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中国民族

全国政协常委毛肯·赛衣提哈木扎（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们成功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下降到2014年的7.2%。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截至2015年底，我国仍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也是难点和重点。

距离2020年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要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对民族地区的扶贫需要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给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莫大鼓舞。而如何做到这一点，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签军令状，不摘贫困帽就摘乌纱帽

每次踏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的台阶，毛肯·赛衣提哈木扎都感觉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担子。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他今年带来5项提案，其中就涉及到精准扶贫。

“由于历史、自然、地理位置等原因，新疆的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我们的中等贫困县有35个，占全疆总数的42%；贫困村3029个，占全疆总数的35%；贫困人口261万，占全疆总人口的11.3%。其中我们常说的南疆四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贫困人口比较集中，整体连片性比较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情况最特殊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在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时，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喀什地委书记曾存非常认真，不断地翻阅纲要(草案),看到扶贫相关内容时，用笔划下了重点标注。

喀什地区是新疆的人口大区和贫困大区，同时也是反恐维稳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全区共有450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1/5；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411万，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38.6%。

“半辈子没离开过喀什”的曾存，对于南疆特别是喀什地区的贫困状况非常了解。在工作的31年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喀什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喀什地区有12个县市，其中8个县市是国定贫困县，4个县是区定贫困县；贫困村1222个，占全疆总数的40.3%；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为105.6万，占全疆总数的40.5%。通过这三组数据你就能感受到喀什现在的贫困程度之深，我们的脱贫任务之重。”在京西宾馆，记者采访到刚开完小组讨论会的曾存。

虽然任务艰巨，但是曾存的决心很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就是贫困。党中央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下定决心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跟自治区党委立了军令状：在2020年打赢扶贫攻坚战。”

在全国30个省份中，至少23个省份明确了今年脱贫“军令状”的具体数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甘肃等11个省区今年的脱贫目标均在100万人以上。其中，广西提出要确保全年减少贫困人口122万。

除明确脱贫人数外，多地还提出今年贫困县摘帽、人口迁移等计划。内蒙古表示，确保10个左右自治区贫困旗县脱贫摘帽；广西确保实现1000个贫困村、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四川要实现2350个以上贫困村退出和5个贫困县摘帽；贵州提出8个贫困县、120个贫困乡镇、2000个贫困村摘帽。

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省区主要领导均与中央签订了军令状，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局面。

“对于地方党政干部来说，摘不了贫困帽，就摘乌纱帽。”原本一句幽默的话，在曾存口中，却带着一丝严峻的味道。

产业扶贫，思路决定出路

2009年，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的陈章良率队去广西那坡县做调研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遭受旱灾的老百姓颗粒无收，平均一户的年收入仅有3000元出头。

“村民非常贫困，房子大多数都是低矮简陋的茅草屋。家里如果有病人或者残疾人，又或者是孩子考上大学，基本上生活水平都处在贫困线以下。”

那坡县是集老、少、边、山、穷于一体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被自治区划定的贫困村有59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46.4%。2015年，广西自下而上集中开展精准识别工作，把全区538万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到村、到户、到人，其中100万扶贫移民搬迁人口精准识别到屯、到户。在新一轮的扶贫攻坚工作中，那坡提出“以整村推进和贫困户脱贫解困为抓手，精准帮扶到村到户，大力实施社会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专项扶贫”。2015年底，全县实现减贫1.49万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结合广西的工作经历提出，精准扶贫的精髓是因贫施策，要找到穷根，一家一户分析致贫的原因。“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做到‘授人以渔’，真正把贫困人口拉出来，奔向小康。”

产业扶持的关键是一村一品。作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专家，陈章良多年以来一直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的优势和可能性：关键是找准项目，要因地制宜，打造有本地特色的产业。

“以广西为例，每个贫困村可以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种植不同的作物，比如八角、茶叶、竹子、兰花，或者发展林下经济，养鸡养鸭养猪。只要形成规模产业经济，一定能推动全村脱贫。”

