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
喘不上气
距离首都机场越来越近，徐京红女士的胸口开始发闷，两年来，这种感觉间接影响了她的睡眠、情绪和食欲。她的体重减轻了20多斤，下巴越来越尖，裤子挂在腿上直晃荡。“又瘦了……”刚进门坐下，一个穿蓝色外套的阿姨跟她打招呼，徐京红淡淡笑了一下，脸上的皮肤绷得更紧了，笑容显得有些僵硬。
会议室来了50多位家属，这是2016年3月18日，MH370失踪的第740天，徐京红的母亲在那架消失的飞机上。
自事故发生后，最初，每周一、三、五，这架航班上的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们都会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聚集到位于北京顺义空港物流中心的一座灰色办公楼里，与马航工作人员对质、争吵、哭喊。一年以后，2015年4月，马航关闭了MH370航班家庭沟通与支持中心，经家属抗议后改为每月两次的见面会。
又一年过去了。这天会议室里一半以上是老人，凑在一起聊彼此的骨质疏松和腰椎间盘突出。10点15分，见面会开始。马航代表Fuwa（音译）先生告诉大家，由于没有更多更新的消息发布，经过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每月两次的家属见面会之后减少为一次。
“不同意！”一个蓝外套阿姨猛地拍响桌子。“对！不同意！”家属们附和。
“你考虑过我们家属的感受吗？！”坐在第一排的一位阿姨激动地站起来，“一个月来一次？我们一个月怎么熬过来啊！每天在家里等着你们消息呢！”她声音尖利，说到最后几乎喘不上气来。
“你以为我们每个月来两次想见你？”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拿起麦克风，“你把人放回来，不见你、不要钱、不诉讼都行！”“对！要的就是人！”家属们附和。大爷说着说着，突然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的儿子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
徐京红很少参与这些争执，她坐在后排，一直低头刷微信朋友圈或者玩泡泡龙。45岁的她曾经留学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知道这种场合不可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一进这里面就把我憋得喘不上气”，对着手机屏幕，她长叹一口气。但见面会她还是一次都没落下，她认为，至少这样可以让MH370慢一点消失在公众视线中。
飞机出事之前，徐京红是那种任劳任怨、特别温婉的人，出事之后，家属们聚在丽都酒店，她也只是每天坐在小角落里默默地哭泣。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电视大屏幕上宣布MH370终结于南印度洋，她“腾”地一下站起来，扔了包，踹翻椅子，冲到人群前面要打马航的人，谁也拽不住。之后她两眼一翻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对！我就是一个大疯子！现在已经有点儿谁都控制不了我了，我自个儿都害怕我自己。”徐京红吸着烟，语速极快。医生诊断她属于抑郁状态。她老觉得有人在耳边“呜呜”地说话，好像有好多人在旁边走，可一回头谁也没有。开着开着车，看到路边一对母女牵着手走，她突然会嚎啕大哭。朋友发微信，让她“节哀顺便，你还有孩子呢”，她直接把对方从联系人里删掉，怎么就节哀了，我妈还在呢。
徐京红的老公希望妻子早点走出来，回归家庭，“你也是妈妈。”“对，我还是女儿呢！”俩人没法讨论MH370的事，一谈她就急，“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你在你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这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只有家属能理解我们。”
2014年3月8日后，家属们建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微信群，子女群、配偶群、父母群、联系群、互助群、家属媒体交流群……刚开始那段时间，一到晚上新信息不停地从手机屏幕上跳出来，家属们几乎都失眠，大家在群里说说话，分享新闻、小道消息，互相打气。
徐京红管理着两个微信群，情绪不好时，她会像小女孩那样把微信群一个一个退掉，想出来喘口气，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帮人也缺德，”她半开玩笑地说，“退了就拽回去，退了就拽回去，进去就得发红包。”
