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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年代，二战的硝烟早已变得如同幻象，曾经的残酷炮火、曾经的鲜血淋漓都随时光缓缓远去。幸好，还有文学帮我们来记忆和反思。70年来，有关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其中堪称经典的也为数不少，如荷兰少女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如今又增加了这本《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今天，当我们翻阅这些经典作品时，种族屠戮的残酷教训固然令人悚然，但同样能看到的，还有生命的顽强意志和道德抉择时闪耀的人性光芒。

作家眼中的战争：不是非黑即白

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带着两个女儿玛丽亚和萨莎光顾了华盛顿一家知名独立书店，精心挑选了17本书，安东尼·多尔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位列其中。在2015年4月获得普利策奖后，这部小说更是摆在了美国每家书店最显眼的位置。获奖评语如此说道：“这是一部由二战恐怖激发创作的小说，富有想象力，通过简短雅致的篇章，探索人类本性和技术之间相互矛盾的力量。”

作者多尔耗时10年，讲述了法国盲人女孩玛丽洛尔与德国男孩维尔纳熬过战乱的故事。玛丽洛尔6岁失明，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父亲为其搭建了微缩的街区模型，好让她认得回家的路。12岁时，纳粹占领巴黎，父女俩逃往圣马洛的叔公家。父亲身上带着博物馆委托保存的最值钱的蓝宝石“烈焰之海”，因此遭到纳粹的追捕。

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7岁的孤儿维尔纳和妹妹一起生活。维尔纳是个天才少年，因为一台短波收音机而迷上了无线电，14岁时就已精于技术，并因此被招揽至希特勒青年团麾下，追踪敌方的无线电信号。

后来，维尔纳对追踪信号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感到厌恶——被追踪的衣橱内，可能不是发射器，而是一个被纳粹子弹击毙的孩子。他想起了年幼时听到的科学广播，那时科学只为解开好奇，而不是带来死亡。在执行纳粹残酷指令的过程中，维尔纳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聪明才智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他决定逃离战争中心，于是来到圣马洛，在这里两位主角的人生轨迹发生交汇，并最终找到了那束满是希望的“光”。

书中，多尔并没有对重大战役或屠杀施以浓墨重彩，而是将目光转向二战当中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无线电广播。二战时的无线电通讯是一个奇迹，同时也是书中男孩维尔纳人性善恶选择的载体。

作家J·R·莫林格评价多尔“用科学家般的眼睛观察，却如诗人般感受这个世界”，这样的评价并非毫无缘由。今年42岁的多尔目前任教于沃伦威尔森学院文艺创作硕士班，但他始终关注科技的发展，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曾开设专栏专门介绍科学丛书，平时更是喜欢《细胞生命的礼赞》《寂静的春天》等科普书籍。

多尔回忆说，自己很小就开始读书，“在我父母的家里，几乎每一件家具顶上都有一摞书。所以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书是一种图腾，无处不在。”他说自己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读过保罗·鲍尔斯的《遮蔽的天空》（一部描述二战后生活的政治隐晦意味浓厚的小说）。“我非常幸运，因为不管是我妈妈还是当地的图书馆员都没有说过，‘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读的东西。’”

多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写二战的书实在太多了，多得要是从空中撒下来，都可以覆盖整个德国。但他还是坚持要写，因为“战争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现在有许多人在战争的两方之间做着艰难的道德选择。我对我年幼的儿子们感到非常担心，他们现在正在了解这场战争，但无论是视频、课本，常常把这场战争描述成一场非黑即白的故事。我担心这将带来危险的后果，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去理解人们是怎样走到这种状态的，而这也许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更有意义的方式。”

《我们所有看不见的光》作者安东尼·多尔。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有一座不起眼的四层灰色小楼。每天一早，这里都会排起长长的参观队伍。小楼二层有个木制的活动书架，挪开它，墙上便出现一个黑黝黝的门洞。门洞里便是《安妮日记》作者安妮·弗兰克的世界。

1929年，安妮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4年后，希特勒上台，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安妮的父亲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阿姆斯特丹。13岁生日那天，父亲送了安妮一本花格布料封面的日记本。安妮开心极了，可第二天灾祸便降临。纳粹开始追捕在荷兰的犹太人，家人带着她躲进父亲公司后面的狭小密室。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能依靠几个勇敢朋友提供的食物和生活用品，艰难地活着。

安妮把生日礼物带进了密室，叫它“凯蒂”。这个日记本成了她最好的朋友，有什么想倾诉的心声，她都会写给凯蒂。

“我是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能停泊的岸。”她乐观地写道。每天，安妮都要读书、学习，两年多里，竟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卡片。她甚至在狭窄的房间里练芭蕾舞。她抱怨不配合其跳舞的姐姐玛格特说：“我们都要忘记怎么跳了……难道你希望我们出去时，把什么事都给忘了？！”

安妮的理想，是战后能成为一名作家或记者，她希望这些写于密室里的故事能够公开发表。但1944年8月1日，盖世太保发现并逮捕了这些躲藏者，在盟军胜利前一个月，安妮死于集中营。

历史总是会倔强地把一切呈现出来。安妮的日记，被家庭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父亲发现并出版。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印数达2500万册，成为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安妮列入“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理由是“书中的激情使所有人把安妮的地位上升到高于大屠杀、犹太教、少女时期，甚至是善良，更成为现今时代中深具代表性的人物——个人道德思想受到各式各样机械式的破坏影响，坚持要求得到生存的权利，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希冀。”

统帅眼中的战争：仍没有得到和平

如果说《安妮日记》是一部平民视角的二战亲历者口述史，那么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则给了读者一个从盟军统帅的高层视角俯瞰二战的机会。

1945年，带领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因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而黯然离开首相宝座。一下台，他就投入到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工作中。

这可以说是丘吉尔的擅长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过政府要职，并历时8年写出过一套五册的一战回忆录：《世界危机》。撰写回忆录，是自丘吉尔1940年当上首相就开始考虑的事情。

作为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极具价值，他参与了英国乃至盟军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平时，他就保留了大量的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与美苏领导人罗斯福、杜鲁门和斯大林之间的大量信函，也都以私人文件的形式被仔细地保存下来并运用在书中。有评论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丘吉尔以其个人“精彩的自传”乔装而成的“世界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出版，为丘吉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953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部书中，丘吉尔用大笔墨书写了二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势。他对战争的预判远比当时以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政府高明。丘吉尔向英国政府和民众一遍又一遍地剖析希特勒的和平言辞不能相信、战争就要到来，可应者寥寥。不到一年，枪炮声果然惊醒了和平的梦。书中还记述了盟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程。他也写到战后如何维持和平。

在丘吉尔看来，二战完全是场“不必要的战争”，他认为之所以发生，民主国家公众的愚蠢和政客的软弱是主要原因之一。

最具价值的，可能是丘吉尔对二战的反思：“在亿万人做出了努力和牺牲并取得正义事业的胜利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和平或安全。现在我们又处在比我们曾终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险更为严重的危险之中，这可以说是人类悲剧中的高潮。”

浩瀚的文学海洋里，这3部作品只是沧海一粟。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战争史。战争与文学的联姻造就了战争文学，并成为20世纪文学的重头戏，《静静的顿河》《永别了，武器》……甚至到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迪亚诺，文学关键词仍是战争。战争，从来未曾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