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张超，天文摄影师，显微摄影师，科普作家。1982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硕士，现任职于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天文》杂志。作品有《荒野传奇》《云与大气现象》等。

太阳升起、落下，天空飘着一朵白云，头顶上的一片星空……对有的人来说，这种长久陪伴在身边的东西，只是儿时的趣味，早已消逝在奔忙的生活中，被忽略、被无视、被遗忘；对有的人来说，却仍是一份触手可及的美好，他们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随时捕捉生命中的每一个精彩。张超就属于后者。

这个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80后”，本职以外有着多重身份：天文摄影师、显微摄影师，他所拍摄的对象，大到银河中以光年计量的星云，小到身边以微米计量的尘粒，云朵、雪花、小虫，乃至厨房里的酱油、盐，都在他的镜头下绽放出奇幻的美。

他生活在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嘈杂都市，与其他人分享一样的天空、阳光、雨雪风霜，但他，却把它们变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好。

显微镜下的啤酒。

采访张超，是在国家天文台的一个仓库里，墙边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望远镜。看到《环球人物》摄影记者开始架灯，张超不好意思地拢了拢头发：“今天有日偏食，我早上6点多就到单位了，都没来得及洗脸梳头。”

他的手机放在桌上，很显眼。因为是一个超级厚的“砖头”，和现在的薄屏手机格格不入，“它作为手机是没什么优势的，但自带可变焦镜头，拍太阳、月亮、云朵都没问题，就是太耗电了”。

随时拍天上的云朵是张超的一个习惯。两年前，他和妻子王燕平、好友王辰出了一本叫做《云与大气现象》的书，是我国第一本关于云朵的原创科普读物。里面收录了300多张精美的云彩照片。“有人曾问我，天上有多少种云呀？我说有80多种，一般听到的人会觉得非常失望，天上的云千变万化才80多种啊？但确实是这样。”

对云彩的兴趣来自小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时，看到漂亮的云朵就会想：要是有个照相机能把它们拍下来就好了。”可在上世纪80年代，相机这样的“贵重物品”一般是不会让小孩子玩的，张超孩提时代的主要活动是收集昆虫标本、收集树叶，“北京有200多种蝴蝶，我小时候收集了100多种标本，找不到的就自己用笔画下来。”

拥有第一台相机，是在张超读大学时。从小对自然感兴趣的他，报了两个专业：生物和天文，最终被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录取。进校没多久，他就“斥巨资”组装了一台单反相机：机身是苏联产的基辅19，镜头自己单配，比机身还要贵两倍。后来觉得用着不过瘾，又买了一台日本产的。

天文系的学生，自然是要仰望天空的。整个研究生期间，张超都是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度过的。这个站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燕山腹地，海拔将近1000米。张超白天休息，晚上则要操作望远镜追逐天体，对着目标天体观测，一张一张地拍照片，大半年都是这样。

“每当我用望远镜在繁星中间寻找一个新目标时，看到它的那一刹那，就会产生一种顿悟，好像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但很多时候，张超也会觉得，“那些天体离我是那么遥远，是我永远也触碰不到的。”他想去拍更近一些的，于是云朵进入了他的视线、他的镜头。

观察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在张超看来格外有乐趣，波浪般的卷层云，逗号般的卷积云……有一个傍晚他在楼下拍到麦穗一样的卷云，忍不住发微博：天上立着一个麦穗可太逗了！

在沙中看世界，在雪花中感知自我

张超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即便是随处可见的生活，也有很多美的存在，乏味可能是因为视角。”他是好奇心爆棚的人，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仰望天空，也低头于细小，用显微镜寻找不一样的世界。

