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简称维和行动）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维护共同安全的一项重大创举，是“二战”后70年来避免世界大战发生、减少地区性冲突的一支重大力量，为稳定国际战略秩序、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维和行动，一般有两种概念，一种是国际维和，另一种是联合国维和。人们往往把二者等同起来。严格意义上讲，国际维和比联合国维和的涵盖面要广。前者还包括地区维和，它不是联合国主导下的，而是地区性组织主导，比如非盟主导的维和行动。当然，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国际维和行动的主体力量和标志性行动。

从具体行动的形成过程来看，首先是由事发的国家或者地区提出申请，再由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基本精神和相关要求，并征得事发当事国或有关各方的同意后组建。任何一项维和行动都是由多种力量相互配合实施，共同合作完成。首先是政治力量，它是主导力量，因为维和任务主要是通过政治来完成。第二种是军事力量，也是重要的支撑力量。第三种是民事力量，包括文职人员、民事警察。另外还有保障力量，等等。而在诸种力量当中，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力量，只有当事国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人民接受、拥护和支持，维和任务才能顺利实施。

维和行动的军事力量有几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联合国机构中相关军事人员、任务区军事观察员（含参谋军官）以及维和行动部队（作战、保障）等。军事力量形成的基础是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武装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决议，决定组建一项维和行动后，向各会员国发出倡议，并视情跟有关会员国商量，建议它们派军事力量参与。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参与行动的自愿原则：联合国不能强迫哪个国家参加。任何国家都是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本国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担当，自身政治、

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考虑，以及军事能力的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来决定。因此，参与维和行动的军事力量都是参与国主动或同意自愿派遣的。但是，并非哪个国家想派军事人员参加就能成行的，还要考虑到任务区所在国或相关组织的接受度。尤其是维和部队的派遣，一般都须征得任务区当事方的同意，以提高维和行动中的合作程度。

象征着和平的联合国蓝是维和任务区的显著标志。在任务区各单位所在地、大型固定设施、移动车辆装备等场所，都高高飘扬着蓝色联合国旗帜，或印有联合国旗帜图案。执行维和行动的军事人员都佩戴蓝色贝雷帽或蓝盔、蓝色围巾、联合国臂章等。联合国蓝辉映并引领着整个任务区。

维和任务区一线军事力量主要包括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他们都由有关国家派遣的军人组成，但两者有所不同。首先在武装性质上不同，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是非武装的军事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佩带武器。而维和部队一般则属于武装性力量。当然因任务不同，他们的武装程度也相应区别。作战部队配备主要用于自卫的武器装备，而工兵、医疗、运输等担负后勤保障等任务的非作战部队中，只有担负防卫任务的少数力量才配备仅限于自卫的武器装备，一般为轻型武器。

其次，就指挥体系和体制编成而言，他们都置于联合国领导体制下，接受统一指挥。但军事观察员自上而下都属联合国统一指挥，任何一个军事观察员必须向联合国直接负责。观察团司令部机关、下属任务区、各观察（分）队、哨所实行混合编组，不得由单一国籍军人组成。维和部队的基本单位（营、连、分队）往往由单一国家军人组成，并自行担负基层领导和管理。

第三是任务分工不同。军事观察员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巡逻，掌握任务区情况和趋势，监督停火等相关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向联合国总部作出报告。维和部队作战部队主要执行隔离、警卫、监督停火、解除武装等任务，非作战部队主要是修筑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提供运输、医疗保障，等等。

参与维和行动的多支力量各有特色，分工不一，但它们都本着《联合国宪章》宗旨和精神，为恢复和维护任务区的和平与安宁，统一在联合国旗帜指引下，共同不懈地努力着。

我曾两度受命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一次是1993—1994年在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担任军事观察员，一次是2007—2008年赴苏丹达尔富尔，担任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团（联非达团）北区停火委员会主任，也属军事观察员系列。作为维和任务区一线的主干力量，军事观察员是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根本原则（中立、公正）最为具体和直接的岗位。因为只有他们在执行任务中始终保持中立、坚持公正，才能使联合国相关部门得到真实、可信的任务区情况，以有说服力的证据推动相关协议公正有效地执行。但由于军事观察员不配带任何武器，无自卫武装能力，面对战争残留局面、动乱甚至交火状态、各种不测事件，加上多为艰苦地区，为了这份中立、公正，他们执行任务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甚至生命危险也难以排除。