希望和愤怒共同寄生在这些家属身上，吸吮着他们的生命力。尽管马来西亚民航局已于事发10个多月后的2015年1月29日宣布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但一些家属坚信亲人仍然在世，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找到飞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你想想什么东西才找不着啊，就是被人藏起来的东西找不着，对不对。”70岁的戴淑琴女士有些神秘兮兮地对《人物》记者说。
戴淑琴的妹妹一家5口都在飞机上，但她用一种特别庆幸的口气说：“得亏不是17（MH17），（MH17是马航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航班，2014年7月17日在乌克兰边境坠毁。经过漫长的15个月，2015年10月13日，根据荷兰的最终调查，这架航班被山毛榉导弹击落，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遇难。）你知道什么呀，虽然是没有结果，但是没有结果对我们就是一种希望，17有结果了，那就绝望了，那就永远没戏了你知道的。”像是说服自己似的，她瞪大眼睛又重复了几遍，“得亏不是17！”
2015年3月8日，MH370失踪一周年，一位算命大师说，3月底人就能回来，戴淑琴听了很兴奋，一天一天数着，可等到3月最后一天夜里12点，还是没信儿。她特别失望。大师又说，4月中旬就能找到，她又一天一天挨过去……“我们这两年就是等于在这种消磨中过来的。”直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戴淑琴都把手机放在枕边，随时等着，“是美国人给我来个电话，或者是马来西亚人给我来个电话，说我妹妹有信了，跟我联系上了。哪怕我妹妹回来，我老得都变成鬼了，只要她回来，我这个心就安了。”
快乐是一种背叛
3月18日这天，会议室里的讨论陷入了僵局，坐在台上的马航代表面无表情地沉默着，接近中午，家属们决定先去吃饭。徐京红和另一位家属程利平一起出门坐车。程利平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纸袋，里面是四张胡歌签名的电视剧《琅琊榜》剧照，她让徐京红挑一张。徐京红看上去很开心，选了一张放在车窗挡风玻璃前。
程利平戴着两枚金色耳钉，头发染成粉红色，涂着玫红色的指甲油，手背上有几处褐色的疤痕，那是不久前去寺庙上香，香灰掉下来烫的。她是剧组的造型师，丈夫鞠坤曾是圈里有名的武术指导。他们当时一起在吉隆坡工作，丈夫提前回北京，坐上了那架飞机。因为悲痛，她最近刚刚开始复工，去横店和广西待了一段时间。这次回家后，她摘掉一直挂在卧室里的婚纱照，连同衣柜里丈夫的衣服一起，放进仓库里。
“我必须不能倒下。我必须得把我们俩的孩子好好地养大。我不想让他们因为爸爸不在身边，生活质量降得太低。我一直在努力着，我想尽量靠我的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她拼命给自己打气。但当她一个人开车送孩子去医院时，手机突然下载不了软件时，淘宝密码想不起来时，还是会瞬间崩溃。过去，她事事依赖丈夫，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个废物，只能蹲在地上无助地哭。
她时常出现幻觉，丈夫站在门口敲门，回来看她了。梦里，他全身赤裸，脸色惨白，哭着对她说：“媳妇儿，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多爱你吗？”“我知道，你答应我，你一定回来，你一定要回来！”他哭着点了点头。
程利平眼圈红了，她用纸巾轻轻擦了擦眼角，“我戴点首饰，其实还是在掩饰自己的一些东西，假装坚强，真的，内心的东西想掩饰。”她轻轻地对记者说。“其实我走到哪儿都一样，我真的现在看到天都是灰的。”
对于这些家属来说，快乐和体面似乎都已经成为奢侈品。有人看到程利平在微博上发的近照，说起风凉话，“他说为什么你还会涂指甲呢……我说难道我现在我去死吗？他们说话有时候很难听，然后说你赶紧拿钱走人吧，你赶紧再找个老公嫁了吧。”
在家属内部，程利平这样的配偶被称作“小媳妇”，父母群里的人有时也会质疑配偶群，认为有血缘关系的要比没血缘关系的更悲痛。山东人老文有时会在群里说一些刻薄话，小媳妇儿如何如何，明天早晨就嫁了。配偶群47岁的白拴富听到会不客气地反驳：“你不要这样说，你家儿子是独苗，大家很同情你，但你没有在配偶的这个角度上，你看不到她的痛苦。”在丽都酒店时，白拴富曾看到一个“小媳妇”，早上起来喝了一杯牛奶，婆婆马上说：“你老公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你还有心思在那儿热奶喝？！”“小媳妇”忍不住哭了几声，公公又骂她：“人还在呢，你哭什么呀你？”