陈章良告诉记者，广西深山中有一种竹鼠，农民们平时用甘蔗喂食，肉质鲜嫩味美，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少有人知道。2015年，经过建档识别，广西崇左市天等县驮堪乡独山村良好屯村民张绍开被列为贫困户。在政府的帮扶下，他开始养殖竹鼠。张绍开说：“竹鼠种先免费给我养，扶贫办负责对接外面的公司来收购。等到收购之后，才从我的收购金里扣除成本。扶贫办又给资金补助，我还可以贷款，资金不愁，销路不愁，一年收入能有1万多元。”

在独山村，养殖竹鼠走上致富路的可不止张绍开 一家。通过养殖竹鼠，该村已有20几户特困户实现脱贫。

“很多农村的特色产业都存在‘养在深山无人知’的问题，所以我提议民族地区应该加强信息化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把互联网和光纤覆盖到村里，通过建立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把一村一品的农产品销售出去。政府实现互联网覆盖，培训农民上岗，就能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陈章良说。

除此之外，喀什在引进大型企业方面，也走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在深圳市国资委牵头下，11家深圳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开发喀什新城，以连片聚集开发快速带动金融商贸区的发展，引进企业超过600家。这些利好因素，也为解决就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要让农牧民脱贫，解决就业是首要任务。”曾存说。

企业来了，相应的劳动力跟不跟得上？曾存告诉记者，喀什现在正在大力推动教育培训和转移就业脱贫。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青年集中进行培训，学语言、学技能、学法律，让他们具备务工的语言能力、技能水平和守法观念。2014年6月，广东思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喀什，公司长期与苹果、三星、海信、TCL、创维、康佳、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合作，主要从事各类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产品远销欧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过6亿元。仅1年多的时间，思科就在喀什地区4个县市设立1家基地、3家分厂、15个乡村就业基地，就地就近解决就业4000多人。

喀什疏附县吾库萨克镇7村5组的吐尔洪•热合曼以前在当地一家餐厅当厨师，月收入2800元左右，但由于离家远、不能照顾家人等原因，后来辞职在家务农。2015年，他到思科上班后，经培训成为熟练工，月工资和奖金收入达4500元，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曾存告诉记者，计划到2018年喀什地区每个县市要形成1.5-2万名具有就业能力的劳动力，到2018年要形成21.5万人的就业。“如果说一个家庭有1个人就业，按照1个家庭平均4个家庭成员来计算，就有将近80-90万人脱贫。今年的目标是每个县市要解决 5000人的就业，12个县市一共要解决6万人的就业。”

和喀什一样，远在云南边境地区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目前，全州仍有12.14万户、45.16万贫困人口。其中，深度贫困人口为3万人。“要尽快实现精准脱贫，关键还是需要大的产业拉动。”

全国政协常委、文山州医院院长卢京告诉记者。文山州的三七闻名全国，但过去只依靠原材料销售，卖不出好价格。近几年，在国家和相关部门的扶持下，文山州引进云南白药公司在州内建厂，不仅可以吸纳当地的劳动力，还可以提高三七药材的附加值。

在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被看做是消除贫困的一种利器。民族地区往往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扶贫具有优势，在有的地方甚至成为扶贫的唯一选择。在我国，最早喊出“旅游扶贫”口号的是民族地区，第一个设立的国家级旅游扶贫试验区也在民族地区，被世界大加赞赏的旅游扶贫成效和模式也出现在民族地区。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和其他14名委员，联名提出《以发展藏区特色旅游为抓手解决民族地区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建议》提案。这是驻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最多的一份提案。在委员们已形成的提案中，还有《开发建设川藏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的建议》等多份提案聚焦藏区旅游，呼吁从国家层面支持四川藏区旅游业发展。

为何提出这份提案? 王福耀告诉记者：“四川藏区贫困面广、贫困度深，所属32个县均为贫困县。全省50%以上的世界级、国家级旅游资源分布在这里。”

旅游业正在成为四川藏区最具潜力、最具优势、最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王福耀认为，旅游扶贫不仅是造血式扶贫，而且是开放式扶贫，外界的新观念、新思维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市场化的经营方式迅速进入藏区，可以带动藏区群众在精神文明上脱贫，推动藏区由传统转向现代、由封闭转向开放。

2015年四川藏区旅游总收入达392.96亿元，同比增长21.8%。旅游业的兴旺让王福耀看到了希望，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问题依然很突出。“四川藏区的九寨、黄龙已蜚声在外，但还有大批景区藏在深山无人知。当前四川藏区交通还是不太方便，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滞后，旅游资源挖掘和开发不够，资源优势尚未转化成经济优势。”

