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侨时代

是去？还是留？王虹迪纠结这个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她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是当局者迷，你是旁观者清。你说，我要不要继续推一推这个项目？”王虹迪所说的“项目”，指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进行的“美丽培田小学”项目。上世纪末，培田村小学在“撤点并校”风潮中日渐式微，濒临关闭，苦苦挣扎中得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支持。学校在与研究院的合作中逐渐恢复生机。如今，项目合约2年就要到期了，研究院是否续约？村小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担任项目当地协调员兼副校长的王虹迪是走是留？还是未知数。一所村小的“命运”兴衰，为何如此牵动这位“海归”女孩？去还是留，为何令她如此纠结？

村小“命运”：耕读文化的兴衰

去采访时，正巧虹迪回东北休假兼到研究院述职，第二天我们从北京同行飞赴厦门。虹迪有东北女孩的开朗、爽直，很快我们就如朋友般毫无距离感，她聊了很多“她的娃”们的事，饱含深情。

“有个小女孩，英语课文没背好，放学后我留下了她，凶了她两句，她就哭了。天瞬间下起雨来，我发愁说没带伞，小女孩突然天真地笑了，露出两颗小门牙：‘老师，我有伞！’眼泪还挂在脸上呢，我就笑话她：‘你应该幸灾乐祸才对啊！’孩子们特别可爱！”虹迪说。

从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乘4个多小时大巴到连城县，离培田还有几十分钟车程。虹迪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正是晚饭时分，对方说已吃过晚饭，结果把我们送到培田，虹迪才发现听错了，人家还饿着肚子呢！“这个人情欠大发了！”虹迪苦笑着连连道歉，朋友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神情，笑着开车走了。周边同龄人不多，但滚雪球般一个认识一个，竟也组成了个小群体，有年轻教师，也有乡上的公务员，开车的朋友就是其中之一。“我不会让生活太单调，但是，前提是你先要走出去，主动去跟大家建立关系。”虹迪说。

培田古村位于闽西腹地，苍翠群山护佑着明清客家民居建筑群。苔痕斑驳的古牌坊、苍郁的百年大树、鹅卵石铺就的小道、绕村而流的清澈水渠，户户相连的高堂大屋可以看出其鼎盛时期的气势。

小学位于村南的山坡上。拾级而上进入校园，已经天黑，除了依山而建的“南山书院”古院落之外，还有两幢两层的教学楼。一间教室发出灯光，几位住宿生在上晚自习，看到虹迪出现，孩子们兴奋地问东问西，还“告状”替课的老师把某某同学弄哭了。

培田小学前身，是有508年历史的“南山书院”，是培田村吴姓祖先开办的私塾。客家人重教育，一代一代培田人在书院寒窗苦读、文武兼修、耕读传家，曾培养出238个举人、进士。1906年，培田村第19世祖吴震涛将之改制为现代学制的完全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下设幼儿园、小学、初中，最多时有257名学生，很长时间都是当地教育的翘楚。

吴美熙老先生是培田村教育界的元老级人物，对村子的历史如数家珍。吴老从小在培田小学上学，教书多年，退休前的8年，被请回了培田小学当校长。退休后，老人一直为培田奔走，每次有领导、学者、媒体等来，基本都由他陪同作答。吴老校长回忆，培田小学的衰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国家“撤点并校”政策同步。

“撤点并校”指21世纪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学龄儿童急剧减少，许多学校变成了学生少、条件差、质量低的“麻雀”学校。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撤销部分农村中小学，合并到乡镇中心校。这项政策意在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但是，随之而来的上学路远、校车安全隐患、辍学率回升、寄宿生心理危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直至2012 年9月，国务院叫停这了一政策。

