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半个世纪的承诺
口 朱锦翔
那天，他送给我一件令我特别喜爱的礼物：色如绿宝石的小号关勒铬金笔。我们坐在球场边的一块高地上，虽然是挨着坐的，可谁也没好意思往紧里靠。尽管他英姿勃勃，充满战斗激情，谈话总离不开战斗赴朝参战的内容，可至今不能忘却的是，他的一句话让我伤了心。他说：“这次参战，也许成了英雄回来，也许牺牲了。”
朱锦翔
我刚由东北回来，收到了你的来信。
当时我是累的，头痛、腰酸，阅过信之后，我特别兴奋。兴奋的就是，你能针对着我的思想来帮助我。我有这样一个人经常帮助我，工作更会起劲，改正缺点更快，你的帮助是真正地从革命利益出发。的确，吊儿郎当地工作是要受损失的，对个人、对革命都没有好处，你这样直爽地提出，我是很高兴的，同时还希望你对别人也要这样。
抗美援朝之后，我的工作与飞行都进一步。老实说，我吊儿郎当是改了不少，吊儿郎当也得看环境，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次改选支部，我又是任副支部书记，不敢吊儿郎当。上级这次给我们的任务是空中转移，任务是艰巨的，上级这样提出，我们这次能从空中转移得好，我们可以成为半个飞行家。为了要得到这半个飞行家的光荣称号而努力，为了有把握的争取这光荣称号，我们由十九号乘运输机顺航线看过一次。如果我没有其他病或意外之事，半个飞行家咱们保险当上（这称号你不高兴吗？）。
锦翔，我坐在这老牛一样的飞机上，拿着地图，与地面目标对照，一去一回，我的一双眼睛，没有一时地不注视地面，是为完成这次上级给我们的重大任务。这次我们都去锻炼，你是在战争环境锻炼，我是在空战当中锻炼，你望我当英雄，我望你争取早日入党成模范。
你给建议的不应该叫保卫干事捎信，你很生我气啊。请你不要多心，我并非是找保卫干事做你的工作。我以前不就说过了吗？你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在思想表现工作方面都好。我为什么叫他给你捎信，因为他是团长警卫员。过去，他和我是很好的。那天他到我们这玩，我也在外边玩。我给徐政委写封信，他说给你捎封吧，我说算啦。他说写吧，我说写就写吧，就是这么样。锦翔，请你不要怀疑，你不要把保卫部门的人看得过于重视，谁也不敢去接近他啦。过去是曾有这样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事来谈话。”并没有什么，请你不要怪，不做亏心事，还怕鬼叫门？生的不吃，违法的不做，谁也不怕。
另外，我正好又去东北，这次捎回来东北特产，带回来大家都吃完了。我再去预备捎点给你吃一吃。我们以后到东北可是不能见面啦。我们相距太远啦。要是战场上死不了，能回见，死了就算。
锦翔，今后我们多通信吧，互相了解些工作情况，再见，再见。在塞外，我这次去，现在那里还不冷，和这一样，满山的大豆、高粱、苞米，都是绿的，有特别一种感觉，有个关外味道。
此致
敬礼
看过之后有什么意见，请提出为盼。
明坤（即作者的恋人鹿鸣坤——编者注）9.21
鹿鸣坤
很早就收到你的来信，没有及时回信，请你原谅。本来我写了一封信，准备寄，可是没有寄出去，又接到你的来信，我很被动啦。你别生气，也不要背后骂我，就是要骂，等见面后再骂，我也不会生气。
我谢谢你对我们的祝贺和希望，现在将我处情况简告你。
最近我们全团都是4点半到5点，若干人在机场等待命令，每天都是这样。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错，当然不如过去。两个大队住一个屋，也没有一张桌子，也没有电灯，睡的钢丝床。我们来的第二天休息，我和我们几个同志去大孤山游玩、观望。南海一望无边，山上有几座庙。我和几个同志在观海亭的下边，在悬崖陡壁之处照的，我送你一张，还有我在院里太阳光下照的，也送你一张，当然不如你在上海照得好。最近两天我们要跳伞，还发跳伞纪念章，我预备送你，好吧？还有四团的同志。
你信上谈到关于工作之问题，现在全处在抗美援朝时期，这些意见不能提，应为大局着想，过了这时期再说，不过，我还要尽量帮助你去解决。你的工作应尽力而为干下去，这是我的希望。如果你不愿干，我不愿干，谁来干？话越说越长，没有完。总之，以后战斗情况下，我主动给你写信就是啦。再见。
此致
敬礼
鸣昆（即作者的恋人鹿鸣坤——编者注） 11.22
初恋记忆