移民搬迁，好房子不如好工作

如果说产业扶贫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脱贫良策，那么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保护扶贫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脱贫办法。

宁夏贫困地区面积占自治区总面积的65%，贫困面大、程度深，尤其中南部地区是宁夏重点贫困区，更是国家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1982年，国家作出实施“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宁夏西海固)农业专项建设的重大决策。宁夏抓住机遇，从1983年开始，先后实施4次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搬迁——吊庄移民、扶贫扬黄工程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移民和“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原籍腾出的土地全部进行了生态修复。

从“三西”扶贫开始，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减少贫困人口290万人。“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通过近5年来的生态移民、就地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101.5万人下降到58万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1年的3963元提高到2015年的6500元。致富特色产业、劳务就业收入，成为脱贫的根本保障。

“十三五期间，宁夏将通过发展生产、异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分别解决30万、8万、1万和4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难题，并通过将贫困地区扶贫线和低保线两线合一，把丧失劳动能力的15万贫困人口纳入社保兜底脱贫。”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国权告诉记者，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心很大，预计到2018年宁夏将彻底摘掉贫困帽，打赢脱贫攻坚战。

马国权此次带来的建议是希望国家支持建立六盘山国家级生态补偿示范区，设立生态补偿基金，扩大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范围，以支持生态移民和植被恢复区的劳动力转移。“示范区建起来后，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早日脱贫。”

“除了解决补偿问题外，移民搬迁之后，如何发展后续产业才是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全国政协常委、湖南湘西州政协副主席田岚对记者说。

湘西位于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的武陵山区腹地。田岚每年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扶贫，提案里关注最多的也是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田岚认为，湘西贫困的原因包括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虽然这些年随着高速公路、铁路、民航的发展，有了极大的改善，但相对来说仍然还有短板，需要加强。此外，湘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更多的依靠农业，工业化、城市化、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扶贫攻坚需要整体的发展，为农民的脱贫提供更多机会和可能。这就是其困难之处。

“这两年，我们扶贫工作最大的起色，就是真正做到了‘精准’！”田岚说，自从习总书记在湘西提出精准扶贫以来，两年时间里我们已经基本把精准识别、识别规划做出来了，现在正在一步步往前推。州里专门做了一个计划，要推进精准扶贫十项工程，如发展产业、基础设施改善、异地扶贫、劳动力转移、教育、乡村旅游等，通过这些工程支持精准扶贫规划的实施。

按照这样的思路，湘西要脱贫，一是几“化”要同步，比如工业化和城市化，通过同步，让更多的人转移出去；二是通过转移以后，也能够提升素质；三是有利于环境保护。

“我们把人迁出来，给他一个好房子，以后怎么办? 好房子能够安生，好产业才能立命。很多人搬出来以后又返贫了，为什么？他原来在山里还能有一些林业收入，搬出来以后找不到工作，一家吃饭又犯愁了。所以搬出来还要能致富，这就需要有产业，需要能就业，需要去创业。”

田岚告诉记者，这些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湘西州农民收入增加了，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留住一方青山绿水，也是湘西的巨大贡献。

医疗和教育，保障脱贫可持续性

我国农村地区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率高达37.8%。对于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的家庭，陈章良认为，国家应尽快落实兜底政策。

陈章良告诉记者，在广西民族地区“地中海贫血症”发病率高、治愈率低。一户家庭如果有一个“地贫”病人，这个家庭每年就要面对动辄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庞大的医疗支出，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陷入贫困危机中无法解脱。

“我一直呼吁农村的医疗保险能不能提高一点，对因病致贫的家庭多报销一点。要从根上解决病的问题，必须加大新农合的覆盖度。”

审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卢京特别注意到“要在全国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卢京告诉记者，目前基层医院的基础薄弱，虽然县乡一级的医院硬件设施已经改善了很多，但医护人才缺乏现象严重。“大城市挂号费炒得很高，就是因为基层医院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这种情况在民族地区更明显。”

卢京在农村做调研的时候，通过与村民交流，发现不少人遇到小病隐疾能拖就拖、能扛就扛，从而发展成重大疾病，有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突出。