我在1993年的伊科维和行动中主要担负观察任务。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海湾战争。后根据联合国决议组建伊科观察团，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线上设立非军事区，派军事人员进行观察，监督两国执行相关决议的情况。伊科边境漫长的非军事区内设有若干个观察哨，每个哨所驻有一个观察组，由一名资深人员担任哨长，具体组织十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军事观察员进行固定和移动观察。固定观察就是进行瞭望，移动观察就是通过开车、徒步或直升机巡逻进行地面、空中观察，主要观察冲突双方在边境和设定的非军事区内有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举动，并将观察到的情况及时向所在任务区报告，再报联合国总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联合国伊科观察团被迫撤离。

在达尔富尔执行任务的情况则不太一样。该区在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曾因派别斗争、种族纷争和相互仇视等因素，酿成被西方媒体称为“有史以来第二次大屠杀”的惨况，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人类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非盟曾对此实施了一项维和行动，成效有限，未能完全控制局面，请求联合国参与，由联合国主导、非盟为主体共同实施维和行动。主要任务是首先争取包括政府军在内的冲突各方实行停火，然后坐到谈判桌上来共同商讨和平进程。为此，联合国和非盟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维和行动，参与人员多达数万，包括军人、警察和文职等。任务区分三个，我在北区担任停火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与冲突各方进行接触沟通，争取停火及相关协议的执行；及时对任务区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和情况进行核实并通报有关方，跟各方协商如何维持停火状态；及时上报冲突各方的动态、处理违反停火协议事件的结果；对任务区安全走势作出判断，提出可行性应对建议等。达区的维和行动仍在进行中，但进展缓慢。

两次维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经历，使我尝到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酸甜苦辣，品味到了军事观察员们公正前行中的艰辛和不易，给我带来诸多特别感受。

一是任务复杂艰巨。任务区冲突各方都具有极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利益关系。维和工作要保持中立，公正行事，就不免要触及某方利益，导致有关方消极配合、甚至公开抵制，难以履行职责。但使命驱使你必须知难而上。尤其在达尔富尔，只有各方实行停火，然后才能谈到维和。因此，停火委员会任务成为第一要务。那里政治派别众多，种族关系复杂，不少对停火协议持不认可态度，不愿与我们接触，有的还经常滋事。一次我带队驱车前往难民营调查一起火拼事件，车队遭遇阻拦，而且也受到鸣枪威胁。经反复劝说沟通，才得以有条件地放行。大多维和任务区地缘环境特殊，地理条件极差。我参与维和的两个任务区都为沙漠地带，沙暴不断，巡逻车经常陷入沙坑。在伊科维和时，为了监督科威特在边境沿线构筑防卫工事的现场情况，我们不得不冒着60℃多的高温进行野外定点观察。由于时间长气温高，多次发生观察员体力不支和中暑现象。

二是带有安全风险。联合国对维和人员的安全极为重视，要求在确保安全下开展工作。鉴于军事观察员无自卫武器，有时联合国也派遣部队进行保护。但为了及时、真实、公正有据地上报情况，带着一定风险行动在所难免，不测与突发事件很难避免。在没有保护部队的情况下，蓝盔成为最好的安保装备。在伊科任务区，首先面临的危险就是海湾战争时伊方布设的雷区，风沙刮着地雷乱跑。我们曾在观察雷区排雷时，眼睁睁看到一名埃及工兵不小心被雷炸断小腿。有一次我与一名美国上尉开车巡逻，下车定点观察时，发现前车轮刚触及到一颗地雷边，但未爆炸，我们胆战心惊地将车向后推，才得以死里逃生。美国上尉感慨到，这次上帝真的保佑我们了。达尔富尔被国际组织定为安全系数极差地区，这里武装冲突频发，维和营地遭袭击、巡逻车辆被劫、人员被扣的事件时有发生。联合国人员曾在任务区总部附近遭遇枪杀，就在离我住所不到50米的地方，夜间发生枪战。不测事件和地区疾病流行病等难以完全防范，不时发生观察哨遭袭或巡逻车队被抢事件。在我曾任职的伊科观察哨，一名观察员因车祸身亡；在达区，一名年轻的非洲维和女兵被毒蛇咬死，一位医生感染急性脑疟致死。各国对派遣维和的人员安全也十分重视。中国在维和人员培训中，把安全放在重中之重，为所有维和人员配发了防弹衣，发放了青蒿素等预防和治疗传染病药品。大家出征时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有数名军事观察员为维和事业献出了生命。

