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编辑

［摘要］出版精品是一项系统工程，打造精品书的每一个环节均需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文章从编辑工作视角出发，分别从务必看重编辑的地位、务必具备精品意识、务必重视选题策划、务必精心遴选作者、务必坚持“三审制度”等角度对如何打造精品力作作了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精品 编辑地位 选题策划 遴选作者 三审制度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我特别喜欢两位名人的一段对话，一位是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另一位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原社长、韬奋奖获得者吴智仁。200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李政道的一本书。座谈时，李政道问吴智仁：“你知道我国唐朝时谁最有钱？”吴智仁回答：“不清楚。”李政道又问：“你知道唐朝哪些人最有学问？”吴智仁回答：“那可多了。”接着，李政道语重心长地说：“所以，你们不要把赚钱看得太重了，还是要留下一些好书给后代。”这段对话意味深长。是的，历史、后人是记不住有钱人的；而会永远记住那些有学问的人，所以，出版社理应多给后人留下一些好书。“书籍是思想的航船，在时代的波涛中破浪前进。它满载贵重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的这句名言，更真切道出了精品力作的价值所在。我打心底崇尚李政道、培根提倡的理念，多少年一直追求这种出书境界。凡是意识到当代人喜欢，并且有可能留给后人的书就毫不犹豫地打造。如果不是广大读者需要、不能产生正能量的书稿，即便有好的经济效益也坚决不出。

那么，怎么才能打造出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呢？

显而易见，出版精品是一项系统工程。许多业内人士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就像流水线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一样，打造精品书的每一个环节——选题的策划、作者的选择、书稿的审读，以及校对、装帧设计和印制等，均需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在所有环节中，编辑工作可谓重中之重，故从这一视角作一些思考。

一、 务必看重编辑的地位

编辑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往有一种普遍的说法：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是对编辑奉献精神的一种赞扬。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简单的定位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有位朋友说：在美国，编辑的地位很高。如果知道你是做编辑的，很多人会对你肃然起敬，不管你穿得怎么样，有多少钱。因为他觉得你能驾驭那么多文化，影响那么多人，别人驾驭不了，影响不了。而编辑能驾驭一篇文章、一本刊物、一本书，很了不起。过安检时，安检员发现你是编辑，会高看你一眼。在美国，编辑比官员体面，比官员有地位。

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编辑并不清楚如何给自己定位。尽管政策引导一直强调“社会效益第一”，但因没有硬指标，未加量化，所以大部分出版单位把主要精力放在有具体指标的经济效益上。难怪业内有人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下的编辑，很多人已沦为市场的奴隶了。在经济指标的压力下，淡化了社会效益，很难策划、编辑出高雅的、能够传世的精品力作。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一些出版单位，创利大户、畅销书做得好的编辑很吃香，受到重用；而学术书做得好的编辑，只在社外叫好，在社内影响倒没有那么大。

难道谁能赚钱，谁做畅销书做得好就是好编辑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编辑绝不能整天为完成经济指标而奔忙，更不可沦为市场的奴隶。编辑切莫“一切向钱看”，不能让“孔方兄”驱走打造精品力作的胆识。编辑作为文化产品内容的选择者、策划者、加工者、过滤者、把关者、推荐者，甚至是创造者，是出版单位文化责任的主要承载者和担当者。这部分人是出版单位的“龙头”，“是出版社的核心资产”，是出版社繁荣发展的基石。一个优秀编辑，一个骨干编辑，对一个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看重编辑的地位和作用，着力培养出一大批有崇高文化追求、有高度职业道德精神的编辑，才能不断提升文化创新力、制造力和传播力，才能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才能更好地为出版繁荣、文化繁荣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在中国编辑学会第16届年会开幕式讲话中说得到位且精彩：“编辑人才是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没有一流的编辑人才，就没有一流的出版物，更谈不上一流的出版社。编辑培育精品，精品成就人才。归根结底，精品力作来源于编辑的发掘和加工，编辑的眼光和水平决定着出版物的品质。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出版物载体和介质如何转换，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媒体，都离不开编辑的创造性劳动。”“要建立健全对编辑人员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要加强对编辑人员在出版物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产品质量方面的考核和评价，让编辑人员安其岗、得其所、留得下，引导编辑人员多出精品力作。”