“现在交通发达了，大家都涌到大城市去看病。其实同样的病，在乡里治疗报销比率远远超过城里。比如我们文山州一个县80多万人口，医保、新农合资金已经沉积了几个亿，规定60岁以上到乡上住院90%报销。但是大家还会集中涌到州医院看病，而州医院只能报销 50%。这就是农民致贫的一个原因。”

卢京此次带来的建议之一是希望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将民族地区卫生人才的培养纳入议事日程。

“过去我们一直在扶贫，大多数是以物质扶贫为主。譬如送吃穿用等生活用品，送设备和电脑等，后来发现电脑和设备送过去后使用率不高。为什么？因为教育扶贫没有跟上。”

全国政协常委、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对记者重点谈了教育扶贫的问题。他认为，教育扶贫最关键的是做好两件事：一是大力快速发展双语教育。“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掌握，新疆各民族不可能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二是职业教育。“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虽然有大学文凭，但就业技能跟内地的学生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牛汝极近两年在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中小学调研时发现，有不少学生不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还有的背不出乘法口诀。“不会乘法口诀就不会四则运算，不会四则运算就意味着不会数理化。初高中学生不会说汉语，不会基本的数理化，怎么就业？所以，双语教育和职业教育上不去，扶贫就无法取得明显实效。”

今年两会上，不少来自新疆的代表和委员们都提到在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双语教育的推进力度。曾存告诉记者说：“这次我提的建议之一，就是请国家支持解决喀什地区双语教师结构性缺编的问题。为什么叫结构性缺编呢？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民语系的老师胜任不了双语教学的岗位。喀什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如果少数民族群众语言过不了关，对于就业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们这几年在这方面花了大力气，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早日得到解决。”

牛汝极认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距，比较明显的是第二、三产业的落后，更核心的是文化素质的差距。所以新疆的扶贫攻坚急不得，可是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也等不得。从长远看，最关键的还是智力、教育、精神扶贫，关键是可持续性。“扶贫先扶智。只有通过教育授之以渔，来实现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才能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的力量，民营企业的有效参与

民营企业，正成为精准扶贫的积极参与者。

全国政协民族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达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达娃顿珠一句“扶贫工作，我认为不仅是给‘鱼’吃，而且要给‘鱼缸’”的生动比喻，引发了大家更多的思索。

“当前经济形势下，精准扶贫也给亟待改革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方向和机遇。”达娃顿珠说，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民营企业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2015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行动中，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个民营企业与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分别签署结对帮扶协议，从国家战略层面体现了民营企业参与落实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企业只有把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发展，融入共同富裕，才有它的社会价值”，达娃顿珠认为，民营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扶贫工程具有巨大的优势，精准扶贫要向贫困地区输入民营企业的奋斗精神，同时动员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投入到扶贫中来。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兴旺集团董事长韩兴旺多年来一直身体力行地帮助家乡脱贫致富。韩兴旺的家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总人口为12多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大约有1万人。从2011年至今，兴旺集团一共帮扶350位大学生上学，每年花费在200万元以上。

韩兴旺告诉记者，除了对当地考上本科却无力负担学费的贫困家庭予以扶持外，他还设置奖励机制，对于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的学子，一次性奖励5-10万元，考上青海本地大学的给予1万元奖励，并负担全部学费。对于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的班主任，也发1-3万元的奖金。

“一家能出一个大学生，这家基本就脱贫了。我资助350个大学生，就意味着不久以后有350户脱贫。”

兴旺集团还专门成立爱心救助会，对口帮扶13个村300户家庭1700名贫困人口，一年补助资金30—50万元不等。“前几年我们拿出8000多万元，为帮扶的红旗乡三立方村和新建村修了路，还花1000多万元在这两个村各修建一座村民广场、一间党员活动室、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一所幼儿园。去年我们拿出将近一亿元，为这两个村修建了242套安居房。”

在兴旺集团的扶持下，5年前三立方村和新建村就整体脱贫了。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和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今天。”韩兴旺建议，通过树立和宣传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产业扶贫、转移劳动力就业扶贫的良好形象，促进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以榜样的模范示范作用，鼓励支持、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投身精准扶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

“贫困户想脱贫，就要有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努力奋斗的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民营企业的成功秘诀。”回想着自己与企业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韩兴旺有感而发。

