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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族必『败』的大玻璃片

中国古代没有玻璃镜，现代水银玻璃镜的传入大约始于明朝末年。对清朝皇帝们来说，大件的玻璃镜也属于奢华之物。《红楼梦》中，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曾提及宝玉所住怡红院内有一人高的穿衣镜，将卧榻与外头隔开。以曹家当时的权势，想必是在宫里见过，或是当真得到过皇帝的赏赐。

清代，广州主要承接外洋船贸易，商人在广州城外西南角所建造的洋货行，规模十分巨大，建筑格局也相当洋化。洋货行的行商最早进口玻璃，大概就是为了建造夷馆所用，窗户装上玻璃，十分气派、洋气。当年，外洋船租用这样的一个庭院，一个贸易季节要花近一千两白银。

雍正九年，时任粤海关监督的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大块玻璃来自万里迢迢的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的确不是一桩易事，皇上听闻自然龙心大悦。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用纸糊窗户的历史。

以皇家为标杆，进口的平板玻璃也成了京城富贵之家热门的玩物，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就要属玻璃围屏。

西洋玻璃的技术难关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类似玻璃的制品，名为“璆琳”，这个词本意为美玉，当时的人用以称呼似玉的玻璃，后来又有琉璃、药玉、瓘玉、料器等一系列叫法。虽然制造工艺与玻璃相近，但这种铅钡玻璃不透明，而且易碎，只能做成玻璃珠、玻璃牌等小件物品，与今日的玻璃不可同日而语。档案记载，康熙三十四年内务府曾设立过玻璃作坊，在传教士的指导下，仿西洋之法制造玻璃，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很快就流产了。宫中以及京城富贵人家使用的，是广州进口的西洋玻璃。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政策之下，清代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康乾时代，巴黎、伦敦流行的玩意儿，往往很快就会随商船或传教士传入北京。

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他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还保留着好几张他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显微镜。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从幼年到成年，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多进贡几件镀金洋景表亭，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当时，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中国皇帝的喜好。乾隆时期外国进献的钟表，采用齿轮联动的机械构造，配有悦耳的音乐，装饰着人、禽、兽等形象，能够定时表演，出现了转花、鸟鸣、水流等众多景观。

从康熙开始，皇帝的个人爱好促进了西洋物品向中国宫廷的流通，但这些西方科学和艺术成果的结晶更多是被当成享用的玩物，西洋钟表虽然陆续出现在宫殿的各个角落，但它们并没有使这个王朝与西方前进的节奏对接。如今，这些容颜老去而精美依旧的钟表，静静陈列在奉先殿里，和这里曾经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样，引发人们的感慨。

Tips

越洋而来的奢侈品

明代徐光启的《新法算书》注明了17世纪上半叶自鸣钟的价格：“中样者每架价银五十两，大者及小而精工者价值甚多。”由于对外贸易的增加和本土造钟业的发展，这个价格在清代或许有所下降，但仍然和最便宜的计时器——香漏处在不同的数量级上，后者“一盘香可用二十四小时，所费不过三文。”

当然，价格从未影响皇室的藏钟热情。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的海关文献记载，当年由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1025件。“乾隆皇帝对钟表表现得更为热情，因为他下令每年订购价值高达3万两到6万两（12000-25000英镑）的顶级钟表。这样，到18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购买价值2万英镑或更多的钟表带往广州。”

关于帝王“海淘”的一些数据

▇ 清代康乾年间，每年前来进贡的国家大约十几个，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俄罗斯、日本、南洋诸国。贡品大致如下：

1613年（康熙二年），和兰（荷兰）贡刀、剑、马；

1670年（康熙九年），义国（意大利）贡金刚石、珊瑚等，还有丁香、金银花露、大玻璃镜；

1694年（康熙二十三年），俄罗斯入贡；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

1727年（雍正五年）葡萄牙贡方物；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贡铜人十人，能演《西厢》；

1783年（乾隆五十一年）暹罗（泰国）贡西洋毡、西洋红布；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缅甸贡洋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暹罗进啰啰呢（荷兰出口）；

1795年（乾隆六十年）缅甸贡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