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斯里兰卡人爱看电影。科伦坡的影院大都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规模，完全没有像中国那样硬件和软件设施兼备的现代化影院，但是人气很旺。一部新电影，尤其是斯里兰卡本土的影片上映都会引来很多观众在门外排队等候观看，有时队伍都排到马路边上。很多电影也在剧院和大学的礼堂放映。但总体来看，斯里兰卡文化设施目前还比较落后。中国曾给斯里兰卡建设捐赠了一座国家表演艺术剧院，于2011年12月15日开启使用，成为斯里兰卡至今唯一的国家剧院。在去电影节主席Ashley先生家做客途中，我看到这座剧院，造型是朵盛开的莲花，显得分外秀丽夺目。

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形容斯里兰卡是“最美的岛屿”。的确，它有蓝色的海面，金色的沙滩，神秘的古堡，广阔的热带雨林，迷人的风土人情。诗人形容它是“广阔的印度洋海面上一颗印度半岛的眼泪”。所以，在斯里兰卡没有电影之前，就有很多著名的外国电影人前来这里拍摄电影。比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影星伊莉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象宫鸳劫》就在斯里兰卡拍摄。影片里有很多泰勒骑马游玩的镜头，比如锡兰古都波隆纳鲁瓦古城的很多美景都被拍进电影中。茶园是斯里兰卡的典型风景，古城更是外国游客钟情的旅游地。

2011年英国威廉王子的大婚曾轰动世界，人们在王子婚礼上看到的那颗精致美丽的蓝宝石订婚戒，就来自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宝石，是斯里兰卡重要的象征之一。

美国著名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ET》、《辛德勒名单》）、哈里森·福特（作品《星球大战》）也偏爱斯里兰卡风光，电影《夺宝奇兵2：魔宫传奇》摄制组原本在印度拍摄场景，后转到斯里兰卡；印度题材电影《水》，也是在斯里兰卡拍摄的。影片的传奇故事和斯里兰卡的美丽景色交相辉映，让人陶醉。

更鲜为人知的是，影迷熟悉的反映二战的经典电影《桂河大桥》虽然故事发生地在缅甸，竟然也在斯里兰卡拍摄；还有中国香港演员周润发和好莱坞影后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安娜与国王》，明明讲述的是暹罗（泰国古称）国王和英籍女教师安娜之间的爱情故事，取景地却在斯里兰卡；日本著名的动画片《千与千寻》中的海边火车的场景，则是以科伦坡海岸的铁道沿线取景创作而成……

今天的斯里兰卡电影业已然发展迅速，斯里兰卡人得以在本国电影中观赏祖国的风情。如《斯里兰卡往事》、《风之物语》都是很不错的电影。

电影节开幕的第一天，我们见到印度的著名电影人Adoor Gopalakrishnan（阿多尔·柯普莱克里什汗）。Adoor 作为电影导演和编剧，是新印度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印度享有极高的声誉，堪称“爷爷级”电影人，亚洲电影学院的学生对他毫不陌生。他拍摄的著名电影有《四女性》、《影子杀手》、《家门口的危险》、《有故事的人》、《绝境》等。这些影片在中国的豆瓣上评分也极高。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就编剧并执导超过20部舞台剧、9部电影、25部短片和纪录片。因为对印度电影贡献突出，印度政府在1984年授予他最高荣誉称号。2002年，Adoor拍摄的新电影《影子杀手》因为反映人权问题，在鹿特丹电影节被授予“阿姆斯特—丹东奖”。他的文集《电影世界》于1984年被评为印度“最佳电影书籍”。为了表彰他对世界电影的贡献，法国政府最近授予他法国文化界最高荣誉“艺术文学巨匠”。

Adoor 精神矍铄、满头白发，不同于出席电影节开幕式上一律身着礼服的嘉宾、记者和观众，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始终身着传统的印度长衫，步履稳健，不苟言笑。走在科伦坡大街上的他，远远看去更像一个行者而不像电影导演。

另一位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印度电影人是Aruna Vasudev女 士。 她是 NETPAC（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 亚洲电影振兴组织，成立于1990年，现已成为发现和推广亚洲电影的领先平台）的创始主席，《电影玛雅》杂志的创始人和出版商，在亚洲电影节享有盛誉，堪称“奶奶级”的电影人。Aruna出身于印度高贵种姓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虽然年过7旬，但仍充满激情。