二、 务必具备精品意识

我最欣赏一位外国同行说的这句话：“印在纸上的文字是一种有生命的神圣的东西。”按我的理解，所谓“有生命的神圣的东西”，就是指那些有原创价值、有特色、有个性，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穿越历史时空的有利于人类文化进步的书。这些通过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而生长，而增值，成为人类永久的教师、宠儿、伴侣的书就是精品书、经典书。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真正意义上的精品书至少应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在思想价值上，是人类进步思想的前卫；在学术上，具备了科学性和独创性，体现了国内一流水平；在流派上，属于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在艺术上，具有教育功能和欣赏功能，能培养人们健康向上的情趣；在知识性上，正确无误；在编辑加工上，属于精编精校；在装帧设计上，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然而，打造“有生命的神圣的东西”谈何容易。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针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有12字评语：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若用图书的“二八定律”审视，2014年出版的40多万种图书中，至少应有8万种属于精品。但仔细搜寻，真找不出这么多的精品来。其中相当多的是平庸的、重复的、注水的、跟风的、模仿的、炒作的以及机械化生产的作品。2015年3月3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出版物质量专项年”第四批编校不合格图书，有21种图书“上榜”，18家出版单位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2015年11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2015年少儿类和文艺类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24种，有23家出版单位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不合格的图书？原因虽多，但编辑缺乏精品意识是一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出版社的社长胡绳曾这样说：“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用今天的话来解读，胡绳强调的门槛，就是精品意识。不是精品，就别让它迈进出版社的门槛。多少年来，人民出版社不仅始终坚守这一“门槛”理念，而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现任社长黄书元明确提出精品立社、精品强社、精品优社的理念。

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精品意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精品力作。比如：入选《人民文库》的艾思奇著《大众哲学》、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费孝通著《乡土中国》、范文澜和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朱光潜著《诗论》等，都取得了双佳效益，并已成为该社标志性的出版物。这些初版于不同年代和时期的论著，曾经引领了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当下仍具有重要影响力。入选《人民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恰似一颗颗闪光的珍珠，原来就价格不菲，如今串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更是价值连城。被串起来的每一颗珍珠或多或少都留有时代“辙印”。透过这条精美的项链，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六十多年来变化发展的重要轨迹。

近十年来，人民出版社有二十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图书奖励；在学术影响力方面，位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第一名，社会科学著作总被引次数一直居全国各出版社之首。在“全国图书阅读调查”活动中，连续五次获得“读者最喜爱的出版社”第一名。

显而易见，该社的编辑如果不具备精品意识，不自设“门槛”抵挡垃圾，就难以打造出那么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三精”作品。

三、 务必重视选题策划

有人从出版企业竞争和核心竞争力的角度算过一笔账，认为“在整个图书利润总额中，选题策划的利润贡献率一般在50%左右，有时甚至高于50%”。这种说法虽未免太绝对化，但选题的好坏的确能决定一个出版社的命运。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假如选题很糟糕，即便是一流的编校，最好的设计，再加上高效率的生产，加班加点、抢时间，以及强有力的营销手段等，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分析利润贡献率是这样，预估社会效益也是同理。俗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图书能否成为精品或品牌，的确与选题的含金量多少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只有重视并善于策划选题，才有可能培育出精品图书， 并不断推出各种品牌图书。如果不重视选题策划，搞不出优秀的选题，要出精品力作只能是缘木求鱼。

在保证选题质量这个环节上，人民出版社采取的在社内局域网上进行“双盲投票”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题论证制度。该社成立了一个21人的选题论证委员会，其成员都是各方面的专家，是有实战经验的老同志。投票全部在社内局域网上进行。专家投票时不知道选题的责任编辑，这样避免了“人情稿”和“关系稿”；专家投票后，选题的责任编辑也不知道是谁投的票，这样避免了专家得罪人等问题。有的选题，专家“盲投”时出现了分歧，就提交社选题论证委员会进行面对面的讨论。社选题论证委员会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开一次会，集中讨论那些拿不定主意或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选题。

诚如社长黄书元所总结的那样：网上“双盲投票”选题论证制度有两个好处：第一，大大提高选题论证效率。现在有些选题要求当天就作出决策，有些选题要求几天或几个星期作出决策。在网上投票，选题不要求全票通过，只要得到2/3的票数就自动通过了，选题论证效率大大提高。第二，较好保证了选题质量。专家觉得该否定的就否定，有什么进一步要求就直接提出来，能如实反映专家的想法，使选题的质量得到了确保。

对于作者来说，道理也一样。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好，不仅使研究有一个良好开端，也可清晰地展示出一个通过努力便可达到的理想结果。一个知识储备丰厚的学者，如果选题不当，有时也会写出平庸的作品；而一个入道未久的新锐，如果选题好，也能取得可喜成果。

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选题必须创新。“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面是创新；另一个层面是翻新。“人无我有”，是创新；“人有我优”，是翻新。现在图书市场上为什么经常会出现选题雷同、跟风热炒的现象？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多数编辑只会跟风，不会创新。而凡是被读者认可的，市场份额大的、影响大的图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做到了选题创新。出色的编辑能够营造出市场热点，让别人跟风，自己则适时开溜，再去制造一个新的热点。次一点的是，反应快，跟风快，也能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和正能量。最忌讳的是，既缺乏想象力，反应又慢，一跟风就是高手们开溜之时，结果做出来的书读者不买账，变成了垃圾。所以，编辑一定要进行创造性思维，切忌模仿，切忌千篇一律，进行机械化生产。