三是生活保障困难。联合国不为军事观察员发放薪水，只提供任务补贴，生活一般也靠自理。由于大多维和行动地处艰苦地区，生活环境较差，物资供应匮乏。伊科边境天气炎热，但经常因气候、安全、装备等原因不能补充用水，曾出现数天缺水断水现象。任务区远离城市，食品和生活用品只能靠回城休整才能补充。但往往因任务区人手不够或突发事件难以如期回城，导致供给不济，以致忍饥挨饿地工作。1993年6、7月，有人扬言要在美国国庆节前后对美国人实施报复，因我哨所有一美国军事观察员，全体进入紧急状态，长达三周不得回城休整，最后只能靠向当地居民购买西红柿和洋葱度日。达尔富尔被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任务区所在城市无正常水电供应系统，吃用水大都为驴车拉来叫卖的地沟水，非常浑浊。市场货物稀少，价格昂贵，街面人员繁杂混乱，殴打袭击时有发生。为防止因陌生面孔和着装而遭遇不测，我特意带去了一套穆斯林服装，用于去市场购物。2008年7月，国际法庭宣布要逮捕苏丹总统，整个达区交通全部陷入停顿，银行全部关闭，粮食供应断绝，市场基本瘫痪，我们只能靠过期的方便面维持了一个多星期，后在我驻苏丹武官和驻南达任务区维和工兵大队的关心下才解除困境。

联合国维和行动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路途曲折，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半途而废甚至失败的教训。但它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

几十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一个维持和平、制造和平、强制和平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传统型、复合型、建设型等几代发展类型。1948年最早的中东观察团，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国家间冲突问题，进行军事观察调停、停火谈判。90年代的柬埔寨维和，不仅事关国家间冲突，还包括国内政治派别冲突，其任务不仅包括政治层面，还包括经济重建等等。在巴尔干地区的维和行动则试图通过预防性部署部队，制造出地区和平局面。而在达尔富尔，则设想通过联合国与非盟的混合力量，部署大量作战部队，以隔离冲突各方，并形成震慑力，力图强制性实行停火，并解除派别武装，再推动政治和平进程。

维和行动基本遵循的原则，既有坚守也有发展。以《联合国宪章》精神为指导这一根本宗旨始终不变，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倡导的“维和三原则”仍作为基本准则而使用，但有所拓展，更加强调合法性和联合国统一领导指挥。在维和行动的组建样式也不断发展变化，有军事观察团、维和特遣团、混合行动团等。参与维和人员也从仅由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发展为包括军人、警察、专家、文职、当地平民等各类人员。维和行动规模也在扩大，从十几人甚至几人组成的观察组，发展为上万人甚至数万人规模的超大团队。从一定意义上讲，我的两次维和经历可以称得上是联合国维和进程的缩影。

当然，联合国维和也面临诸多困境。它的法律基础较为薄弱，介于《联合国宪章》第六、七章之间精神为依据的维和行动，表述不够明确，法律约束力不强，不被国际完全公认，有些冲突方对维和行动态度左右摇摆。维和人员安全也无明确国际法保护。再者，公正原则难以完全彰显，比如伊科观察团，因一些军事观察员来自海湾战争参战国，有些民众认为有悖中立、公正原则，经常用土豆、西红柿砸巡逻车，甚至偷袭驻有参战国军事观察员的哨所。达尔富尔地区有些冲突方具有区外大国背景，这些国家参与形成的决议，也被有的冲突方认为不公正，导致全面停火迟迟难以实现。还有维和进程缓慢，时间过长，难以收场。1948年组建的中东观察团，行动了近70年，至今仍在进行中。联合国维和经费也面临严重不足困境。

