力推进台湾的民主进程和两岸统一，为组织“台湾政治受难者互助会”及“中国统一联盟”大力奔走。

2005年，陈明忠被邀请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助推连战访问大陆。那一年的2月27日，陈明忠和冯守娥一起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他演讲的题目是《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

作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惨烈的受害者之一，陈明忠表示：“我今天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身上。”

彼时，陈明忠希望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能代表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

演讲结束后，陈明忠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连战。连战随即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两个月后，连战首次访问大陆，成为名垂青史的“破冰之旅”。

1995年，台湾导演侯孝贤拍摄影片《好男好女》，著名艺人伊能静出演白色恐怖时期的牺牲者、共产党人钟浩东的夫人蒋碧玉。蒋碧玉父亲的角色，侯孝贤特意邀请陈明忠扮演，钟浩东曾经是他的狱友。2013年，侯孝贤获颁“文化奖”，指定陈明忠为引言人，足见与陈明忠友情之深。

《无悔》的校订、淡江大学退休教授吕正惠与陈明忠交往20余年，他认为，“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70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

从小不愁吃穿，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从商，或者走学术道路，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

吕惠中在序言中说，陈明忠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关于自己的惨痛经历，陈明忠并没有半句怨言，他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不平静的学习过程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该书的整理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李娜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陈明忠走得吃力却坚定，一无所求、心无旁骛，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的？得知要做回忆录，李娜欣然地自告奋勇。

2011年6月至9月之间，李娜对陈明忠和他的爱人冯守娥，做了大约19次访谈。参与这个工作，李娜称“是一个不平静的学习过程”，带着“大陆背景”，她试着从统左派的血脉和现实，来理解台湾、思考我们欲求共同进步的未来。“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李娜说。

如今，陈明忠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心无旁骛。吕正惠说，一个人，18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年过八旬，还不想休息。他没有看到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

跟陈明忠相处，吕正惠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吕正惠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陈明忠非常不解地看着他说，这有什么呢？这让吕正惠非常不好意思。

“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吕正惠说。他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让人们可以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陈明忠的一生，折射出台湾自日据时代以来数十年间的社会发展进程，他的回忆录是大陆读者了解台湾20世纪历史的难得渠道。回顾自己的一生，陈明忠说，“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的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他表示，“现在中国大陆不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 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已经大部分洗刷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