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问题是,金融稳定的风险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般意义上讲,金融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本身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出现问题;二是金融系统波动,可能是金融产品本身出现问题,也可能是出现流动性问题,还可能是出现了中长期的巨大的不良资产问题,但这些问题皆属于金融市场的问题;三是金融体系从业者的贪婪;四是来自金融政策本身。从中国来看,我认为,金融稳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2008年以后的金融政策,通俗讲就是“放水”。巨量的货币,通过债务工具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然后又在一定程度上传导给了民营企业和个人。理清金融风险的来源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称现在这个时期为共度时艰时期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最重要的困难和压力还是来自实体经济。其中企业的高负债是个大问题,企业债务负担重,利息支出大,市场又不好,实体企业可谓困难重重。
此外,我们讲困难,我们的政府也是非常困难。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管是放总量还是调结构,政府工具箱中能拿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并且也越来越不像之前那么有效了。最典型的便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救市措施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目标。
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但是在目前供给侧改革给大家留下的思考还不充分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更主要的思考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做?短期应对怎么与它保持契合度,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中长期改革的方向。
因此,共度时艰,我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坚持降杠杆。不降杠杆就不能去产能,杠杆降下去才能真正改革整个中国企业负债水平和负债规模。其中,提高企业资本,扩大股本是降杠杆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次,改革要为企业减轻负担。我非常赞同修改劳动法,现在中国企业负担太重,各种税负,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困难。
再次,与城镇化发展相结合,适时推出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土地制度的核心就是让土地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流通。现在,由于土地本身没有交易价值,没有产权,农民都是光着身子进城。但是,如果把现有农地全部国有化,并将使用权证归农民个人,一次性处理,对社会财富也将是一次极大的重新分配。政府需要管的是土地性质,农地还是农地,可以进行集约化经营。而农民拿了地以后可以卖掉,也可以再去买,可以拿钱去消费、投资、进城买房,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此解决土地的历史包袱。
另外,在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加强政府改革。实践证明,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特定的时期内,政府调控才会发挥作用,长期使用政府调控手段,结果只会是加剧市场扭曲。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