在选题策划这个环节，有一点颇为重要，就是选题应对现实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如果你策划的书稿离现实很远，又味同嚼蜡，谁都不愿意看，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支持你，为什么要把真金白银交给你作为出版经费？当然，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绝不是简单地作时代精神的话筒，对现行政策进行概念性的图解；也不是生吞活剥、拾人牙慧，或者重抄一些传统思想的片段，以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糊弄读者。而应当以现代意识深刻地了解现实，溶解、升华和发展传统，前瞻未来，给读者以警策、启悟和鼓舞，对现实生活有所推动。

还有，一定要提前策划好主题出版的选题。可以说，唱响时代主旋律，倡导主题出版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特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主题出版在传播正能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普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民出版社的主题出版一直都处于领先状态。每逢党和国家有重大的活动、重大的节日、重要的节点，该社都会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主题出版图书。其成功的经验在于： 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二是不搞应景之作，努力打造精品；三是精心遴选作者；四是务必提前策划，一般都是今年研究明年、后年甚至是几年后主题活动的重点选题。

四、 务必精心遴选作者

“作者是衣食父母”，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同人私下对作者的定位。“文化大革命”严厉批判了这一定位。逻辑很荒唐：能够舞文弄墨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怎能成为“衣食父母”？！现在，虽没有明确的定位，但作者对出版社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道理很简单：作者水平的高下决定了图书的质量。要想打造有创意、有特色、有生命力的精品力作，必须物色到优秀的写作者，否则，创意再好的选题，也只能是平庸之作。有一句话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可想而知，要让三四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者，写出一流的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

何况，在商海大潮的冲击下，近年来浮躁之气也遍布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失去了往日的定力，难以静下心来做学术研究，老琢磨着如何编撰赚钱的书稿。由是，原创的书稿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选编、汇编、大全等东拼西凑、重复雷同、昙花一现的东西。难怪一些资深编辑交流时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以前审读那些老学者的书稿，感觉书稿能提供许多新的信息和知识，如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新形式等，是真正的原创，或超越前人，或填补空白，或独树一帜，是在著书立说。其写作也很规范，便于编辑加工。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做学问不踏实、不严谨，连起码的规范也做不到。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缺乏创新，在原地打转转，引用的资料也会发生错误。有的正文中出现了注码，篇末却找不到注文；有的篇末出现了注文，正文中却找不到注码。这样的人真不配作学问！

由此可见，要打造精品力作，精心遴选作者是多么的重要。精品需要十年磨一剑，精品需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所以，在确定某种精品论著的作者时，编辑理应做到对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向有全面的了解；应当不断地去寻访专家学者——以求比较其学术论点、写作风格，从而进行准确的筛选，让名副其实的一流学者对号入座。

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决不是因为这类选题策划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选题是用不着策划的，因为连不懂历史的人也能随口说出该为哪个皇帝立传。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编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筛选，物色到了既有学术水平又有文采的作者。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帝王个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他们的经历、思想、品德、意志、才能、性格、作风、爱好以及功过是非跃然纸上。而且通过传主还折射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到目前为止，这套丛书已有30种与读者见面。每出版一种，短期内即告售罄，不得不屡屡重印，而且都被台湾地区的出版商相中，相继购去了版权。有相当一部分，对韩国也输出了版权。可以说，这是一套标准的双效益的常销书。

精心遴选作者不仅要做到优中选优，与一流学者合作，而且这一过程还可起到保证出版物导向正确的作用。比如，人民出版社在2011年制订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大主题出版计划时，就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这项工程的。因为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在这一领域内出现过一些极其错误的观点。比如：有人说改良比革命好，应当“告别革命”；有人吹捧袁世凯，贬低孙中山，说辛亥首义与孙中山无关；有人说辛亥革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是此后几十年动乱的开始。类似的说法流传甚广，贻害无穷。正是本着导向正确、能够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留下信史的原则，该社精心选择了著名学者金冲及、张磊以及一批年富力强、治学严谨且有独到见解的学者作为这项重大主题出版工程的作者，从而推出了《辛亥革命全景录》系列丛书、《孙中山传》等一批受到中宣部、统战部、原新闻出版总署领导以及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肯定、赞扬、欢迎的精品力作。

五、 务必坚持“三审制度”

实践使我意识到，编辑工作是一种“细活”。做编辑的要有守门意识，要把各种环节“踢”来的差错——包括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知识性的、技术性的一律“拒之门外”。责任编辑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一样，不能让对方的球进入自家的大门。被踢进了，就是失职行为。所以，审稿决不能马虎大意。马虎了要闹笑话，大意了要出纰漏。只有细读、精读、反复读，才能把好书稿质量关。