“你吃不对，不吃不对，哭不对，笑不对，”白拴富叹了口气，“不管你怎么想亲人，方法是不同的，你可以去哭，也可以去闹，只要你想就行了，不同的方式想，没有问题啊。”
白拴富和妻子是高中同学，他们结婚23年，感情一直很好。他至今仍戴着结婚纪念日买的情侣表，前几天收拾东西，发现了妻子那块，她去马来西亚旅游时怕弄丢就放在家里，两年过去，没人上弦，表针已经不走了。
“夫妻时间长了以后，就是亲情关系，就是左右手的关系。其实她和你在一起的话，也不一定能为你做什么，但是她一旦离开，你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像我差不多50了，更需要的是陪伴，有个吵架的，有个晚上和你说话的，今天晚上你回去晚了以后，有个人在家等你，回去最起码有个热水喝吧，这个没了，这个没有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让蒙着泪光的眼睛躲进升起的水蒸气里。
白拴富没办法待在家里，房间里全是跟妻子有关的记忆。他去海南，去杭州，去五台山转了一圈，最后搬到附近的小区里，他特意挑了这个房间，从窗口就能望见过去的家——哪有那么容易就放下。有人给他介绍老伴，他一口回绝：“我爱人回来怎么办呀？”
每天晚上，他必须喝半瓶红酒才能入睡，电视调到央视新闻频道整夜开着，这是在丽都那两个月养成的习惯。空港的见面会他已经很少再参加，“一点用都没有，就是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发泄的地方，给自己找气受。”周末，他去茶叶城看看茶壶，去古玩城淘淘宝，这是生活中仅剩的开心事。但他特别提醒记者，写到这里一定要小心措辞，担心引起其他家属的误会。
快乐有时甚至被看作一种背叛。有的家属出去旅游没去空港开会，马上就有人在背后议论，“还能上三亚去玩儿去，都不上马航这儿追人。”一位年轻人告诉心理医生，他不允许自己快乐，他怕自己一旦放松，回到正常生活中，就会忘掉这份痛苦和愤怒，失去坚持下去的动力。
姜辉
徐京红
白拴富
午饭过后，姜辉先生来了，他的出现让会议室安静下来，大家转向他坐着，有人还拿出笔记录他说的话。姜辉被家属亲切地称为“辉哥”，他44岁，比很多人年龄都小，他的母亲在那趟航班上。丽都时期的沟通会，他有理有力有节的发言，获得了大部分家属的信任。
几天前，姜辉刚从马来西亚回来，他代表中国家属，参加了全球性的MH370两周年纪念活动。那次活动中，他遇到最近在莫桑比克海岸发现疑似MH370残骸的58岁美国律师吉布森，过去两年里，这个“着迷于各种未解之谜”的律师一直自费搜寻MH370，他去过印度洋上许多偏僻小岛，到马尔代夫与事故发生当夜看到一架低空飞行飞机的人们交谈，还去缅甸见了空管人员。吉布森在Facebook上加入了一个MH370讨论组，一位澳大利亚海洋学家告诉他，飞机残骸最终可能会被冲上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的海岸。2016年2月，他去东非雇了一艘船，在一个几乎寸草不生的小岛上发现一块长约一米的玻璃纤维复合板，上面印有“严禁踩踏”（NO STEP）几个字，这块残片被怀疑来自飞机的水平尾翼，目前已被送往澳大利亚调查。
起初，姜辉对吉布森心存疑虑，觉得他是在借MH370炒作。他问吉布森，对2016年年中即将停止海底搜索有什么态度。吉布森说，我也不希望停止，全世界都不会理解为什么要停止搜索。姜辉听了很开心，觉得得到了来自外界的支持。他有时担心，中国家属是不是真像别人说的那样，过于较真和不理智了，所以总想听听“局外人”的看法。
姜辉属于家属中的“理性派”。去年10月，姜辉、白拴富和另一名会法语的家属自费去发现MH370残骸的法属留尼汪岛。留尼汪岛距离莫桑比克海岸2100公里，海浪汹涌，经常有鲨鱼出没。2015年7月29日，负责海滩清理工作的乔尼·贝格发现了一块被贝壳附着着的金属碎片，经过鉴定确认属于MH370，这是飞机失踪1年多以来，第一次发现与它有关的实物。
但在中国家属看来，这块突然出现的残片更像是有人故意放置在那里，“有人希望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他们在新闻视频里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蛛丝马迹：警察搬运这块碎片时，是从海滩往海里走，按照常理，应该是从海里往海滩上搬运才对。
