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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他先后6次东渡日本，最终在当地开创律宗，弘扬佛法，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音同盟，意为屋脊）”。

公元691年，武则天登基称帝不到一年，下令“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佛教在唐朝达到顶峰，之后至唐玄宗时期，亦有所发展。此时，距它传入中国，已经过去了700多年。

7个世纪里，佛教先从印度传播至中原，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原，以汉传的形式传入日本、朝鲜等。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位唐代高僧不得不提：一位是唐太宗时期的玄奘，他西行求法，将佛学经典从天竺带回大唐；另一位则是鉴真，他6次东渡，使律宗在日本生根发芽。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看似不经意的个人行为，却使佛教在东亚蔓延，成为亚洲文化交流过程中一条重要的纽带。

一心向佛

佛教传入中原后，因为贴近底层社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就已经非常流行。到了隋朝，有记载的佛寺更是多达3985所。而唐初皇帝虽然把老子李耳奉为老祖宗，崇尚道教，但依然抵挡不住佛教在民间的兴盛之势。尤其是武则天抬高佛教地位，大大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

唐代佛教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等为代表，一系列汉传流派迅速发展。武则天时期，禅宗六祖慧能就结合老庄思想开创了南宗禅佛教，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成为代表性思想，深受士大夫欢迎。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扬州人鉴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佛学气息浓厚的时代。当时，运河交通发达的扬州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不但汇聚了国内各大商旅，国外商人也络绎不绝，所以鉴真从小就见惯了外国人，对外来文化也格外熟悉。

鉴真幼年时，他的父亲就在扬州大云寺随智满禅师受戒，学习禅宗。鉴真14岁随父亲入寺，见到佛像就觉得莫名感动，恳求父亲也让他出家。当时恰好武则天诏于天下诸州，广度僧人，于是借此机会，鉴真就跟着智满禅师出家做了沙弥。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18岁的鉴真从道岸禅师受了菩萨戒（大乘菩萨所受持之戒律，又作大乘戒）。道岸也是唐中宗的授戒师，在江淮一带弘扬律宗。鉴真深受道岸的影响，此后潜心学习，又到高僧大德云集的长安、洛阳学习。

708年3月28日，在长安实际寺，鉴真受具足戒，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僧侣，取得讲授资格。此后他又追随弘景等名师，潜心学习天台宗，研究《四分律疏》等。

712年，李隆基做了天子，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开启了大唐的开元盛世。713年，26岁的鉴真回到淮南故乡，开始讲经传法。30年间，鉴真就在故乡建寺造像，培养弟子，成为江淮一带远近闻名的授戒大师。

屡渡屡败

742年10月，正是扬州的深秋时节，两位日本僧人风尘仆仆地赶来，只为了迎请鉴真东渡。这两位日本僧人就是荣睿和普照，他们是732年随第十次遣唐使至唐留学的留学僧。他们来到大唐，不但是为了学习，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寻访戒律高僧赴日本。

当时日本效仿唐朝，制定律令，以租、庸、调制度为基础，成为律令制国家，并规定僧尼享有免除政府赋役的特权。随着农民生活逐渐恶化，大家纷纷逃亡，很多人藏身于寺院，成为僧尼。由于日本当时并无“三师七证”（指僧尼受具足戒时，戒场必须具足的戒师人数）等受戒仪式，所以这些人很轻易地就能取到僧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720年，日本朝廷规定，民众必须取得国家发放的资格证书才可成为僧侣。但这一措施约束力不强，政治家们不得不认识到，还得用佛教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戒律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了完善这一制度，日本朝廷就派荣睿和普照赴唐朝迎请传戒之师。

荣睿和普照最先迎请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璿（音同旋）去日本弘法传戒，这也是中国僧人首次东渡日本。但光请道璿犹嫌不足，在中国留学的第十个年头，他们终于找到了授戒大师——鉴真。

拜见鉴真的场合极其隆重，荣睿、普照五体投地，顶礼鉴真，说明来意：“佛法东传至日本，虽有其法，没有传法人。日本圣德太子（574—622）早有预言，‘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现在正是他预言实现的时候，希望您能够东游兴化。”荣睿、普照不愧是留学僧，说话很有学问，一是说明了日本缺鉴真这样的传法人；二是以预言暗示鉴真东渡可以大有作为。鉴真也不含糊，回答说：“原来听说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为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前几年日本国的长屋王崇敬佛法，制作千余袈裟来唐朝布施高僧大德。袈裟上有四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可见，鉴真不但深研经书，而且对于时事政治也很关注。

但当鉴真环顾众弟子，问有谁跟他一同去时，大家都低头沉默。过了很长时间，弟子祥彦说：“日本国太远，沧海浩淼，百无一至，死亡率太高。”鉴真用舒缓而有力的口气说：“此行是为弘扬佛法，何惜身家性命？你们要是不去，我自己去。”祥彦被鉴真打动了，说：“您要是去，我也跟随去。”最后共有21名弟子愿意跟随鉴真东渡。