这届电影节的资深评委除了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英文流利的娜仁花，还有来自法国、德国、伊朗、新加坡的几位资深电影人、演员及评委。这样一群对亚洲电影有着卓著贡献的人齐聚一堂，为科伦坡国际电影节增添了无限光彩。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这次电影节的开幕仪式：简洁肃穆，充满宗教感。正如电影节主席在致辞中说的那句话“这是一次丰富灵魂的过程，希望你们的灵魂有所收获……”

对娜仁花和我来说，2015年科伦坡国际电影节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中国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终于在电影节荣获最佳影片奖。

科伦坡国际电影节开幕的消息登上了第二天斯里兰卡主流报纸的头条，但我注意到，新闻没有提及开幕式的首映影片——斯里兰卡题材的《流浪的迪潘》（法国导演），之前已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大奖。这是我在整个电影节期间看过的斯里兰卡题材电影中最好的一部。

《流浪的迪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斯里兰卡内战快要结束，无数难民等待着离开这片被战火摧残的土地。为更容易申请庇护，年轻的姑娘雅丽妮、曾经效力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战士迪潘和失去父母的9岁小女孩伊莱娅冒充一家人，来到法国巴黎近郊开始新生活。迪潘在这片贫民聚集的郊区找到一个公寓管理员的工作，不会法语的雅丽妮在一户人家里做家政，“女儿”伊莱娅则进了附近的学校。生活看起来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在充斥着暴力、毒品、犯罪的巴黎郊区，注定他们不会有平静的生活。当命运再次将他们陷入绝境，迪潘只好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段，守护这个由三个陌生人组成的相依为命的“家庭”。这部影片中，泰米尔人迪潘的政治难民背景只是一笔带过，导演更专注地表现了他与假妻女在巴黎郊区作为普通底层百姓的生活处境。“郊区”向来是法国社会学家和创作者们关注的特别区域，这里虽然名义上是巴黎，却与法兰西浪漫精致的生活相距甚远，一些特定郊区更是底层边缘人群聚集、充斥暴力毒品犯罪的地方。迪潘与假妻女逃亡到法国，以为重获了自由，可以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却慢慢发现，这个看似美好的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融入。曾经在枪弹中出生入死的迪潘，在这里反而隐忍安分，语言的不通让他更加甘于避免冲突，但生活的艰难又逼迫他尽力去适应新世界的规则并从中获取生存的条件。迪潘的假妻子年轻多情，在生活稳定之时便开始向往爱情，但语言文化的不通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别让她并不能真的从法国人那里得到情感的满足。无法得到亲生父母之爱的假女儿，在巴黎的学校受到冷落被边缘的待遇，唯一略懂法语的她又把这种文化距离的矛盾带回家中。三个从战乱中逃出来的斯里兰卡人，在这个新的国度经历着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好在，三个人在临时组成的“家庭”越靠越近……

这部影片剧本创作的灵感据说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写于18世纪的《波斯人信札》，300多年前的孟德斯鸠就用局外人的视角探讨了法国生活的不开化，而在21世纪的今天，移民问题日益复杂化的法国社会却依旧存在着各种文化冲击与碰撞，对政治与自由的探讨从历史绵延至当下。

选择这部电影作为开幕式首映影片，体现了电影节组委会的眼光。让我们震惊的是，这部电影上映后几天，法国巴黎就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而恐怖分子据说就是以叙利亚难民身份混入法国境内的。我无法了解，当时影院里坐着的观众心情如何，因为迪潘让观众无法回避斯里兰卡民族冲突带来的问题，同时也触发了当今走出战争阴影的斯里兰卡人内心的隐痛。这个隐痛似乎不仅仅属于斯里兰卡，更属于刚刚遭受恐怖袭击的法国，还有难民不断的叙利亚。民族冲突和民族分离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斯里兰卡的那段历史，正是这一情形的缩影。这让人不禁对无数生活在法国等异国他乡的“迪潘”们的命运，产生深深的担忧。

斯里兰卡是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斯里兰卡民族划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族、宗教、语言的高度同一性。在传统上各个民族长期以来构成各自的内向型封闭的民族群体，由于政治发展水平的落后，斯里兰卡独立后并没有完成国家民族的构建，这就决定了民族利益、民族倾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斯里兰卡民族问题主要是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48年独立后，这种冲突就开始激化，1983年终于内战爆发，民族和民族分离主义使斯里兰卡从“印度洋上的明珠”变成了“印度洋上的眼泪”。冲突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僧泰两族在古代的冲突中埋下的种子、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就业率、地区发展、宗教与民族政治问题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等等……