姜辉等人经毛里求斯转机到达留尼汪岛，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去“打假”。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他们找到乔尼，一起到发现残骸的海岸。他们一遍又一遍问乔尼，那个东西是怎么搬上来的、谁搬上来的、几个人搬上来的、先放哪里。第二天，他们又回到现场查看。残片被发现时附着了一些从未在岛上出现过的贝壳，姜辉他们在海岸线上找了一天，想找出破绽，但这片海滩上竟然真的没有一枚贝壳。他们又对照新闻视频，还原搬运残片的路线，终于明白警察为什么有那样古怪的行为，因为搬运途中要经过一个沟，必须再次绕过海边，才能到警车上，视频录的正好是这一段，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警察“造假”。
“打假”失败了，但姜辉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这块残片属于MH370。当地华人商会会长说，如果家属需要在海边进行一些点火纪念仪式，他已经跟市长和旅游局打好招呼，可以破例批准。姜辉表示感谢，但“我们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和你们可能还是不一样，你们是局外人，可能你们都认为人不在了，但对我们来说，1月29号是法律状态上推定人员死亡，我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还婉拒了当地政府要在发现残骸的地方建立纪念馆的提议。
但一些家属对姜辉的做法不太理解，既然大家都认为是假的，就不应该理它，去了就上当了。甚至有传言说，姜辉他们的机票是政府出的，为了要承认这个东西就是MH370的，姜辉听了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接近两周年的时候，疑似MH370的碎片突然不断地浮出水面。一名南非少年称在莫桑比克海岸发现了一块一米长的金属片，上面印着“676EB”字样，距离吉布森发现残片的地方只有300公里，这块残片也已经运往澳大利亚鉴定。乔尼最近又在留尼汪岛发现了第二块残片，但马来西亚与法国政府讨论后认为它不太可能属于MH370。
如今，三艘舰艇利用声呐和水下技术，仍然在昼夜搜索着6公里深的海底区域，试图找到MH370的踪迹。
2014年4月26日，参与马航失联航班搜寻的澳大利亚海军士兵，参加澳纽军团日黎明开旗仪式
没有起点，看不到终点
马航为家属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在今年3月8日结束了。姜辉很不满，大多数家属事发后都出现了抑郁状态，至今没有好转。在见面会上，他问家属，谁申请过心理服务，10多个人举手，但他们都还没有轮到，服务就已经结束。姜辉质问马航代表，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
刘金鹏是马航聘请的心理咨询师之一，从某种程度上，她能够理解家属，“对于个体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未完成事件。”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有的家庭，第二代、第三代都在飞机上，加之社交媒体上各种消息不断刺激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哀伤反应，其中夹杂了很多愤怒，委屈，甚至仇恨。”
刘金鹏和她的同事在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飞机失事后，接受马航雇佣，开始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起初家属对他们并不接受，他们把这些心理咨询师看作是马航的人，有时还会试探性地问刘金鹏：“飞机到底还在不在？你跟马航他们有接触，会不会有什么消息。”
“我和家属在一起的时候，我能理解他们刚开始的那种防御。真的，我到现在我都不太敢说我能和他们感同身受，‘感同身受’这个词真的被滥用了。很多家属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愤怒，你凭什么感同身受，我过的什么日子，你过的什么日子。我不太敢说这个词，我尽量努力地用我自己的心去感受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抑郁状态当中。”刘金鹏说。
