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女性是“更高级”的生物
本刊记者 肖莹 刘雅婷
杨澜，1968年出生于北京。原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后赴美深造，归国后开创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现任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当了近20年标签下的女强人，杨澜被越来越多地问到一个问题：“你是女权主义者吗？”可她想来想去，就是搞不懂这字面后的潜台词，“这个‘权’，是权利，还是权力？如果是指女人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我就是女权主义者。如果是指用对立的态度向男性夺取‘权力’，或是忽略性别差异，要求女人做和男人同样的事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认同。”
杨澜的确对女性话题充满热情。从外婆的人生经历到身为母亲的自己，从“80后”女性的新角色到中国女性地位的国际化比较，她似乎自带话题生成功能，与两名《环球人物》女记者相谈甚欢，三句话不离“女人”。
幸福力的觉醒从了解自身开始
杨澜最近在忙的事情，也和女人有关——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到今年已是第三届。3年前决定创办这个论坛时，她的想法很直接：“我受够了只有女人聚在一起谈论女人的封闭方式。更何况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性别都不可能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和异性接触。只有当性别平等真正地成为一个社会话题，只有让男人和女人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上成为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对手，才可能共建一个性别平等、包容的社会。两性之间并不是只有战争。”
她于是凭借此前积攒的丰厚人脉，将来自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邀请到女性话题的讨论中。今年，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内的各界精英，会从公共政策、企业文化、人生伴侣这3个方面，与来宾探讨如何让两性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如何促进女性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
《环球人物》：您对女性话题的关注，是从何时开始的？
杨澜：2005年开办谈话节目《天下女人》的时候，我只是单纯地想做一个好看的电视节目，讲讲女人的故事，但做着做着就发现，女人的故事太精彩了。这种精彩，不仅仅局限在作为传媒内容的讲故事层面，还有对生命价值的关照。每一个“她”都自带许多潜能，也应该有机会实现自我的成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她们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社交圈，以激发她们的这种潜能。我觉得我很愿意，也能做好这件事。
现在，围绕领导力、幸福力两个重点，“天下女人”已经慢慢被塑造为女性自我成长的学习与分享平台，一个女性社区。我叫她“Her Village”，就是“她的村庄”。圣雄甘地曾经说过，“无论世界多大，它只是一个村庄；无论村庄多小，它也是一个世界”。
《环球人物》：说到“幸福力”，您怎么理解女人的幸福力？
杨澜：2009年，为筹备“天下女人”的年度活动，我开始琢磨，女人到底最关心什么？我仔仔细细观察了身边的男男女女，最后发现，原来男人最关心的是成功，女人最关心的是幸福。我当时就断定，女人是发育得更充分的生物。因为成功只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认定，男人追求成功，是想让社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幸福则是一种综合的生命感受，女人关心幸福，是对生命有更完整的认识。
但我又听到太多女人感慨，“要是有一天我遇上了白马王子，我一定很幸福”“要是能买下那套房，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如果幸福是有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没有实现，你岂不是很悲惨？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责任给予我们幸福，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幸福的来源。所以只有当你的内心足够丰富、坚定，才能产生这种幸福的力量，进而吸引那些与你志趣相投的人进入你的生活。有句话说得好，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你先成为对的人，然后才能吸引到对的人。
《环球人物》：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力，让人生更加绚烂？
杨澜：一个人幸福力的觉醒是从对自身的了解开始的。你首先得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可复制的个体，并努力成为真正的自己，不必为了讨好别人、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假装成为另一个人。在我们的幸福力课堂上，就经常有一些中年人哇哇大哭，“我发现我过去都在为满足父母的愿望而活，根本不是为自己活着”。这其实是好事。只有当你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才有机会去面对它，然后作出调整。
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但上升空间小
“过去20年，一些记者总喜欢给我贴上所谓成功女性的标签，然后问我，‘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我实在特别厌烦这一点。”杨澜打心眼里觉得，这个问题一定是男人、女人都要回答的，而不能仅仅针对所谓有事业心的女人。
于是，每每有机会采访男性企业家，她总会冷不丁地问一句：“您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一周大概有几天回家吃饭？”最初，这些企业家总是一脸错愕地看着杨澜，仿佛在问：“这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吗？”但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男人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挣取功名利禄的工具，陪伴孩子也是自己很重要的权利，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依托于这种意识的觉醒，女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来自伴侣的支持，也有更多机会成就自己。”