斯里兰卡两大主要民族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很大程度上均源自印度。然而，某种程度上这两大族群之间长期以来就存在着隔阂。前者居住于富裕的西部沿海、中部高山地区，而后者集中于北部、东部；前者信奉佛教、后者信仰印度教，语言也大相径庭。斯里兰卡国内印度泰米尔劳工问题的解决，并未从根本上缓和两大族群间的紧张关系。1956年4月，斯里兰卡政府通过将僧伽罗语定为惟一国语的法案，引发泰米尔人强烈不满，并发生暴力冲突。为此，政府只得宣布承认泰米尔语的法律地位，并承诺确保泰米尔人的语言权利。然而，1958年5月，一则关于泰米尔人杀死僧伽罗人的传言引发全国骚动，结果造成几百名泰米尔人死亡。之后政府强制将2.5万名泰米尔人迁往泰米尔族聚集区。1959年9月25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遭遇刺杀身亡，民族矛盾逐渐尖锐化。1972年，斯里兰卡政府通过新宪法，明确规定僧伽罗语为惟一官方语言，并取消原宪法中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内容。1973年，政府进一步推行标准分制度，规定泰米尔人进入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需高于僧伽罗人。此举进一步引发泰米尔人的不满情绪。1972年，几个泰米尔人政党决定成立泰米尔联合阵线，共同与政府进行斗争。1976年，联合阵线通过决议，谋求建立一个独立有主权的“泰米尔国”，并改名为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1983年7月，由于一场严重的种族骚乱，导致斯里兰卡内战正式爆发，继而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武装冲突，长达近30年，大约8～10万人在战争中死去。期间，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曾被世界上32个国家列为恐怖组织。2009年5月18日，在击毙了猛虎组织领导人后，斯里兰卡政府终于宣布内战结束。

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为了民族和解采取了许多措施，倡导民族团结、各宗教和平共处。2012年，斯里兰卡启动一个“10年计划”：使斯里兰卡成为一个人人通晓三种语言（僧伽罗语、泰米尔语、英语）的国家；积极改造前猛虎组织成员，使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继续推动难民安置和扫雷工程。这些和解措施对斯里兰卡政治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定的政治局面也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借斯内战后违反人权而进行的干涉，斯里兰卡的经济开始稳步发展，人民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2015年11月11日，为庆祝电影节的成功举办，我们全体评委应邀到Ashley先生家做客。Ashley家在科伦坡郊区，一幢两层小楼、一座花园，装饰简单，很像中国小镇的风格。纵观科伦坡市区，也很少有高楼大厦，大部分人家的住宅都是荷兰式和英国式建筑，或大或小，独门独院，干净整洁。

历史上，斯里兰卡就是一个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的国家。Ashley先生是僧伽罗人，信仰基督教，让我意外的是，她的妻子Ranjanee却是虔诚的佛教徒。Ashley先生的家庭，其实是很多斯里兰卡人家的缩影。夫妻俩热爱电影，退休后一直在做电影推广工作。他们流利的英语和善良的品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斯里兰卡，英语相当于他们的“普通话”，只要受过教育的斯里兰卡人都会说英语，就连他们8岁的外孙女chatuni英语也说得很不错，让英语蹩脚的我跟她对不上话，很是尴尬。临别回国，chatuni送给我两本英语教材，说期待下次我能用流利英语和她交流，我一看教材完全是儿童水平的，不禁汗颜。

电影节期间，一位斯里兰卡著名法师去世，全国为他举行哀悼12天。这让我想起2015年4月8日，曾多次访华并积极参加世界佛教论坛的斯里兰卡阿斯羯利派僧王（大导师）乌都伽玛长老圆寂后，斯里兰卡政府不仅在圣城康提为他举行国葬，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与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还出席了葬礼并发表讲话，足见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地位。

说到南传佛教，中国和斯里兰卡历史上的因缘源远流长。古代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晚年放弃征战，笃信佛教，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佛教护法名王。他执政期间，先后派出自己的一双儿女，将佛教带到斯里兰卡，使这里成为南传佛教的圣地。此后佛教经斯里兰卡向南亚、东南亚国家传播开来，同时也传到我国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传佛教是佛教三大部派之一，在我国仅云南省西双版纳、德宏、临沧、普洱等地独有，为傣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和少部分彝族信仰。南传佛教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根深叶茂，法脉清晰，中国的南传佛教成为与泰国清迈、缅甸景栋、老挝琅勃拉邦齐名的南传佛教四大中心之一。

