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程光炜，1956年出生，江西婺源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代表著作有《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中国现代文坛一直流传着一个“座次榜”：鲁郭茅巴老曹。6位作家中，鲁迅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毛泽东都曾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逝世后，柳亚子写过一句诗：迅翁逝后屹双峰，这双峰就是郭沫若和茅盾。他们之后，巴金、老舍、曹禺，或以小说，或以戏剧，确立了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这几位经典作家，历史早有定评，倒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把他们塑造成主要作家的。但为什么最后会形成这样一个谱系，为什么是这6位，肯定也和之后的调整有关。”北京一家咖啡馆里，从事了多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程光炜与《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谈，首先从这个学术问题展开。

“学术”正是印刻在程光炜身上的符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曾说：“在当代文学史研究脉络上，程光炜教授可谓是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之后，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文学史家。”就在记者采访程光炜前的一个月，他的著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刚刚修订再版。一个庞大又复杂的问题，却从小小的时间节点和不经意的细节切入，避开了学术论文的严正刻板，如同历史与当下的喁喁私语。

同情取代了批评

程光炜的研究，善于把文学“历史化”，在故纸堆中细细描摹每一位文学家所经历的波涛巨浪、心境曲折。

他写过陈独秀的晚年：“他与潘兰珍所住两间厢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景观难以想象。室内家具也极简陋，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旧书的箱子，唯满地堆积的各类典籍杂书及墙上‘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比较触目。”

精微的笔墨之外，又不乏对时代的思考：“默思五四当年，陈独秀与另两位影响风气的胡适、周作人相约：同做超越各种政治力量之上人物，倡导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价值标准。卓然人格颇有既无古人、又无来者之高迈恣肆。然时过境迁，胡适正衔国民党之命在美国大使任上，周作人则为汪伪华北文化督办。当年慨诺，竟成一纸空文；同时人物，居然天地之别！世事遽变反映在具体个体上，责任是很难梳清的，执着研究，不免意味深长！”

虽然身在中文系，程光炜文章里的精准史料和严密分析却更像一位历史学家。“其实文史不分家，我不是在做文学批判，我们过去总是简单地从审美上看一个作品、一位作家，但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作家的轨迹、他的人生，怎么去客观评价呢？”于是，他成了一名“历史侦探”，在细枝末节中梳理作家作品，折射时代变迁。

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里，他曾写道：“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

修订10多年前出版过的《文化的转轨》，更印证着研究者也无法置身于变迁之外。书中以“鲁迅的塑造”“郭沫若之路”等章节，讲述了6位经典作家从1917年到“文革”结束的个人、社会双重变奏。“书的初版本里，我理解得很简陋，对这6位作家的理解和同情少，批评和不满多一些。现在，我更愿意站在一个大的时空去看，把过去严厉的眼光，换成柔和和谦卑的注视。”

比如这些作家最初的“反省”姿态。“过去我认为他们是被迫的，现在觉得有合理性。因为他们从民国时期过来，对未来、对革命是有想法的，是向往的。茅盾最典型，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薪水丰厚，共产党早期的好几次活动，都是在他家里举行的。他有个弟弟，也投身革命，后来还牺牲在了鄂豫皖苏区。再像郭沫若，他更复杂了。他在‘文革’初期说自己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全部烧掉就算了。我觉得你不必把这看成是一种没有文人气节之类的问题。对新事物，他也有很大的彷徨。对毛、周，他们那代人都是很佩服的。在事情发展的最初，没有人能完全判断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当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话也有自保的成分。但总的来说，我对他们是同情取代了批评。”

程光炜的著作《文化的转轨》。

记者眼前的程光炜，周身透着一种低调、沉稳的气息，言语中的博识，则是甘做冷板凳、勤于思的人才有的。很难想象，这位在故纸堆里漫漫求索的文学史家，最早的出身会是一位诗人。

程光炜是77级大学生，1978年3月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那一年的下半年，他的诗作就在甘肃文学杂志《飞天》的“大学生诗苑”栏目上发表了，和后来成名的诗人王家新、韩东等一样，是最早的一批校园诗人。那时的他，“只想把自己满腹的感情和思考倾吐给时代”。他写过这样的诗句：“曾有过被天空压扁的岁月/ 苟活于一个角落就能使你含泪感戴/ 曾有过一汪死水般苍白的人生/ 清醒中的麻木更叫人不胜悲哀。”也出版过诗集，作品曾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

毕业后，程光炜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受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在1987年之后渐渐停止写诗，尤其是在1992年拜入武汉大学陆耀东老师门下读博后，由诗歌创作转向诗歌批评。北大教授谢冕曾评价程光炜是 “新诗潮诗的一位重要发言人”，可见他在当时新诗评论和理论研究界的影响力。

“大学毕业后包括后来读研究生，我都和诗界的人交往。1996年到1998年，好几年都是一堆人一起在欧阳江河家过年，听古典乐、看电影，完全是在那个诗人、艺术家的圈子里。”

1999年，程光炜编选了《九十年代文学书系·岁月的遗照》。这本世纪末的诗歌选集，因为对知识分子诗歌评价甚高，引起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了当时诗坛的分裂。在这场论争中，程光炜受到一些著名诗人的抨击，其中几位还是他的朋友，这给他带来了不小打击。原先对诗歌怀有的浪漫想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此后，他放弃了诗歌批评，转向文学史与当代小说研究。

“后来交往的圈子也变了。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李陀、刘禾，哈佛的王德威，北大的洪子诚，批评家孟繁华、陈晓明和张清华等同行，有一些工作方面的合作，当然也有一些私人的情谊。”

心中立着一块纪念碑

2000年，程光炜做过一段“十七年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指新中国成立之后、“文革”开始之前的文学），很快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洪子诚老师上大学时正好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时期，‘十七年文学’整体的呈现、怒放及落幕，洪老师是有体验的，在这段文学史中具有当事人的身份，而我没有。”于是，他转而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带着博士生“重返八十年代”。

“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170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制高点。而文学作为历史最形象最深刻的反映，是我们回溯之前和展望后来文学发展的一把钥匙。”

从这个角度说，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研究”。

如果说跟我个人有关，“那就是寻找我们那代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寻找所谓的现场，或者是寻找我们的精神来路。1985年，举国上下兴起‘文化热’。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等呼啸而来，在我们这代学人里掀起头脑风暴。这么多年，我书柜上的书再怎么换，这两套书都不曾换过。”

后来无论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创作，现代派文学热，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热的兴起，还是“文学主体性”的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争论，都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热”所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历史痕迹。“我们这代人是在大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心里是有纪念碑的。这可能是我们和后来几代人最大的不同。”

新世纪至今，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裹挟着当代中国，思考与阅读正在消退，严肃阅读与理论思辨更是逆于时代潮流。程光炜曾担忧过：“现在大众娱乐文化所主导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在培养一代审美趣味低下、情感冷漠的人。”

但在和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让程光炜重拾信心。“我的一个学生讲，汶川大地震有10万志愿者都去，这带着很大的表征意义啊，年轻人还是愿意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情的。‘80后’并不是没有历史感，只是他们还在寻找。现在社会处在巨大的转型过程中，每个人摸到的都是很虚空的东西，因为还没有尘埃落定。‘80后’还没有机会去检测、去沉淀自己的历史感。”

这种历史感，对于程光炜来说，就是“一定要体贴历史，同情历史”，话题转了一圈，又回到他所钟爱的专业——文学史研究，“那些作家和作品已经成为历史的亡灵，我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在跟这些亡灵对话。”他这样笑着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