吴美熙介绍，2000年前后，培田村小的学生急剧减少，校舍荒芜破败，教师无心教学，操场杂草丛生，十几个孩子，还比不过草丛中觅食的几十只鹅：“真是满目凄凉！”吴美熙感叹。县教育局提出要撤并村小，但遭到培田村委会和村民强烈反对。为了保留这所学校，使村庄的人文血脉延续下去，他们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游说生源，寻找支持。

培田小学的苦苦支撑，引起了教育学者的关注。2009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来培田做了调查之后，撰文《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发表在2010年1月的《中国青年报》上，讲述了培田几百年的耕读文化，并对乡土文化断裂衰落的危机提出担忧，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关注。

2013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由当地政府部门、培田村委会、培田小学共同协商，决定将培田小学纳入县里教育发展统筹规划，培田小学加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实验小学”，按“公办民助”模式恢复重建，这就是“美丽培田小学”项目。

研究院提出规划：用2年时间，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提升培田村小的教育质量；调整学校管理；建立村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治理的多元管理模式；探索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寻找人生：“洋支教”与“土支教”

虹迪第一次来到培田，就喜欢上了山村的古朴、宁静。吴校长所说的“不适合年轻人”的乡下环境，虹迪不觉得。晚上她喜欢在村子里散步，仰望夜空的繁星，听流水、蛙鸣、狗叫。回到宿舍，读书、上网到深夜，上午没课就睡个懒觉。

她不像“副校长”倒像个“大姐姐”，宿舍的钥匙常常挂在门上，也不锁，我们在做访谈时，山间突然下起雷暴雨，虹迪想起外面还晒着被子，急忙冒雨冲回宿舍，被子却已经被陈运弘老师替她收回屋了。有一位孩子，看到虹迪周末常常吃泡面，就自己做了饭菜装好饭盒，悄悄塞给虹迪说：“老师，总吃泡面不健康，给你吃我做的饭！”

对志愿支教老师来说，需要适应单调的生活，更要适应当地的水土环境。有些人会浑身长满湿疹，山里雨季，衣服晒不干，有股霉味，下大雨有些屋子还会漏水。不过支教老师们却很知足，上海来的心理咨询师叶继英老师说，培田的条件比他去贵州支教的小学好太多了，尤其是食堂；扬州来的李先锋老师是位画家，下雨过后，他会带着孩子们逮两只小青蛙放到塑料瓶里，让孩子观察、画画。

来支教的原因，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王虹迪曾在澳洲8年，本科就读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虹迪说：“澳洲留学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我在寻找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读书。那8年我一直在想：我究竟在干嘛？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很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一路努力，很坚定，他的生活让人羡慕，因为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投入的、热爱的；而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要么毕业回家做家里安排的事，要么努力打拼为了在澳洲挣一个身份，谁都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冲击是很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多年。”

为此，虹迪读本科时还转了专业，从“会计”转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课程让虹迪有了“洋支教”的经历——跟导师去给非洲裔难民的孩子上课，教他们最基本的英语和算术，三个月的“洋支教”让虹迪接触到不同文化和不一样的人。虹迪说：与难民孩子接触和在培田一样，孩子会感谢你，见到你会笑，用肢体语言表达他的感情，甚至会跟你讲他内心深处的事。这一切令虹迪难以忘怀。

但“文化交流”似乎不是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申请硕士时，虹迪接受现实，选择了“金融”专业。莫纳什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得到一份工作。但生活没有波澜、内心的空洞，让她依然找不到状态。父亲叫她回国，到家族的企业做事。但回国没多久，父亲却抱怨女儿不太懂人情世故，冲突之下，看到研究院招聘志愿者，一冲动，就来了培田。

问她：“你选择来培田支教，与澳洲的经历有关？”虹迪说：“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满足感、成就感，让我觉得我可能是在占孩子的便宜。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你很难找到这种满足感，所以，他们给我带来这么多，我总在想，我可不可以留下更多？给他们更多？很急！有的时候真的很急！”说着说着，虹迪的眼睛又泛红了。