观察斯里兰卡的历史，就会发现印度不仅是斯里兰卡近年内部民族冲突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且在历史上两地就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此外，印度独立后谋求在南亚次大陆的领导地位过程中，斯里兰卡一直被视为它的后院。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为斯里兰卡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多困难。

宗教信仰是斯里兰卡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将它带入政治，才引发战争。无论如何，我们都祈愿这个历经磨难的美丽国家，在民族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能稳步前行。如果所有人都像基督徒的Ashley先生和佛教徒妻子Ranjanee的家庭一样，互相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地生活在这片莲花般的土地上，那该有多么美好啊！

康提圣城：纯净的佛教世界

在科伦坡看完电影，我们乘火车前往斯里兰卡第二大城市圣城康提。清晨，火车离开海边，开往位于深山的康提。

康提是国王维克拉玛巴胡于公元1357～1374年建造的，乃斯里兰卡的宗教中心和原始佛教徒朝圣的地方。这里曾被葡萄牙、荷兰占领，但一直保持着独立，直到1815年终于被英国人征服。开往康提的火车很像英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来的，从车厢到车身都很古老。与电影中看到的印度火车一样，斯里兰卡的火车速度很慢，100多公里的路走上3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普通座席车厢的外面，经常有很多搭乘短途火车的人就站在车厢门口，抓着门把手，身子几乎挂在车厢外。一路上，火车慢悠悠地行驶，让我们领略到了古朴的田园风光：芭蕉树和金椰子树在大地织成一张错落有致的绿色地毯，房屋、老牛、人影掩映在绿荫中，雾气就像一张神秘的面纱若隐若现……

康提火车站前，有庄严的佛像。斯里兰卡佛像随处可见，每座雕像前都有鲜花供养，最多的就是斯里兰卡的国花蓝色睡莲。鲜花都被摆成各种好看的形状，朵朵沾满露珠，芬芳四溢。佛祖慈悲的眼光无处不在，眷顾着这片印度古代佛教保存得最完整的国度。

在斯里兰卡，我会习惯性地问每个我遇到的朋友，你是僧伽罗人还是泰米尔人或是其他民族？他们在回答我的问题后，都会告诉我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对于信仰的那种笃定，让人感动。

宗教信仰一直是斯里兰卡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殖民地时代到现代，斯里兰卡70%的人口是佛教徒。许多佛教家庭里都有座小佛堂，供家人在早上或者晚上拜佛，供奉鲜花、清水、香烛等，有时候还能看到在早上和中午供奉食物。一些人不但这么做，而且他们还会念巴利文佛经，在生活中遇到所有困难以“因果”之道来接受。这样一来，佛教的道理与现实生活，就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佛教，都希望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情按佛教理论来办，每个人都将佛教当作一条生活的基准。不杀生，是每个人都会自觉遵循的首要戒律。在斯里兰卡，动物和鸟类都受到保护，如果发现有人在公共场合伤害和屠宰鸟类和动物，将被举报并面临监禁。

斯里兰卡寺庙也非常多，建筑虽然简朴，却都神圣庄严。康提作为佛教圣城，风光迤逦，寺院众多，让人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佛牙寺。人们进入寺院需穿白色长袖衣服，脱鞋进入，禁止大声说话。进入寺庙后，要先洗手，并以鲜花供养佛陀。所有这些礼仪，都已成为一种习惯，融汇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

Suda是虔诚的佛教徒和素食者，女儿在康提上中学，他每周都从科伦坡过来陪女儿过周末。年轻的Sanjeewa则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在康提的商场，我看到了他的广告作品。Suda腼腆爱笑，Sanjeewa开朗健谈，两个人以前都曾做过记者。我们一起午饭时，他俩都按传统习惯用手抓着吃，而单独给我们准备勺子。Suda说，用手抓食物，更能觉知食物的味道，这是一种文化。Sanjeewa则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中处处都可以感受佛法修行，无需刻意去寺庙或禅修。

午饭后，Suda和Sanjeewa带着我们到佛牙寺朝拜，并给我们讲解康提的历史。如今的康提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大批建筑文化遗迹，展示了长达2000年的斯里兰卡建筑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世界上罕见的风貌保持完好的历史古都。

