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国/文
单位人员身份有点“复杂”
我所工作的地方在一个地级市,属于市直机关。机关较大,近百名公务员,并有若干下属事业单位。
单位在人员身份构成上并不“单纯”,包括了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合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临时工。公务员队伍是机关人员的主体,包括局领导(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科长、主任科员、副科长、副主任科员)、科员和少量工勤人员(比如司机)。事业编人员均来自机关下属的各事业单位,包括单位负责人(正科级)、副职(副科级)和普通职员。合同工主要分布在司机组、办公室、文印室等地方,临时工则充当门卫、保洁员之类的角色。
先说领导。局长通常由其他市直机关的一把手调任,或是从各县(市、区)政府的主官中选拔,也是党组书记,全面主持单位工作,并主管最核心的人事工作。调研员的行政级别与局长相同(正处级),但属于非领导职务,通常是由接近退休年龄的干部担任。相比之下,多数副局长觉得自己仍然处在事业上升期。虽然都是副局长,但他们在单位有明确而固定的位次,由权力、资历等决定。副局长之间存在利益和心理上的竞争,他们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人出色。副调研员是个有点尴尬的位置,虽是副处级,却是非领导职务。副调研员通常由年纪较大的科长排队等到,也可能由受过处分的人担任,对前者算是安慰奖,对后者更多是冷落。此外还有纪检组和监察室的处级领导。这也是些年纪较大的人,由于工作性质和派驻人员的身份,他们也很清闲,静静等待退休。
接着说科级和科级以下干部职工。大家可能知道,由于编制和照顾的原因,有些单位的科室,领导一堆,将多兵少,个别科长甚至是光杆司令。再说事业编人员。每个科级事业单位都有一名负责人(正科级)和一到两名副职(副科级)。正科级负责人的实际地位不及科长,由于不是公务员编制,因此当到下属单位的负责人,也就到头了。他们在公务员面前感到自卑,其中比较年轻的,会设法通过调动或转为公务员来谋求发展。副职也基本如此,但因为普遍年轻并且还未到顶,他们将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与人际上,寻找可能的机会。普通职员基本是各种关系户。对女生而言,这份工作不仅稳定、清闲,还能提供年假和充足的产假。最后是合同工与临时工。合同工也大多是关系户,因为进入机关后,基本不会被开除。他们工资较低,无上升空间,本身没什么地位,干的也多是没人要干的杂活,但多数人由于缺乏一技之长,能在机关里做事,感觉也不算太差。临时工可能也需要关系,他们没什么存在感,只是实实在在做好需要做的事。
“权力—利益”规则
这么多不同身份的人凑在一起,为了不发生混乱,总得有些大家都能接受、最好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首要的一条,是权力等级决定利益分配。简单说就是不看人,只看身份,什么身份对应什么利益。举个例子:单位里有科长A,喜欢直接拉科长B的手下干活,B与他斗智斗勇。但当A被提升为副处级后(科室不变),尽管不情愿,B还是在A要求时允许手下过去干活。B对手下说,A现在是领导,身份不同了。并且,在A被提拔后,单位迅速为他单独腾出一间办公室,购置了齐全的办公设备,还专门制作了门牌和名片。
根据这种“权力-利益”规则,可以把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上层是局领导(包括纪检、监察的派驻人员),中层是正副科长、主任科员和下属事业单位的正职,下层依次是副主任科员、科员、事业单位副职及普通职员、工勤人员、合同工和临时工。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如何实现层级流动(上升)?在一般意义上,核心要点是得到局领导尤其是局长的支持,但不限于此。具体来说,这个问题可拆分为“如何从中层上升到上层”和“如何从下层上升到中层”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相对简单。除非有特别的业绩或强大的背景,普通人基本就一条:论资排辈。在一个不是以能力说话,而是以权力说话的小环境下,处在相同权力层级的人要想先得利,只能摆出一串似乎能代表能力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是随着工作时间延长,大家基本都能具备的。把“经历”当作“能力”,虽然是一种概念的偷换,但也契合了更多人对“公平”的感觉:大家依次得利,那大家都能得利。这也是这类规则稳固不破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复杂一点。面临这个问题的,基本是年轻人,特别是事业编的年轻人。本单位人员的年龄结构有很大断层,基本是从60后直接跳到了80后,由于领导岗位编制有限且人员流动性小,许多年长的公务员堆积在科长和主任科员的位置,长期得不到提拔。牢骚之余,对下面那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他们多少有些警惕。
进入机关后不久,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在单位里忙忙碌碌、加班加点的,只是小部分人,包括公务员、事业编人员和合同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除非严重违法违纪,公职人员无须担心被开除。这意味着,活儿干得好坏,可能影响饭碗的大小,却从不决定饭碗的有无。那么,在大家都可以少干甚至不干的情况下,必须要干的事情,由谁来干呢?
有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当事业编的新人来上班时,就会被放到最忙的科室,美其名曰锻炼,其实是从中筛选具备干活潜质的人(特别是男生)。同时,领导们会暗中考察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新人被发现缺少背景,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那他(她)基本跑不掉了。一段时间后,领导正式分配工作,把那些能干肯干的留下,派往机关里忙碌的科室,而把不能干或不肯干的放回他们原本报考的下属事业单位。
由于在机关里,决定谁做什么的一条规则是:除非领导另有安排,否则大事小事,上次是谁做,下次还是谁做。一旦全面接手,就甩不掉了。因此,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少;能干肯干的人,事情越来越多。由于干得好不一定有功劳,但不出错就没麻烦,所以“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成了一种广泛论调,大家也都不愿承担更多责任,能推就推。“老黄牛”头上始终压着局领导、年长者、科级领导、关系户和混混等一大群人,而在提拔时,他们也总是吃亏:因为无暇钻营,更因为干活少不了自己,那么,还是安心留下吧。
对于一个有理想、想做事的年轻人,在机关很容易生出无力感。因为能做成事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要实现抱负,年轻人必须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权力-利益”结构,逐步获得更多资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当具备足够实力、拥有稳固的利益同盟后,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可这时的想法,与年轻时的理想相比,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了。在单位里,我属于很忙的那类人。忙各种会议、活动、简报、文件、工程,在很累的时候,不禁想想,这对我们和老百姓来说意义何在?有多少忙碌,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甚至个别领导为取悦上级的无谓消耗,而是真的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忙碌呢?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我有点像是在发牢骚。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值得我们重视。何谓高效的机关,应对理顺好权力-利益结构,并解决好给年轻人希望,给能干事、干好事的人希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