攻坚克难，啃下最硬骨头

2013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达木珞巴民族乡乡长格桑卓嘎第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来到北京参会。

“记得那时候下雨塌方，走了三四天的路，先徒步然后乘汽车从墨脱县颠簸到波密县，换车从波密县到林芝地区八一镇。从八一镇乘车到拉萨，最后坐飞机到北京。这一路，差不多走了一个星期。”

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墨脱县，是两个人口较少民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的聚居区，长久以来因山高谷深、道路隔绝被称为“高原孤岛”，是自然地理独特但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边境县。2013年10月31日，连接波密和墨脱两县、全长117公里的墨脱公路正式通车，“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史成为过去。“墨脱公路通车以后，路好走多了。”格桑卓嘎告诉记者，今年她从乡里出发到北京，全程只花了三天时间。

虽然相比以前交通大大改善了，但由于历史欠账多，墨脱的基础设施还是很落后，脱贫工作也一直是全国的难点和重点。“经过精准识别，我们乡去年的贫困人口有89户365人。现在我们也在尝试产业扶贫，去年开始种了3000-5000多亩的铁观音，口感非常不错。另外野花椒也是我们墨脱的特色农产品，我们乡试种了300亩。尚在起步阶段，还没形成规模效益。”

2012年，格桑卓嘎从工布江达县司法局来到达木珞巴民族乡任职。不久后，她就逐渐感觉出墨脱扶贫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观念，缺乏市场经济的意识，很多人连打工赚钱的概念都没有。少部分人出去打工赚了点钱，马上就去买青稞酒和肉喝光吃光了。”

“贫困还会恶性循环。比如我们乡，大约三成左右年纪在20-30岁的小伙子都找不到媳妇。原因就是穷，村里的姑娘有些跟外来做工程的人走了，还有一些出去打工就不愿意回来了。这种情况在墨脱的8个乡都存在。”

“我们乡处在边境线和生态保护区内，耕地面积少。说实话，要想发展大的产业，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在边境地区，有些地方涉及到国土安全，不能进行异地搬迁扶贫。”脱贫攻坚的最后5年，类似墨脱这样的边境贫困地区，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扶持。

在我国2.2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有近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规划内的136个边境县（旗、市）中，有107个在民族地区；2300多万边境地区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少数民族；有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是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屏障。

“对于很多边境地区的边民来说，考虑到边境的稳定和安全，他们还行使着戍边的功能，不能进行异地搬迁。对这部分人，应该采取就近就地脱贫和社保政策兜底的方式，实现边民贫困人口脱贫。”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在此次全国政协民族界别小组讨论会上，数次谈到边境地区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问题。他的发言也引起了来自新疆、西藏、广西、云南、内蒙古等边境民族地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

“目前广西的边境一线正面临着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同时面临着扶贫攻坚难度加大、边境管控难度加大等挑战。”全国政协委员，广西防城港市政协副主席林兴告诉记者，国家实施边民互市等政策，本意上是确保边境地区的居民能从中获益。可是因为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把以边民个体为主体的互市贸易等同于正规口岸针对企业大批量进出口的一般贸易进行管理，制约了互市贸易的加快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审批限制太多，通关环节繁琐，通关耗时较长，检验检疫收费标准偏高等，影响了边民参与互市贸易的积极性。

“边民对维护边境稳定和国土安全是有巨大贡献的，针对他们所采取的精准扶贫，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罗黎明说。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大会发言时，陈章良表示，本轮脱贫攻坚的最大特征就是“啃硬骨头”，要真正找准“硬骨头”，咬住不放。“最后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只要精准扶贫工作做扎实，硬骨头也会成‘绕指柔’。”

近年来，民族地区历史性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显滞后。数据显示，民族八省区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仅相当于一个广东省，30个民族自治州经济总量加起来仅相当于一个苏州市，120个民族自治县经济总量加起来仅相当于全国两个百强县。

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是当前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最热切的“中国梦”。

在决战全面小康的历史节点，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为精准扶贫奔走调研、建言献策。他们的疾呼，就是民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心声。他们的身后，站着5575万渴望早日脱贫的中国人，站着13亿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奋战奔小康的中华儿女。

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就此书写新的传奇。（责编 增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