存放佛祖释迦牟尼牙舍利的佛殿寺庙紧邻王宫，建在一长方形花岗石基上。寺院为二层，奶白色的墙体，红瓦大檐顶，庄严肃穆。寺庙外观虽不豪华，但内部建筑却非常讲究。底层是由26根大木柱和花岗石岩柱支撑的大厅，木柱、木梁、四周墙壁及天花板上均绘着反映佛陀一生活动的图画，色彩鲜艳，形象栩栩如生。二层楼上分为几个展室，最为神圣的地方是专门供奉佛牙的佛牙室。除重大的佛教节日外，一般不对公众开放。

这颗佛牙舍利原为印度王公们收藏，公元317年，南印度羯陵伽国国王战败，于是遣公主将佛牙舍利藏在发髻中送给他的好友锡兰国王。从此，锡兰历代国王视其为镇国之宝和王权象征，建寺（或塔）供奉。佛教徒们认为，佛牙帮助释迦牟尼传教，因此其他庙宇保存的舍利都无法与之相比。

在佛牙寺大殿里，无论男女老幼，人们都单列有序地礼佛供花。所有的鲜花里，蓝色莲花是最美丽也是被供奉的最多的。很多信徒都远道而来，捧着鲜花，身着素衣，安静地坐在佛前默默祈祷，甚至婴儿和小孩在这里都出奇安静。很多人甚至会在佛像前坐上整整一天。

每年8月，康提都会举行持续一个月的“大象游行”，多达上百头象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列队行进。佛牙由最威武的一头锡兰象驮着向民众展示。而锡兰象被斯里兰卡当地人奉若神明，驮佛牙展示的大象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且经过多年训练，威仪、强壮且聪明，鼻子必须能触及到地上。Sanjeewa告诉我们，驮着佛牙舍利的大象非常有灵性，每次游行展示，如果它看到地上没有铺地毯，它绝不前行。让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因为非法象牙贸易，盗猎者猖獗，锡兰象已濒临绝种。

斯里兰卡是印度佛教向南传播的第一站和中转站，曾对佛教的传播作出过巨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里兰卡佛教徒在复兴佛教和弘扬佛法的旗帜下，积极向世界传播和交流佛教文化，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1950年建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和1966年建立的世界佛教僧伽协会两大世界佛教徒组织，都发源于科伦坡。斯里兰卡佛教徒的足迹踏遍世界大部分地区，并在英国建立僧团，恢复已经处于衰微状态的摩诃菩提会英国公会，成为欧洲上座部僧伽的领导者。即使在广袤的非洲，佛教僧侣凭着坚定的宗教信念，最终使佛教在当地立足，开始产生影响。可以说，现代印度佛教的复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斯里兰卡僧人的努力促成的，斯里兰卡僧侣对现代世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现代化的侵蚀，在很多国家，人们饱受焦虑压力带来的痛苦，现代心理病越来越多。很多禅修中心和灵性修行机构发现原始佛教的经典和方法，能够指引人们心灵，最终走向解脱及觉悟自由之路，纷纷遵循佛陀最早的教诲和方法，引导人们脱离烦恼痛苦。我去过的德瓦那佩迪斯止观禅修中心，就是这样一方净土。

禅修中心是寻灭法师（Venerable Amatha Gavesi)于1991年创办的，位于康提郊区。寻灭法师诞生于1918年，2003年以85岁高龄圆寂。他的舍利和遗骨就安葬在中心的舍利塔里。走进这方净土，看到一座座寮房依山而建，与花木园林相映成趣。每个小寮房住着一两个修行人，每日两餐都由虔诚的信众和附近村民供养。有的村民一家子都过来做饭煮茶，供养给在禅修中心修行的比丘尼和居士。他们供养的食物丰富洁净，每天的供养仪式都庄重肃穆，有将近30位比丘尼和正学女修持的道场。她们虽然饮食简单、住宿简陋，但每天沐浴在平和、喜悦自在之中。她们的修持，包括止观禅修、诵经、托钵、学习佛法和巴利文等。禅修，巴利文意思是“心灵的培育”，就是把心灵中的良好状态培育出来。能与这些善知识（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的好人）相处同修，即使只是短暂的几天，我相信都是一种莫大的福报。

在德瓦那佩迪斯止观禅修中心，我度过难忘的三天时光。禅修带给我心灵的改变，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达。

离开斯里兰卡的前一天黄昏，我在卡卢特勒海滩拍下了一幅落日景象：斯里兰卡的古老和现代、宗教和世俗，在印度洋夕阳的光晕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责编 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