她说当初自己只是一腔热情来到培田，只想单纯地上课、教孩子，不触及更深层面的东西，所以只签了一个学期的合同。但半年过后，美丽的乡村，淳朴的孩子，让虹迪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未来和对学校发展的思考，让虹迪渐渐从一个“局外人”进入了“局内人”的角色。所以，续签合同时，她一下又签了3个学期。

虹迪希望看到他们的努力获得明显的效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倡导“全人教育”，当初，研究院认为，乡村小学较之城市小学更具有实现的优势。因为，乡村小学有山有水的环境，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提供了有利的教育环境；另外，村小学生人数不多，一个班才十几个学生，更有利于老师与学生互动。但是，虹迪最终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

培田村村民们主要以务农和经商为生，我跟村民聊天，问他们让孩子上学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老实地笑了：当然是跳出农门、“脱了谷壳吃米”啦！一位村民这样评价研究院项目的“利”与“弊”：支教老师来后，他们全心全意地爱孩子，孩子们快乐了很多，见识也广很多，这是“利”的一面；但是，孩子们在“杂科”的课上放松了，快乐了，就不再愿意上“主科”了，也不愿意做作业了，成绩上不去，这就是“弊”。当地村民把语文、数学之外的图、音、美、体，包括英语都叫“杂科”，“因为升学不考这些。”虹迪解释说。

对当地教育部门来说，“应试”的硬指标是不能放弃的。那么，如何与学校合作？如何与教育局沟通？如何与村民沟通？“全人教育”的理念又该如何落实在实践中？虹迪的设想，是先保证“主科”成绩以后，再把该开设的图、音、美等课程开全，再把研究院的核心教育理念介绍给学校、老师、家长，调动当地老师的教育热情……

但现实远比理想困难太多。学生的功课成绩，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来基础就薄弱，需要一个过程，但有些村民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老师没教好，没有尽心。在这两年过程中，“全人教育”核心理念的传递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虹迪说：“因为我们介入不到语文和数学里去，这是他们死守的一个底线。他们要跟教育局交代，跟宣和乡交代、向领导交代，这是不允许有任何差池的。”

重振乡村教育：血脉延续有多难

对于村小的发展，吴美熙老校长比王虹迪更急。用吴校长的话来说，哪怕是当初的科举时代，也是“应试”与“生活”并举，培养的学生，做官、做生意，做手艺，都是能人干将，不像如今“死读书”。当年做校长时，吴美熙带学生上山、下河、种树、种菜，是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但如今“谁都怕孩子出‘安全’问题，连爬山也担心出危险！学生们不了解校园外的世界，不懂未来发展需要知识、需要动手的本领，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吴校长说：“我希望，农村的学校没有围墙，能发展个性，让学生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之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的文章《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中，描述了培田村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的传统。除了“南山书院”的科举教育外，培田村还有丰富的客家传统教育，比如传授农耕技术的“锄经别墅”、传授泥、木、雕、剪、编织等手工艺的“修竹楼”；甚至还有女子学校“容膝居”——教女子绣花、剪纸、制衣、做鞋，以及婚育、持家等本领，这部分乡土教育内容，正是学者呼吁要延续发扬的乡间文化根脉，也是培田作为文化古村的价值所在。

对“美丽培田小学”合作项目，吴校长寄予了厚望。2013年项目实施后，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校舍、校门、操场、厕所等硬件设施得到修整、改善、购置了书籍、教具等设备；第二，师资力量得到加强，除了从中心校调来几位老师外，研究院还配备了志愿者支教老师，教师由原来的5位达到了13位；并对教师进行师资培训，丰富了经验、拓宽了视野；第三，增设了音乐、美术、英语、手工、品德与生活等丰富的课程，让孩子们多元发展，快乐成长，也成了把周边村落孩子吸引过来的卖点。

项目实行的第二年，学生人数很快回升。至2014年8月，加上幼儿班，培田小学最高人数达到121人，原来的初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小。校园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显得充满生机。

