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晴 / 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道德的血液,他们做慈善、关心社会、回炉上学、致力环保……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贵士=贵族+士大夫。
在一向绕不过阶级的英国社会,贵族的功用很多:十三世纪时,他们要对抗君主专制,逼迫约翰王签署宪法性文件《大宪章》;十七世纪时,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向威廉二世提出《权利法案》,不费一兵一卒,使代表民意的英国国会战胜英国国王。两次世界大战时,他们需要上战场,一战时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为45%。二战时威灵顿公爵、德文希尔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均死于战地医院。
在古代中国,精英团体士大夫也不能闲着: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会写点儿诗词歌赋,把书法练好,懂得绘画与收藏,还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南方周末》描述他们:“两千多年来,这个群体可没闲着,从全国两会到各级政府,从研究机关、公私学府到人民团体,他们参政议政,既管财税又掌司法:上为君主收钱粮,下为黎民理冤枉,还创造学说、传承文艺,左右社会风气,示范价值取向。”
虽说现在的英国贵族们既用不着上战场,也用不着再为民主“冲锋陷阵”,但他们依然要在平日生活中表现出贵族的阶级属性:按照英国人凯特·福克斯的说法,上层社会的男人们不能穿新买的奢侈品牌,要数十年如一日地穿着从杰米恩街定做来的衣服,或者去慈善二手店买件合身的旧西服。女人们要穿得相对低调,相对简单,没有过度的搭配,也没有让人看得出的多余装饰——除此之外,还要定期光顾慈善商店花四镑买条裙子,并穿着它乐开了花。
正能量代言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出现一群“新贵士”——他们是新儒商,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他们在仇富的背景板前做慈善、关心青年与社会、回炉上学、写作、致力环保……不仅仅只关心经济,更兼济天下。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在仇富的今天,一群先富起来的富人应该学习怎样做富人,成为充满正能量的“新贵士”。
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反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贵士”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拥有开放的胸怀,兼收并蓄而不自负,主导却不专断。他们拥有世界的眼光,也能洞悉身边蕴藏的商机。他们拥有开创的大胆略,创新而不拘一格。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既有的成功,锐意进取建立更高的事业平台,以自我超越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们如一股蓬勃崛起的新力量,引领世界不断向前。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