我的恋人、战友鹿鸣坤，1929年生于山东莱阳话河区滴子村。1943年参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航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师第六团。1951年10月，他奉命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12月，在一次对敌空战中不幸牺牲。
我是1933年出生的，家乡在浙江台州。1950年加入共青团，后来加入了民盟。1949年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文工团团员，先后担任飞行部队供应大队的见习会计、通讯队会计和师政治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化教员。1954年转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学习。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兰州大学工作。退休前，是兰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退休后，定居上海。
上面的这两封信件，我已经珍藏了半个多世纪。每当重温那些信件，多少往事涌现心头，常常是泪眼模糊的同时，激励自己勇敢地面对苦难。
1950年，新中国被东来的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声浪，让我辈当兵的热血沸腾。1951年，我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从上海转战到鸭绿江边。那年我已经有了初恋情人，带着好奇，带着幸福感共赴前线。我俩同属空军二师，他是六团三大队副队长，我是师通讯队会计。师部和飞行团队相距数百里之遥，既不可能通电话，更不可能见面，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信件。拿上纸笔、趴在床上，哪怕是三言两语，以释怀念之情。我们告别时他的话也是：“到前线，我给你写信。”
提起我俩的恋人关系，堪称平淡，没有拥抱，没有接吻，更没有说出一个“爱”字，仅仅是一颗纯真的心。它的前提是部队组织对女方祖孙三代远近亲属政审合格，获得批准。
在抗美援朝前线的最初岁月，我们分享过战斗取胜的欢乐和荣耀。那时的我，只知沉浸在幸福的承诺中，参战期间，积极争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战争结束，两人一起去山东老家看望送子参军的妈妈。
接到参战命令后的一个周日，鸣坤来宿舍看我，告诉我要去完成“试航”的任务。他眉宇间充满自信和活力地说：按苏联专家的说法，这次试航成功，就是“半个飞行家”了。他是个很诙谐的人，还不拘小节，喜欢把“吊儿郎当”四个字加给自己。
我们见面时，鸣坤还是非常拘谨的。当他发现我胳膊上戴着手表（那时因飞行需要，飞行员人人有手表）时，颇为惊喜，想看看究竟是什么表，可就是不敢接触我的胳膊。我告诉他，要去前线，父亲担心，怕我回不来，特地让姐姐将这块表转交给我。
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程家桥高尔夫球场。当时，我们师部已搬出虹桥机场，住到了高尔夫球场（现为上海动物园）对面的几幢小洋楼里。
那天，他送给我一件令我特别喜爱的礼物：色如绿宝石的小号关勒铬金笔。我们坐在球场边的一块高地上，虽然是挨着坐的，可谁也没好意思往紧里靠。尽管他英姿勃勃，充满战斗激情，谈话总离不开战斗赴朝参战的内容，可至今不能忘却的是，他的一句话让我伤了心。他说：“这次参战，也许成了英雄回来，也许牺牲了。”我主动请战到前方，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心和光荣感，根本没有想到把参战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我神情黯然地脱口而出：“怎么可能会牺牲呢？不会的，不会的。”他连忙笑着说：“我这是跟你开玩笑，你就当真了。”