但是，作为当地的教育专家，吴美熙很清楚，仅仅这些，是无法让一个乡村小学走得好、走得远的。下一步，他希望实现三个诉求，第一，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获得学习的动力；第二，希望研究院对当地教师的培训能有更明显的效果，尤其是“主科”老师，让学生的“主科”成绩得到提升，缓解上级主管部门和家长传统思想的压力；第三，希望研究院能够推行一整套关于理念、实施、绩效考评的制度，激励当地教师成为热心乡村教育的骨干力量。但这些诉求，没有研究院的继续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吴校长希望项目再续约3年，让这些诉求能初步实现。

“如果这个项目两年就结束了，他们撤走了，资金走了，人也走了，学校怎么办？”我问他。吴校长说：“那就半途而废了。”“为什么呢？现在不是学生已经回流了么？”我继续问。吴校长说：“人多不是目的。我希望打造出特色、亮点，不光把培田村100多学龄儿童留住，还要把周边的孩子吸引过来，这是第一；第二，要把这里变成乡村教育改革的一个范例，教育理念上要有大突破；第三，这里要成为乡村教育改革骨干的培训基地。这里的教师，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到外面去就可以担任校长，能带动一个乡、一个县的教育改革。”

打造一个乡村教育的“黄埔军校”！这是吴校长的宏愿。但是吴校长却不无懊恼地说：“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把学校管理的主导权交给研究院，正校长应该由他们来当，我们当地老师只做副校长，配合他们。我说了，研究院可以把培田当作一只乡村的‘麻雀’，放开手脚，大胆解剖、研究，以后再培养出十个、二十个、一百个‘麻雀’来！”

吴校长说：“最近村支部、村委理事会换届，新一届负责人应该把培田小学办好教育改革列入一个主要工作目标；第二，我们要在村里完善教育的董事会，保证办学基金，为学校的发展做坚强后盾；第三，一定要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主导，我们协助，争取县教育局、乡教育局的全力支持。”

老校长的迫切心情，虹迪特别理解。但是，她也强调了研究院的初衷，是希望帮助乡村学校自己站立起来，而不是取代当地的教育。虹迪认为，目前双方的合作遇到了一些瓶颈，如果再继续做下去，肯定双方都需要调整。但到底怎么调整？虹迪没有很好的答案，有点焦虑。

2015年4月，在培田村第四届“春耕节”的“海峡乡村文明论坛”上，来自台湾一所山村小学的林蓉仪校长，分享了将原住民的布农族舞蹈与巴西桑巴舞结合，变成孩子们喜欢的“布农？桑巴”特色课程，并受邀到德国参加音乐节演出的经验，让大家深受启发。但是，怎样借鉴？怎样具体落实？虹迪急于获得答案。

当着记者和嘉宾，虹迪哭了一鼻子：“记者问我，培田以后该怎么发展？我也没有答案。其实我特别希望通过论坛，来了这么多学者、教育局的领导，我们能不能有时间深入讨论，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很多具体问题怎么解决？但是，好像论坛没有专门安排讨论，大家发完言就结束了，所以我就急了。”

“如果没有上面明确的目标指导，我在下面做什么都是徒劳、无意义的。我希望我的付出有一个结果。但是叶老师笑我：你为什么一定要求结果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一个结果，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虹迪说。

教育思考：公益机构能做什么？

江苏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也是“美丽培田小学”的项目负责人，数次赴培田，对虹迪的一腔热情和一点点孩子气，有充分的赞赏和理解。他认为虹迪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志愿者，有一颗淳朴的心，会动脑筋、会创新，很有情怀。与各方沟通时，她很直爽，直话直说，道出了很多困难，觉得学校离她的期望还有点远。