《环球人物》：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女人的幸福力处于什么水平？是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杨澜：对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女性的经济独立大概是做得最好的。她们大部分都有稳定的工作、独立的经济收入，并因此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与认同。另外，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和男性差别不大。
至于女性在各领域进入中高层、决策层的比例，中国还相对较低。在参政议政方面，女性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到2013年才达到23.4%和17.8%，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会低于30%。很多本土企业中，女性一旦成为中层就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环球人物》：不少人觉得女性的优势在于细腻的情感和敏感的直觉，而非理性的管理，不适合从事管理工作。
杨澜：这种认识是对女人智力的极大局限。我最近在读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权利之辩护》。她在书中对卢梭的“女性不需要理性教育”的观点提出批判，认为若不是长期以来鼓励年轻女性将注意力集中于美丽与外表以取悦男性，女性将取得更多成就。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中国也能轻而易举得到印证：中国有近40%的航天工程师是女性，有1/3左右创业者是女性，全球前十名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更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在科技、商业这些传统上比较注重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领域，女性表现得一点都不差。
今天，人们都在讲创新，而创新离不开平等、多元的思想碰撞。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男女思维的差异性，有了这种差异，他们组成一个团队时，才可能碰撞出火花。那些跨国大企业就很聪明，他们几乎都设立了Diversity & Inclusion（多元及包容）委员会，帮助女性在企业中争取更多发声的机会，让她们拥有更顺畅、平等的上升通道，甚至要求女性在最高决策层中占有一定比例。相反，那些没能真正激发女性创造力的企业是愚蠢的。
《环球人物》：我们是否终有一天会进入女性生产红利时代？
杨澜：人们一直充满希冀的“她时代”，就是女性生产力的红利被充分释放的时代。有预言称，21世纪有3种决定性的力量正在改变世界，简称3个W，它们分别是web（互联网）、weather（气候）和woman（女性）。联合国做过一个调查，如果女性生产力被充分释放，将促进全球经济总量不小于12%的增长。所以“她力量”是一种尚未充分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更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获得幸福力就需要有勇气去改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杨澜的偶像，是她的外婆。2011年，她受邀主持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女性与经济论坛”时，就以外婆的故事开场——
外婆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的浙江绍兴。17岁那年，为了躲避包办婚姻，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少女只带了个小小的包袱，深夜出逃。一路上，她东躲西藏、风餐露宿，终于来到上海，进入一家手帕厂做缝纫工，赚钱养活自己。她不甘心成为命运的奴隶，渴望自由、渴望追求自己生命的独立价值，这是怎样一种勇气！
杨澜的这番开场，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拉着她的手说：“澜，你讲的这个故事太让我感动了。”
《环球人物》：外婆的故事，对今天的女性而言，意义是什么？
杨澜：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不是孤独的自我奋斗，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奔跑。虽然每一次努力的突破不一定太大，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会换来社会的改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可能会觉得女人上大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几十年前，一定是家族里的男性后裔优先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挣扎，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理所当然。
《环球人物》：到今天，您对哪个女性群体的现实关注最多？为什么？
杨澜：我关注女性话题的这10年，正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也就是“80后”迅速成长的10年。她们从初出校园时的青涩少女变成各行各业的中间力量，并逐渐进入组建家庭、成为人母的人生蜕变期。我对她们特别关注。
这一代女性来势很猛。她们突破了此前几代女性的生活惯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眼界也空前开阔，而充分的信心和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又让她们有着很强的内在动力。她们同时也承受了空前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职业竞争、赡养父母、哺育子女、买房供房……她们常被压得喘不过气，只能把自己当男人使。
