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环球人物

早春二月，本是群莺乱飞、万物生长的时节，我却看到两条震撼的自杀消息。一位是学者江绪林，因心灵破碎而自杀；一位是少年林嘉文，因不堪“史学天才”重负而自杀。前者令我震撼，我与江绪林几乎同龄，成长年代相仿，面临的破碎也有相似之处。他似乎是在替我们这一代最悲哀的知识分子去死。后者同样令我震撼，我少年时也以天才自负，好在那时没有人目我为天才，使我侥幸活下来。

100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写过《自杀论》，提出：“自杀防治的根本之道在社会土壤，一个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社会土壤，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养分，就可以开花结果，完成自己正常的生命过程。”奇特的是，他同时又认为，尽管一个社会的自杀率太高不好，可是太低也不好，因为那样意味着没人愿为美好的价值去死。

迪尔凯姆的经典理论在当代中国似乎遇到些麻烦。研究者指出，当代中国自杀最大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尤其农村，很多妇女为琐事争吵轻生。中国一度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不过在最近10年，这个局面得到改观，至少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来看是如此：2003年中国城市自杀率为10.96/10万人，农村17.29/10万人；2012年中国城市自杀率为4.82/10万人，农村8.58/10万人，下降了一半。

自杀究竟如迪尔凯姆所说是社会问题，还是如加缪所说是心灵与哲学问题，或者如医生认为不过是抑郁症等病理问题，我不敢妄断，但更倾向于是前两者的叠加。社会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我只能谈谈心灵。

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面对生活的困苦，人们向往的是一种更好的存在，而不是压根儿就放弃存在，但自杀者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自杀。美国自杀学研究权威施耐德曼进一步推演说，自杀者往往会误以为，自己在自杀后还能有感知，比如“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我满意这个结果，所以我自杀”，或者“如果我自杀，可以让别人痛苦，我满意这个结果，所以我自杀”。可是，无论自杀者在死后是否得到重视或完成报复，他都不可能感知到了。

当然，奥古斯丁与施耐德曼的推理也有瑕疵，那就是如果一个人确实生理或心理痛苦到不想再活下去，而不是为了获得重视或满足报复欲，那么上述推理就是无效的；再如一个人如果只是为理念而去死，死本身即可实现他所珍视的理念，类似于孔子说的成仁，孟子说的取义，那么上述推理也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