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莉 / 文
丘吉尔出了名的脾气急躁、情绪易怒，这使他在二战前的政治生涯中屡遭挫折。但在战时，他不甘屈服的叛逆性格却正当其用。
二战开始时，担任英国首相的是温和理智的张伯伦。受传统欧洲政治体系教育的张伯伦，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维持欧洲的和平。他相信希特勒作为领袖，会像自己一样讲道理。
他认为对待纳粹德国最好的方法是用善意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希特勒想要什么，我们就试着给他吧。”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为他赢得一个“我爱柏林先生”的绰号。
易怒的丘吉尔却意识到希特勒在想什么，这使他超越张伯伦的理智。签署完《慕尼黑协定》的张伯伦在机场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但是，丘吉尔清醒地提出警告：“别以为这事就这样结束了，这笔账才刚开始计算。这只是一杯苦水，刚尝了第一口。”
英国最终向德国宣战后，临危受命的丘吉尔在演说中坚毅地说：“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是以上帝赐予我们的全部精力，竭尽全力在海陆空作战，进行一场反对凶残暴政的战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是不惜任何代价赢得的胜利。”
通常，发怒都被认为是不良情绪，但丘吉尔的“坏”脾气，给了他直面邪恶的勇气和决战到底的决心，也激励英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志。
所以说，情绪无好坏，有效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