他的这个世界里，有似乎不值一提的沙粒。张超会搜罗世界各地的沙子，朋友收集的、自己托人带回来的，每有新种类，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摆弄，一粒一粒地在显微镜下筛检、分类、挑选，屏气凝神，花几个小时摆出一个最美的“造型”。“有时候憋不住呼出一大口气，沙子都跑了，前功尽弃。”最后在他的镜头下，塞班岛的沙子是星星状的，有的5个角，有的7个角；古巴粉色沙滩的沙子都是圆的，粉粉嫩嫩，像汤圆一样……每一粒沙子都藏有不同的地质信息，拥有不同的美。

雪花也是张超显微镜头下的主角。雪很美，但拍起来很难，他反反复复地试验，才拍出了成功的照片。“最难的是控制温度。往往是雪一落到载玻片上，还没来得及拍摄，就融化了。至少得在零下15摄氏度的环境里才行。”为了追雪，他从西部的新疆到东边的吉林，哪里雪大，就去哪儿拍，在户外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浑身上下贴了14个暖贴，冷到直接把暖贴贴脸上，这完全是违反使用说明的，也不管了。但还是不太管用。”

洁白无暇的雪花，在张超的镜头下也千变万化。有的长着细密的“花瓣”，有的就是个六边形盘子，有的瘦小细脆，有的丰硕结实，有的就是个简简单单的三角形、四边形，有的却能长到10多瓣。“每次下雪之前，能看到什么样的雪花都是不可预测的。雪花有千万种，每个人一定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朵。”张超说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三角形的，因为最少拍到，极其珍贵，“看起来萌萌的”。

显微镜和望远镜，低头于细小和仰望着天空，一个微小，一个浩瀚，在张超看来，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去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认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那些“重口味”的东西也可能蕴涵不一样的美。玩具里的电池漏液了，他拍；桃子发霉了，他拍；打死一只蚊子，他拍；甚至连儿子的尿，他也拍出了一幅充满斑斓色彩的图片；喝水的杯子长了黑色的霉，恶心之余他也用显微镜看了看，拍了张照片后记录道：“还挺逗的。也许蚂蚁什么的也把它认作蘑菇吧。”

沙子

孩子的尿液

发霉的核桃。

无论是拍天空还是拍身边，与张超的本职工作其实都有点关系。那些照片并不只是让他自我陶醉的“无用之美”，而是广受大众欢迎的科普媒介。他获得过多次专业摄影比赛奖项，办过科普展览、趣味活动，每次都吸引来不少“粉丝”。

张超先后在《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工作，也曾在国家天文台做科普管理工作。“很多人都觉得科研做不了才做科普，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觉得反而是科研满足不了我，我需要更广阔的视野。”

科普这件事在张超脑子里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两头，一个就是博物学（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包括观察动物、植物、地理、生态等）视角，另一部分就是科技。科技是个好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动手性很强；博物也是个好东西，如果让大众单纯理解科学，其实有困难。相比而言，博物学的视角比较容易。如果广义科普的话，博物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张超也认识到科学与博物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从表述方式上就能看出差异，比如同样描述一棵蒲公英，科学是要讲究客观的：这棵蒲公英是菊科，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什么样、种子什么样，等等；博物学却是主观的，它一定要有人的视角进去，会这么说：我家楼下的向阳面，每年3月有一丛早开的蒲公英，它比阴面的蒲公英会早开一个星期。”

当张超在国家天文台组织面向公共的科普活动时，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带入博物视角。“人的触碰，对陨石是有损耗的。可我坚持要让孩子们摸一摸，感受不同陨石的质地、重量，甚至亲手做拓片。”

做这些事情，张超也会面对一些质疑，比如是否会对科学的解释太“浅”。“因为博物就是一种收集、分类、记录的学问，要入门其实很简单。”不过在他心中，“浅”也是一种重要的存在，“中国没业余科学家这一群体，前段时间引力波‘火’时，科学家们简直费死劲了，想要大众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大众也明白不了，最后传媒的关注点很神奇地转向了‘民间科学家’。”

“博物有意思，科技有力量”，这才是张超心中理想的科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