尹璞是2014年3月8日之后最早到达丽都的那批心理咨询师，他经历过非典、汶川地震、韩亚空难等大大小小灾难，但还是觉得针对马航家属的心理辅导太特别了，“一个再大的坏事，只要肯定下来，所有人的情绪都到痛不欲生的最低点，都好办，因为我们有一个恢复的起点了，咱们从这个最低的点一步一步往外走。没有起点的话，你往哪儿去，你往任何方向去的话，它明天都可以回到那个地方，甚至到更低的地方，始终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有点希望，一会儿又绝望，一上一下每天好几个回合，你做任何东西都是无用功。”
尹璞在丽都待了一个多月，很多情况都超乎他过去的经验。一个年轻人把他叫到房间里，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抽烟，突然间站起来抱住他，像个女孩子一样伏在他的肩上嚎啕大哭，他的哥们本来不用坐那班飞机，因为他弄到了两张球票，哥们才提前回来。
一对老夫妇，儿子和儿媳都在飞机上，他们说如果儿子没了，他们就找儿子去。尹璞在后续治疗时才知道，原来出事后他们的孙子被姥姥家“抢”走了，老夫妇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有的家属本来准备要接受现实了，结果又被一些情绪极端的家属拉了回去。“尹老师，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天，尹璞接到一位家属电话，“我现在在去往马来西亚大使馆的路上，他们非拉着我，其实我不想去。”
差不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尹璞接触的20多个家庭才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一些家庭是在一周年这个带有仪式感的时刻决定接受现实。“过了一周年，还没有想到走这一步的话，讲实话，难度太大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自己钻到一个牛角尖里边都出不来了。我觉得这里边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在明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有太多人用希望帮助他们度过头几天。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基本上连起点这个概念就已经被摧毁了。”他说。
就像一个不断将人卷入的无尽黑洞，尹璞的一位同行朋友也出现了创伤应激障碍（PTSD）反应，他怕坐飞机，会梦到飞机栽进大海的情景。几天前，这位朋友在机场给尹璞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停机坪上的一排飞机，“我看到这一片飞机，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它们栽到大海里。”
2016年3月8日同样是家属提出民事诉讼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前，已经有超过40位乘客家属与马航签署了和解协议，领取252万元人民币赔偿，放弃后续法律赔偿责任追究。36位乘客家属在北京铁路法院对马航提请起诉，另外一些家属则选择在马来西亚以及波音公司所在地美国立案。
律师吴晨代理了15位家属的诉讼，姜辉、徐京红都在其中。3月3日，吴晨去北京铁路法院办理立案手续，他跟法官说，希望明天就能拿到立案受理通知书，因为家属查了黄历，明天3月4日是一个黄道吉日，“阴阳两宜”。法院果然赶在3月3日晚上做完所有工作，第二天发出了正式的立案受理通知书。
吴晨曾经是中国律师谈判团的成员之一，去年年底，马航的和解方案出来，一开始赔偿金额250万，宣布结果时，屋子里坐了40多位家属，徐京红当场就急了，“瞧你们这谈判结果，一屋子二百五！”后来金额涨到252万，官方解释是因为汇率浮动。吴晨说，和解的人数他不能透露，选择和解的家属也大多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件事，实际上家属内部都知道谁在和解名单上。
“我能理解，每个家里情况不一样，但不等于我赞同。”徐京红说。和解方案出来时，她问过父亲怎么选择，父亲70岁了，肝癌晚期，去年做了3次大手术，每次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但老人倔强地说：“不行！不干！接着打！”徐京红听了心里踏实了，虽然打官司最后很可能还拿不到252万，但她觉得这不是钱的事，就是“铁了心打到底”。