后来，在我得知一些飞行员和一位大队长牺牲的噩耗后，被战争的残酷震惊了！我后悔自己的错误想法，以后才不敢再提 “不安心、要上前线”的傻话了，而是从正面去鼓励他勇敢战斗。
当时，虽然领导和同志们说，抗美援朝回国就可结婚了，可我们俩从未提过“结婚”两个字。他知道我上海的大姐不允许我过早谈朋友，要我努力提高自己。我和鹿鸣坤谈朋友的事，我的家人是在他牺牲后才知道的。
那个年代的飞行员，既不允许单独行动（和批准的女友谈对象例外），又不允许在外面吃饭。我俩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每次见面也从未超过三个小时。
这次分手，我们照样握手告别，都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永别。
1951年12月，我随师部机关奉命先行撤回。没想到，回到上海不几天，就传来噩耗：在一次空战中，鹿鸣坤不幸牺牲了！
战争必然有牺牲，这对部队老同志来说也许是正常的，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啊！毕竟那年我才18岁，他也只有22岁。当隐约知道此事后，我既不相信这是真的，又克制不住哭泣，还不好意思在人前流泪。只好一个人哭，以至于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此后，部队领导急了，设法做我的思想工作，又派人将装在鹿鸣坤图囊（飞行员上天随身携带）里我的一张军人小照片转交给了我。
寻亲之旅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岁月茫茫。随着岁月的推移，思念取代了哭泣，让我魂牵梦萦的是如何兑现诺言，去看望鹿妈妈。
几十年来，个人行为离不开政局的走向，加上自身条件所限，始则因幼稚而害羞，不敢在人前提及男朋友种种，195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后又想等入了党再去，可1957年的反右运动彻底打破了美梦。从1958年大学毕业到退休，我一直工作在黄土高原的甘肃。漫长的岁月，使兑现诺言变得越来越沉重，以至被埋进心的最底层。
退休以后辗转数地重返上海，往事像过电影般一一浮现，都定格在对初恋情人的承诺上。古有一诺千金之说，今则弥足珍贵。可顾影自怜，18岁的小女兵都成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妪，鹿妈妈她老人家还能撑到今日吗？真是为守候承诺年复一年。再不行动，连兑现承诺的能力都将丧失了。
2006年夏，我终于独自一人悄然上路，登上北去的列车。第一站是山东莱阳县所在地烟台，下了火车，径直去民政局。科长认真翻阅烈士名单后，不无遗憾地告诉我，莱阳县话河区已划归莱西县，属青岛地区了。我闻听之下大失所望，不知所措。稍待冷静，萌发出依靠媒体的想法，便立即去寻找烟台晚报社。接待我的女记者热情、豪爽，迅速和有关方面联系后当即表态，报社派记者陪同前往。在编辑王晓等同志的安排下，次日摄影记者兼司机马跃、资深女记者曙笑华和我一起上路。
出发是星期六的早晨。车行两个多小时找到莱西县河头店镇大淳圩村。一进入村头，我们逢人便问：“知道参加志愿军的鹿鸣坤家吗？”答复只有一个“不知道”“不认识”。几位七八十岁的老者欲表达，却又说不清。就在这急不可待的期待中，走过来三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其中一位一见照片立即爽朗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英雄，抗美援朝牺牲的飞行大队长……”他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出不少内容：“抗美援朝结束不久，这里曾组织过两批人，到沈阳烈士陵园参观祭扫。”他瞅了我一眼后又说：“听说，他在部队里还有个没有过门的媳妇。”这中间，摄影记者一直不停地按快门，我和曙记者则全神贯注于交谈：“他们的住家呢？”“他的家人呢？”他这才领我们往前走，继续介绍。到一片菜地前，他指着几畦菜园说，这就是他们家原先的宅基地。
至此，我们全明白了：因为鸣坤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姐妹们出嫁，爸爸过世，妈妈便也跟着女儿过日子。国家经济困难年代，大姐一家带着妈妈去了北大荒……