王院长介绍，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直在关注着全国6万所像培田一样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存和命运。研究院希望通过“美丽培田小学”这一个案的研究和实践，更清晰地了解乡村的孩子、老师、村民，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回顾项目，王雄院长说，在汇丰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当初制定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包括硬件设施的改善、学生回流、师资培训、乡村课程的开发等等。“但是，研究院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促进它素质教育的发展，促进孩子个性的成长，让传统的耕读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让培田小学、南山书院成为村里的文化高地。但是目前看来，实现不了，难度太大！”王雄说。

王雄分析，目前村小虽然已起死回生，但整个乡村教育大环境的困境依然存在：第一，教师薪金偏低，有的甚至不到2000元，年轻的乡村教师流失严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希望调离农村；第二，乡村教师年龄偏大，接受的培训比较少。虽然志愿者老师上课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但是不可能完全替代当地教师；第三，整个“应试教育”评价的大系统，虽然正在改革，但步子很慢。2013年教育部推出了“绿色评价”，根据学生在校时间、作业量、睡眠时间、运动时间等综合因素来评估，但执行起来却很困难。

不过，令王雄欣慰的是，培田项目还是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比如，探索了由当地政府、学校、村民教育自治委员会、公益机构、企业等，多方合作支持乡村教育的范例。对于全国6万所同样面临困境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来说，培田的道路不能完全复制，但多方联动的办学经验是可以推广的。

2014 年11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整合学者、公益机构、基金会、企业、媒体和政府部门的资源，成立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盟的成立，使全国的小规模学校从原来分散的、被边缘化的处境中逐渐走向联合；通过网络平台及研讨会等线上线下活动，推动优秀案例的传播；致力于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等与小规模学校对接；通过组织培训，让小规模学校教育管理者与教师获得学习与交流的机会，拓展视野。

另外，乡土课程开发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除了支教老师开设的美术、手工、英语语言课之外，项目还出资聘请了3名当地民间乡土艺人，教授二胡、笛子等乡土音乐课程，聘请当地“连城拳”的名家教孩子们练武术。此后，还打算陆续将“工笔画”、“剪纸”、“楹联”、“书法”、“木偶戏”等客家文化引入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年轻老师黄小群，受培田元宵节、龙抬头“板凳龙”游龙民俗的启发，结合大学时的舞龙特色课，带领学生创办了自己的舞龙课。她用后山的竹子，扎编起“龙”的骨架，覆上简单的布料，做成简易的“竹龙”，课余时间一招一式教学生们舞龙。2015年的“春耕节”，由小学生们执掌的4条翻飞灵动的“龙”出现在村民和宾客的视野中，赢得一致的赞叹。

对于王虹迪的纠结和吴老校长的迫切，王雄认为，在初期目标达到之后，深入攻坚的瓶颈，就在于教育理念的革新。王雄说：“许多家长包括当地老师认为，语文、数学以外的科目都是‘杂科’，我是最反对的，这也是与当地意见出入最大的地方。我们特别看重孩子艺术的发展，同时阅读也很关键。用艺术、阅读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比考试重要多了！但家长们不认可，因为孩子要升学。”

“我在南京大学一个论坛上，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讨论，我问他：全球这么多学校的变革，最短需要多少年？他说最少5年。我认为，像培田这样的学校，需要10年。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下一步的具体打算，但是研究院一定会继续关注培田、帮助培田。”王雄说。

王雄提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原先的培田古村有着厚实的客家文化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大部分村民已经到县城和大城市定居。村里的古建筑，大多变成了旅游经营。如何把现代旅游、经营，与传统的耕读文化，包括建筑、雕刻等艺术，和习惯、节日、信仰等，与现代教育连在一起？村庄的年轻人、孩子们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自豪感？对自我如何肯定？孩子们是否得到现代公民素质的培养？困难比想象的大——这涉及到文化重建的问题。

对于虹迪的去留，“我问她，你不找工作吗？你家里人不着急吗？你也不小了。她说她不着急。但我不敢再留她了，为了她个人的发展、前途。担心她爸来找我们。”

王雄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