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春青
记忆里收到的第一个红包，是我六岁那年的压岁钱。
那年，我刚上一年级。在那样贫瘠的岁月里，过年，是一种殷殷的期盼。因为过年可以有新衣穿，有好东西吃，更有难得的零花钱——压岁钱。
初一早上，我被母亲早早叫醒。吃饭前，在给爷爷奶奶拜过年后，母亲便从炕席底下摸出两个红包，递给我和弟弟。红包是用红红的糕点纸包的，方方正正，还有一朵朵吐蕊的腊梅开在上面，招引着我的眼睛。
母亲摸着我的头，温和地说：“我的雪儿又长大一岁了。上学啦，这些钱自己留着买个本儿、笔的，好好学习，我的雪儿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呢。”我全然听不进母亲的嘱咐，只顾急急地接过红包，只顾急急地打开，啊，平平整整的一元钱欢喜地躺在里面。
那时，并不知道红包里的“巨款”，是父母用多少工分换来的，也不知道里面装下了父母多少期盼。只记得红包里的压岁钱欢喜了整个童年。
初三那年，我还得到过一个“流泪的大红包”。
二姐出嫁，我去送嫁。作为送嫁人，是有打赏的。临来，姐姐的婆婆往我兜里塞红包。我牵着姐姐的手，哭得稀里哗啦：“我不要红包，我要姐姐，我要姐姐。”
二姐平日里是最疼我的，总把好吃的留给我。为了我在同学们前不显得寒酸，她总是把自己都舍不得穿的新衣让我先穿，甚至姐夫给买的定情物——手表，一直戴在我的腕上。二姐走后，以后再也没人天天早起，给我扎漂亮的长辫子了；再也没人和我有深夜里抵足长谈，再也没有……
我的眼泪，每滴每滴，都是疼痛的依恋。第一次，感觉红包里装的不只是欢喜，还有分别和伤感。
时光是长了翅膀的蜻蜓，轻轻点过童年、少年的水域，便又飞向另一片水面。转眼，我毕业、工作、结婚。结婚典礼上，我叫过一声“妈”，双手郑重地从婆婆手里接过大红包，感觉好沉好沉。从此，我的生命里有了多重角色，是女儿，是妻子，是儿媳，是母亲。忽然感觉肩上多了沉甸甸的责任。手里捧着的，不只是一个千金红包，托起的，还有一个家的幸福，一个家的未来。这是我收到的人生最重的一个红包。
指缝流年，太匆匆。还未来得及细数光阴，却已人到中年。早已没有了接红包的欢喜或沉重。如今，作为长辈的我，也会在新年里，一如当年母亲那样，把一份祝福，一份希望，包进红包里，交到孩子们手上。
一个小小的红包，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祝福、希望，甚至责任。
现在回头看，红包不仅仅是欣喜和希望，还有微笑和安然。亲情里，永远没有别离，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相距山迢水长。
谁在红包里悄然欢喜、悄然成长？一地落叶黄，一丛春草绿，宛转流年，流年宛转。
责任编辑：余振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