一听“北大荒”三个字，我的确被惊呆了：“难道这一带再没有他家的亲人了？”他连声急促回答：“有，有，有。”于是他一一告知。我们详细记下地址、姓名，又驱车往几十里外的外甥家，后又一起找到大外甥女。初见之下，两位拉住我不住地喊着：“舅妈，舅妈。”欣喜之下更多的是伤感、愧疚。才60岁的外甥女，一脸的憔悴，一头枯干的白发。看着室内的陈设，炕头的被褥，我简直不待考虑，立即掏出一千元给姐弟俩，硬要他们收下。关于家中上辈，他们也不知道多少，只听说外婆多年前病故于北大荒。
不需多思，我已打定主意：去北大荒!此行，《烟台晚报》图文并茂地连载四期。其间，山东《都市女报》也派出记者专程从济南赶到烟台采访我，连载两期。媒体的帮助给我带来了独闯关外的勇气。
离开烟台的第一站是首都北京。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办公室，我曾接受《北京晨报》和北京电台记者的多次采访和报道，其中北京电台的广播长达18分钟。
到了沈阳，我依然走进报社。接待我的《沈阳晚报》资深记者邱宏听完介绍后，恳切地表态：“您老就不要再奔波了，我们直接送您到北大荒目的地。今天下午先陪同您到北陵烈士陵园……”可贵的人间真情的暖流，使我原先去北大荒的胆怯、忧心一扫而空。
来到鹿鸣坤的墓地，这已是第三次。我站立在墓碑前鞠躬、低语，又是禁不住的伤痛。犹记第一次来墓地是1956年夏，从哈尔滨实习返回北京途中，女同学陆彬良陪同，适逢陵园关闭日，是我那不能自控的泪水使守门人破例地打开大门。在墓前，我自信地向他悄语：“我正积极争取入党，待入了党，会尽快付诸行动，去看望妈妈……”
1986年去长春参加学术讨论会返回途中，再次来到墓地。肃杀、荒芜的陵园环境使我久立墓前无以为告，临行前无奈地说：“在我有生之年定会去山东老家……”走着走着又回望墓地补充了一句：“愿你的灵魂能感觉我的到来，保佑我安康。”
2006年这次，我感激时代。一路上接触到的各地同志、记者都那么热情，无私相助。特别是《沈阳晚报》的记者邱宏、赵敬卫、王林，放弃国庆长假的四天休息，开车带着我从沈阳直奔黑龙江鸡东县东海乡群英四村，一路颠簸，跨越东北三省。
10月1日一早起程，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大姐家的柴门外。当时已是夜幕初降时分，老两口颤颤巍巍互相依扶着，迎向我和记者们。我克制不住地扑向大姐，泪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大姐喃喃着：“妹妹，难为你了，大老远地来看我们。”“妹妹，见到你如同见到我弟弟鸣坤。”我为自己实现半个世纪的夙愿感到宽慰的同时，一股强烈的自责使心很痛，我不住地重复着：“我来得太晚了！”举目望去，简陋的住房，简陋的内室，我不由自主地摸出尚能余下的一千元钱对大姐说：“这点钱你拿着，买点你最需要的。”淳朴、善良的大姐一再推辞，我不得不说：“大姐，就算你弟弟的心意。”又说：“见到你们我心安了，今晚唠唠嗑，明天得随记者一起返回。”一听“明天返回”，大姐伤心了：“妹妹，不能走，我都86岁了，你什么时候还能再来看我？再怎么也得住个十天八天……”感情和泪水让我留下了，而且一住就是八天。
这八天，我们唠得很多。一提起妈妈她老人家，便止不住地落泪。可谈到小时候弟弟的聪明、逗人爱，我们也舒心地大笑。
2010年10月25日，在上海浦东上钢社区和志愿军老战士联谊会共同举办的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大会上，我以《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为题，讲述了辗转数千公里寻找战友亲人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听众。因为，我终于兑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承诺。
晚年的朱锦翔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家书研究中心家书征集热线
010—62512864 62510365 [email protected]
欢迎提供家书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