MH370属于涉外案件，没有审理时限，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结果，没人能够预计。一位家属本来委托了吴晨代理诉讼，最后时刻还是放弃，他年纪大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结果出来的那一天。在吴晨的办公室里，老人有些愧疚地说：“我真的不好意思，最后还是决定和解了。”“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不是说你要多少钱，重要的是你放下了一块事，这个事情是你们无法承受的。”吴晨跟他说。
2016年3月6日，马航MH370航班客机乘员亲友在吉隆坡参加客机失踪两周年纪念活动
忘记
整个下午，会议室里的讨论没有任何进展，愤怒和悲伤让现场几次陷入失控。马航代表Fuwa说，其实每次从北京回马来西亚，他的心情也不好，会持续两三天。他拿出纸巾擦了擦脑门上渗出的油光。翻译补充了一句，你们要理解Fuwa先生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Fuwa身体不大好了，可以不叫他来，换别人来。他一个月来一次，其他时候别人来也可以。”一位家属说。2014年接连发生的MH370和MH17事件重创了已经连续亏损3年的马航，据媒体报道，当年3月马航在中国的机票销售暴跌60%，多家中国旅游企业宣布停止与马航合作。为了摆脱困境，马航退市、重组、进行国有化改革，向两万名员工寄了辞退信。
接近下午4点，见面会结束了。姜辉、徐京红、程利平等人打算晚上进城一起吃个饭。这是属于他们难得的放松时刻。路上，徐京红看到路边一家餐厅时突然问了一句，“这个饭馆还在吗？不会已经黄了吧。”“不会吧，让咱们吃两次就黄了？”姜辉说。“家属吃两次就黄了，哈哈哈。”徐京红大笑起来。她的意思是，在一些人眼中，马航家属是危险的。
他们拥有一些彼此才能体会的玩笑，譬如一句家属中间颇为流行的骂人话，“你这人太他妈马来西亚”。微信群里也有马来西亚家属，但他们也不会因此恼火。“我们该哭的时候就哭，该笑的时候就笑。我们在饭桌上，有时候逗一逗，也挺开心。但是不知道是出于自己的原因，还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在外边这种场合谈到马航的事儿，如果你要还笑的话……”姜辉没有说下去。
姜辉几乎每天都在去往外交部、民航局、司法局、信访办、交通部、参加马航会议的路上。或许因为过多精力都投入在马航事件中，去年，公司将他辞退。这位被家属视为领袖式的人如今正为每月高昂的房贷发愁，他同样幻听，失眠，没有食欲，被医生诊断为PTSD（创伤应激障碍）。
见面会前几天姜辉刚刚过完生日，几位要好的家属凑一起吃了顿饭，程利平特地去订了个提拉米苏的蛋糕。姜辉参加过很多次家属的生日，每次到了集体唱生日歌的环节，大家都会泣不成声。他不喜欢在别人面前流露自己脆弱的一面，唱了一段觉得情绪有点不太对，赶紧打岔，“来吧，切蛋糕吧，切蛋糕吧。”
44年前的这一天，母亲姜翠云生下他。母亲是一名普通的美术工作者，姜辉不希望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间里。出事时，姜辉的女儿刚3岁，她每天看电视，嘴里蹦出马来西亚、马航这些词。姜辉不想让女儿忘记奶奶，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解释，怕给她造成心理阴影，最后只能什么都不说。如今两年过去了，女儿5岁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再提起奶奶了。
截至今年3月，南印度洋12万平方公里搜索区中的9万平方公里已经完成，但是只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负责搜寻MH370的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JACC）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人物》记者，每艘舰艇配备30—35名人员，24小时工作，海底地形复杂，搜索依然进展缓慢，但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岸上那些家属们的诉求，“请相信搜寻工作仍在持续，我们的目的是尽快找到MH370”。
对于与MH370有关的许多事情来说，两年已经是一种终结。根据负责搜寻MH370的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预计，2016年年中，他们将完成12万公里的海域搜索，如果那时依然不能确定飞机位置，并且没有更进一步消息，不会再继续扩大搜索范围，也不会对已搜索完的区域进行二次搜索。“如果搜索停止，真的就变成千古之谜了。”姜辉不无担忧地说，但对这些家属来说这不是终结，今天和昨天的区别只不过是等待的时间又多了一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