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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学家拉普说：“通过洪堡的改革，高等学校获得了基本上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形式和内容。他建立的柏林大学，成为了德国大学的范例。”洪堡在普鲁士王国最艰难的时刻进行大学改革，将其教育理念和科学思想推广至整个德意志地区，对后世的教育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他又被称为“德国现代大学之父”。

贵族出身的改革者

1767年6月，洪堡出生于波茨坦。他的父亲曾在军队中供职，担任过宫廷侍卫官，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朋友圈中的人。母亲是大富豪之女，家境富裕，思想前卫，自幼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日后把进步思想灌输给了洪堡和其弟弟亚历山大。这样一个既拥有社会特权和富足财力，又未受落后的普鲁士保守意识腐蚀的贵族家庭，对洪堡日后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岁时，洪堡的父亲去世。母亲格外重视对洪堡的教育，先后有数位启蒙运动中的著名学者担任过他的家庭教师。他的第一位家庭教师克里斯蒂安·孔特，就是后来启蒙主义教育学的重要代表。1787年，20岁的洪堡进入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一学期后又转到了哥廷根大学，那里是18世纪后期德意志地区教学质量最高、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洪堡的同学多是普鲁士贵族。在那里，他结识了普鲁士“改革派”代表——后来先后担任普鲁士首相的卡尔·施泰因男爵和哈登贝格亲王。

1790年，洪堡成为柏林市法院的实习生。当时正值人文主义运动兴起、宗教改革展开，整个社会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漩涡。洪堡喜欢参加各种沙龙，结交有识之士，巴伐利亚王储和法国亲王都是他的朋友。受文化思潮的影响，洪堡在法院只干了一年，就放弃远大的仕途，潜心从事古典文化和文艺的研究。后来，他在耶拿市定居期间，与歌德、席勒以及哲学家费希特等人来往密切，还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卡罗琳。

虽然出身贵族，但洪堡思想开放，改革意识强烈，因此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术界，他都可以同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话。

1802年到1808年，洪堡出任普鲁士驻教廷的公使。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之中最悠闲的时光——这是个闲职，他有大把时间研究古典文化。在这期间，普鲁士在1806年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中战败，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把一半以上的领土割让给了法国，哈勒大学等7所国立大学被迫关闭，在柏林重建大学呼声渐高。这一建议受到国王和首相施泰因男爵的支持。他们任命洪堡为普鲁士文化和教育司司长，进行教育改革，同时在柏林建立新大学。

洪堡上任后仅5个月，也就是1809年7月，就向国王递交了关于建立柏林大学的申请，得到了内阁的批准。1810年5月，洪堡向国王奏请在9月29日正式开办柏林大学。大学设置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教授为政府所聘，开设专业课程。私人讲师经大学许可可以开设课程。

威廉·冯·洪堡画像。

创办柏林大学，洪堡在办学理念上做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他提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个是个性和道德的修养，另一个是对科学的探求。

在那时的普鲁士地区，人们将大学教育定义为培养特定的使用性人才。但洪堡认为，大学教育旨在提高人的修养，而修养是道德和人格上的一种境界。因此，他提出了“完人”教育观，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他认为，修养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与技艺无关。相反，单纯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的学习，会使人偏离通往修养的正途，最终远离培养“完人”这个目标。

因此，建立柏林大学时，洪堡首先废除了普鲁士大学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先设定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然后让学生围绕这个结论去收集论据，对之加以证明。或是由教师将教学内容转述给学生，过程中不添加教师自己的任何评价和见地。洪堡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抑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创见。

他把哲学院放在与其他学院同等的地位上。因为他认为，哲学虽然不像医学、法学那样实用，更容易在社会上找到工作，但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文情怀，面对当时国家战败所面临的困境，民众的爱国心理会渐渐被催生出来。德国几次战败后能够再度迅速复兴，都和这种教育理念有些许关系。

同时，洪堡对于大学的功能进行了新的定义。传统大学的功能是“教”，即传授知识。但洪堡认为，教育除了是“全面的”之外，还必须是“纯粹的”，即大学教育不以眼前的暂时利益为目标，而应把追求真理当做最终目的。洪堡极其重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提出“教研合一”的主张。大学教师的科研方向是其教学的中心。一个在科研方面卓有成效的优秀学者，才会是最好的教师。教师只有实行“教研合一”的教学方式，才能培养出为科学的提高和传播而献身的精神。

洪堡说：“大学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之下进行其中活动。”在他看来，威胁这种自由的因素来自两方面。首先，国家是侵害大学学术活动的主要因素，“国家对自己有用的知识感兴趣，因此国家想把整个科学机构变成它自己的机构”。他认为，国家应该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将自己对大学不得已的干预降至最低。国家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其次，大学内部的不正当竞争也会抑制学术自由，“一些人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制其他不同思想”。洪堡运用对大学教授的聘用权，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借此防止大学中的门户观念或者行会风气。“在大学中，争论和争辩是有益而必要的，教师之间因为观点的冲突会有意无意地改变其视野。”

洪堡在柏林大学实行高度自治。由正教授组成教授委员会，通过大学各学部的教授委员会自行选举出主任，来行使决定大权。同时学校章程还规定，不管是正教授还是副教授，都是国家雇员，教授的著作和书籍的出版享有免于审查的自由，这也体现了洪堡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 

其实，洪堡提倡学术自由并不是无视普鲁士的国家利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为普鲁士建立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赶超欧洲其他国家。他说：“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

1819年，洪堡辞去了所有公职，随后一直在老家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直到1835年去世。

二战后一分为二

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一种以洪堡理念为代表的新的大学观形成了，这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因为注重研究，并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柏林大学只用了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并对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人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柏林大学也被誉为“真正近代德意志大学开始”。英国近代诗人、教育家、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说：“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而德国大学则兼而有之。”这被认为是对当时欧洲大学的客观描述。

柏林大学的建立还对后来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影响至深。普鲁士政府把教育改革当作国家崛起的一种手段，而柏林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则成为德意志民族崛起的基础。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德国开始了自己的强国之路。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柏林大学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它的办学模式逐渐得到了推广，各种研讨班和实验室纷纷建立，柏林成为了德意志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学术和科研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有14名德国人，而这些德国人全都是大学教师，其中8人来自柏林大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增加至25位，其中包括了爱因斯坦、《罗马史》作者特奥多尔·蒙森、生物化学创始人赫尔曼·埃米尔·费歇尔等。

二战结束后，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柏林大学划归东柏林，更名为柏林洪堡大学。1948年，位于西柏林的原柏林大学师生重新组建了柏林自由大学，成为柏林大学在西德的延续。

如今，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都已成为德国最负盛名的学校，分别伫立在柏林东西。虽然校体分离，但两所学校始终坚持着洪堡在立校之初的教育理念。

科学、自由，是洪堡教育观的核心，也是这两所大学共有的历史财富。

特奥多尔·蒙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