当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她们的生活中突然多了很多帮手。包括打车、点餐、家政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正以一种更低廉的成本、更方便的连接方式进入她们的生活，使她们的生活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环球人物》：堆积的压力常使女性恐于改变，进而使她们的生活趋于固化。这样的她们怎样获得幸福力？
杨澜：改变的确是有风险的，而对这种风险的恐惧正是女性获得幸福力的最大障碍之一。拿我自己来说吧，1994年我决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在央视干得那么好，怎么突然就辞职了？是已经做好了某种人生规划吗？”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知道自己不想怎么样。我的内心有一种很朦胧，却十分强烈的愿望，要打破即将被固化的命运，寻求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对我来说，这种冲动足够强烈，能让我放弃已经得到的东西。
在我采访过的人物中，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发明人伊隆·马斯克曾说：“谁喜欢失败呢？失败是可怕的。但如果你不敢冒任何风险，就意味着你不过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所以，为什么不趁着年轻的时候，为了钟爱的事情去冒点我们有能力承担的风险？毕竟我们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富的人生。
看似水流年，愿人生繁盛
“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了如今杨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她也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个体的成长是完全独立的。
《环球人物》：您在新书《世界很大，幸好有你》中提到，“最好的关系是让双方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您从婚姻中获得的成长又是什么？
杨澜：我的先生吴征，是那种真心希望我能成就自己的人生伙伴。有事业心的男人，通常都希望妻子跟着自己的脚步走——我疲惫的时候你能给我倒上一杯热水，我回到家你已经准备好饭菜。可我先生居然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要求！当然，也可能是他对我已经放弃了，哈哈。
大多数时候，他会鼓励我。当我挣扎于做主持人却不能把握节目品质的时候，他鼓励我学习当制作人；当我决定回国发展的时候，他放下美国的生意陪我回国重起炉灶。2015年《杨澜访谈录》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15周年展览，对采访过的近800位人物做了总结和梳理，他很甜蜜地对我说：“我以你为骄傲！”这种生活上、心理上的支持，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当然，每一个职业女性都会遇到外在责任与内在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记得2009年，我正在制作《世界看东方》的国际政要系列采访，好不容易约到9月初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祖屋里对他进行采访。但就在出发前一个星期，我的婆婆在上海去世了。
虽然我们陪伴她走过了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也按她的意愿将后事安排得很妥当，但我马上就要到美国去准备老布什的采访，孩子们也回到北京准备开学的事情。所以我先生只能一个人留在上海。事后他曾经不经意地提起，说那几个夜晚，他都彻夜难眠。我突然就觉得心里酸酸的，当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能陪着他，让他那么孤独地沉浸在痛苦之中。
《环球人物》：在母亲这个角色上，是否也有类似缺憾？
杨澜：我肯定会错过一些东西，比如我的孩子将来肯定记不起妈妈做饭的味道，因为我几乎从来没给他们做过饭，只是领着他们一起做过三明治和寿司。女儿去年初中毕业，我也因为要去洛桑做冬奥会的申奥陈述，错过了她的毕业典礼。
但我觉得，每个母亲都有和孩子相处的独一无二的方式。我可能在生活上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照顾，但我们在情感上的沟通还挺亲密的。比如，他们谈了男女朋友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听听我对这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是莫大的信任，说明在他们心里我是个比较开明、能倾听的母亲。我还带他们去看很多展览、戏剧，他们读过的书我会去读，我读过的书也推荐给他们，然后一起分享读书感受，这也是一种情感的、精神的共鸣。
为了充分挖掘孩子们的潜能，其他妈妈经历过的纠结和挣扎我也经历过。我儿子5岁的时候，我曾经逼着他学钢琴，我们两个都经历了苦不堪言的几年，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妈妈，我想把钢琴砸了”，我才意识到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我们通过谈判决定，他只要通过钢琴4级考试，就可以自己选择是否继续练钢琴。没多久，他果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从此不再摸钢琴。我好心酸啊。上了中学后，他倒是成天戴着耳机听音乐，有时候还慷慨地和我分享，我这才发现，敢情人家喜欢的是电子乐！
所以，不用太苛求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完美的母亲，孩子们的个性也不一样，只要他们能健康成长，为人正直、人格健全就挺好。
《环球人物》：所以抛开那些细枝末节的缺憾，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杨澜：当然。说起幸福，英文里有3个不同的词和它对应，这也恰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幸福”的不同层面。Happiness（快乐）是一种情绪，它可以是你特别开心的时候哈哈大笑；Well—being（安宁）是一种状态，比如身体的健康、心境的平和；Flourishing（繁盛）则是动态的，代表着人生不断成长、不断绽放的过程。繁盛这个词很时髦，用在这里也特别合适。发现幸福、理解幸福、学习幸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期许：看似水流年，愿人生繁盛。
（右图）1996年，杨澜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杨澜一家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