在审稿环节，务必严格实行“三审制”，即责任编辑一审；主任、副主任或主任、副主任委托副编审以上人员复审；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终审。这是出版管理条例的明确规定。“三审制”既是一种制度，也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每一“审”都不能少，少了就是违规，少了就会出问题。

然而，个别出版单位的做法已经超越了底线。据报道，有关方面去某家出版社进行检查和调研，发现“三审单”上，从责任编辑初审到复审再到终审的三级签字，居然都在同一天里。难怪有人戏言：效率够高！胆子够大！于是，有人发问：作为一个编辑，对一部作品，其付出还有多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好的编辑应该是一个好的厨师长，或者起码也是个不错的大厨，但在一些出版社，当下已沦为一个洗菜的，涮涮泥冲冲水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连泥也没洗尽就交差了。如此“三审制”，不出事才怪！

据说，2013年业内一位参评正编审职称的人士，在其提供的参评材料中，写明自己一年审读加工了1 500万字的书稿。“这个数据是真的吗？”有的评委禁不住这样发问。因为如果一年看1 500万字，那么一年365天，每天都工作，一天也不休息，一天就得审读4万字的书稿。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要么这个数据有假；要么就是一目十行，压根儿没有认真审读过书稿。如此审稿，何以保证和提高审稿质量。这是对编辑工作的渎职！此例虽是极端个案，但必须引以为戒。

在审读这个环节，理应做到切莫迷信权威。千万不要因为是专家、权威写的书稿，就忽略或放松了审读。要是这般，就无法打造出精品力作。

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作者，非常欢迎编辑给其作品挑毛病。在这部分学者看来，编辑的职业病——挑毛病是一种美德。30年前，我做《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的责编时，就书稿的内容分类、篇目取舍以及某些论点的科学表述等提出 9点意见。因刘大年先生是国内著名学者，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权威，当时的复审和终审意见都觉得“木已成舟”，“初审意见只能作为个人想法，向作者进行请教”。没想到，“请教时”大年先生对我提的意见，大部分予以接受，并一再表示“有水平”，“像个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该书出版后，学界评价很高。作者在给我的赠书上还写道：“编检多劳，酬谢荒落，迟奉此册，幸箴吾过。”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编辑，对这种褒奖很在意、很自豪。

20年前审读中共中央文献室编的3卷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时，我从年代、地名、人名、错别字等方面，发现一百多处疏漏。发现这些差错的办法只有一个，而且是最笨的办法，查工具书，查第一手资料书。办法虽笨，但行之有效，让对方心服口服。时任中共中央文献室主任的逄先知，对我大加赞赏。该书现已成为研究伟人毛泽东的权威著作。

几十年来，人民出版社不但始终坚持“三审制”，而且有所创新，对一些重点书稿实行的是四审制、五审制。比如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内容涉及面会比较广，既可能谈政治、谈哲学，也可能谈财经、谈历史，还可能谈法律、谈军事、谈教育。凡接手这类书稿，该社就会从各个专业编辑室抽调一些经验丰富的编辑，组成专门项目组来做好审读加工工作。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也不是专业编辑只看专业内容，而是项目组成员轮流看、反复看。像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项目组，有八个人参与了具体的编辑工作。第一轮，每两个人看同一卷；到第二轮，在第一轮中看第一卷的两个人去看第二卷；到第三轮，看第一卷的两个人去看第三卷；到第四轮，看第一卷的两个人再去看第四卷。大家转着看，就确保了出版物质量不会有问题。经过以上四轮“初审”，才进入复审和终审。这种重要领导人著作项目制是该社的一种特色出版制度。对一些重大出版项目、重要学术著作，也会组成一个专门项目组来完成。

人民出版社在严格坚持“三审制”的过程中，还把规范化、标准化作为硬指标来执行。例如：为进一步提高学术出版质量，该社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参照国内外相关出版标准，于2012年制订和实施了《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对学术著作的基本体例、文本、图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附录等方面的规范作了详细的说明和例示。编辑自觉把该《规范》的每一项具体要求落实到书稿加工中，从而使书稿质量得到了保证和进一步提高。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说得好：“书跟别的东西不同，做饭臭了是一顿，做书臭了是一世，书是永久的消费品。浮躁、轻率、一夜成名的思想是要不得的。”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就是打造传世之作、打造永久的消费品。编辑的使命很神圣，让我们强化担当意识，增强出版精品力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扎扎实实做好这个中心环节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吴尚之.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编辑人才.中国编辑，2016（1）：4-5.

［2］ 钟边.政治保证，质量担当，努力打造政治专业类优秀出版社——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中国编辑，2015（2）： 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