鉴真等人就这样开始准备东渡。他们又是造船、又是备粮，并假称将往天台山国清寺，以避人耳目。但佛祖似乎也有意考验鉴真，当时海盗横行，鉴真的弟子道航又恰好与拟随行东渡的高丽僧人如海产生了矛盾，如海就跑到官府，诬陷道航等人想要造船入海，与海盗勾结。官府听其言，就一边抓人，一边把舟船、干粮等没收。虽然此后审明如海是诬告，但没有了舟船，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还是“泡汤”了。

待风波平息后，鉴真等人又计划起第二次东渡。他买了一艘军船，雇佣了18位舟人，采办了若干吃用、佛像和经书，随行人员包括17位弟子，以及玉作人、画师、雕佛师等85名工匠。但这次更不幸，船还未从江入海，就遭遇大风恶浪，舟破，水至腰间，史书记载：“冬寒，风急，甚太辛苦。”

第二次东渡失败后，鉴真先在浙江台州附近的下屿山住了一个月，之后又辗转至明州（现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744年，鉴真受人邀请，在越州（现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现安徽宣城）等地巡游授戒。当时鉴真一面在各地传法，一面与荣睿准备第三次东渡。但当他在越州授戒时，有一位僧人得知他想去日本，就告诉州官，说日本有个僧人荣睿想要引诱高僧离唐东渡。于是荣睿又被官府抓起来了，本来要求戴枷送到京师，但到了杭州，荣睿就称病不起了，后假称快要病死才放出——第三次东渡又被搅黄了。

不久，鉴真和荣睿、普照决定再试一次。鉴真派弟子法进等人去福州买船，并置办干粮。但是这次还是未能遂愿，他们在途中就被官府抓去。原来这次是鉴真的弟子灵佑等，怕师傅葬身大海，想出来一个损招，想让官府把鉴真留住。第四次东渡虽然失败，但沿州百姓们听说鉴真回来了，竞相前来供养，唯独鉴真愁眉不展，呵责灵佑。灵佑只得天天忏悔，每晚都站到五更谢罪。

748年，荣睿、普照又来请鉴真，鉴真二话不说，准备再次东渡。这次共有35人跟随。一行人在舟山群岛停留一段时日后，再度航海时遭遇了飓风，在海中漂流了14天，漂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现海南三亚）——第五次东渡又失败了。

鉴真东渡图。

第五次东渡失败后，鉴真一行人就从今天的海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等地，回到扬州，受到官员和信众的热烈欢迎，但可惜的是，路途漫长曲折，荣睿与祥彦在途中去世，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

在扬州等地，鉴真前后讲授《律疏》60遍，《律钞》70遍，《轻重仪》10遍，《羯摩疏》10遍。讲经之余，他还主持造立寺舍，建造佛像，救济贫病，并撰写《一切经》三部，各1.1万卷，前后度人、授戒4万余人。

753年10月15日，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阿倍仲麻吕等，又一次来延请鉴真东渡。66岁的鉴真与前几次一样，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东渡，船队遭遇风暴，鉴真与阿倍仲麻吕等人在海上失散。阿倍仲麻吕等人漂到了现在的越南一带，而鉴真却在12月20日，到达鹿儿岛秋目浦，踏上了日本国土。历经12年，6次东渡，鉴真终于得遂所愿。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了圣武太上皇等统治阶层的礼遇。他在754年正月抵达奈良，4月于东大寺设戒坛，为圣武太上皇等400多人授菩萨戒，这是当时日本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而随着鉴真的到来，日本具足戒 “三师七证”的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

756年5月，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弟子法进任律师，同列僧纲（又作僧官，掌管全国僧尼的一般事项）。但鉴真的“高升”，也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发了国内的矛盾。758年，淳仁天皇即位，下诏为使鉴真专心教授戒律，尊之为“大和上”，解除了大僧都一职。此后，鉴真新建了戒律道场，即为著名的唐招提寺。

鉴真在唐招提寺讲经说法，开创了日本的律宗，并向日本介绍了天台宗，为日本密宗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医药、建筑、书法、雕塑、语言、饮食等方面，鉴真对日本都有积极影响。

763年，在日本生活近10年的鉴真圆寂于日本奈良。当这个消息传回扬州，当地僧众全体服丧3日，并在龙兴寺行大法会，悼念鉴真。在日本，鉴真更是享有“国宝级”的待遇，他被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那个时代文化的巅峰。

1980年，在邓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木孝顺奉鉴真漆像到扬州“回乡探亲”，超过30万扬州人前来瞻仰。在翻新的扬州大明寺内，鉴真像安详地俯视众生，向故乡人诉说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那段关于勇气和坚持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