尽管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联合国维和行动需求仍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派别都期盼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解决它们国家间或国家内部的冲突。联合国定将积极迎接挑战，不断改革探索，推动维和事业的顺利发展。

相对于一些大国，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晚一些。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奉献已远远超过这些大国。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遣参与兵力最多的国家。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不断增长，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不断认识发展过程。战后近30年两极格局体制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公正性上存有一定问题，有些难以完全脱离大国操纵背景。加上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在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因此，中国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抵制态度。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提升其公正性。中国一方面感受到这种国际期盼，同时也深感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参与其中。中国于80年代加入联合国维和委员会，并考虑准备派人参加一线行动。1990年，中国派遣五名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中东观察团。这是一个联合国打造数十年的标志性任务区，许多联合国维和文书和行动标准都来自该任务区。冷战结束后，中国不断增加派遣军事观察员力量，并开始派工兵、医疗等保障部队，现在也逐步开始派遣作战部队。

世界盼望中国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这种期盼是对中国维和行动实践充分认可的反映。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时间不长，但从所参加的历次维和行动看，大部分效果都比较好。中国军人在如柬埔寨、莫桑比克、东帝汶、海地等一系列维和行动中展示出的公正立场、行动能力和工作态度，越来越受到参与维和行动的他国军人、联合国及有关国际机构的高度认可。中国军人与各冲突方的交流沟通，与当地民众的友好相处和亲和力，大大提升了维和行动的形象和工作效果。在达尔富尔南区，中国维和工兵部队修建机场、道路桥梁和当地学校的惊人速度和很好质量受到称赞，中国打井分队打出了第一口水井，打破了西方关于“南达贫水”的论调，不同程度地扭转了混合维和行动在该地区的整体形象。在任务区，中国军人被称为“受欢迎的人”，有的还被认为“最受欢迎的人”。这与某些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在我任职的两个任务区中，都有来自某些西方国家的军人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甚至要求遣返他们。总之，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显，使不少西方大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期盼中国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

中国有能力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挑起更多担当。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参与维和行动队伍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非常注重维和人员的严格选拔和培训，按联合国标准选派优秀军人参与。但刚开始的时候，对这样一项毕竟生疏的工作，也遇到过困难，诸如对相关标准的不完全熟悉、语言不很熟练等。但经过不断发展，中国军官的语言能力不断提高。驾驶方面，我国原来是自行车大国，我刚到任务区时，一名法国人对我说，骑自行车你可能拿冠军，但驾驶你不一定合格。但由于我在国内经过严格的训练考核，到任务区考试一次性也就过了。第二次维和时我再去进行驾考，考官为我驾驶技术打了满分。这也得益于我国车辆的普及。从人员职务上来讲，一开始中国军人担任的职务也较低，大多为观察员，后来逐渐有了分区参谋长、司令、专门委员会主任、任务区部门处长直至总司令等重要职务。在参谋等专业方面，我们以前只是执行既定的维和标准，现在也有了参与修订或提出重新制订标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的能力就是中国的整体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国防等实力不断增强，为参与更多的维和行动提供了可能。

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要求我们对联合国维和事业不断作出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任何地区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和平与发展，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不言而喻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积极作出这样的贡献，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更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整体形势密不可分。我们也不是为了某一地区的和平，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习近平主席今年在联大就联合国维和问题提出的倡议和作出的承诺，表明了中国向往和平的民族愿望，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和平发展的历史担当，反映了中国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能力和决心，顺应了世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力量的期盼，展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建设和谐安宁、繁荣美好人类未来家园的雄心壮志和伟大胸怀。

从军事观察员到停火委员会主任的两次维和经历，我付出良多，教训也不少。在联合国旗帜指引下，头戴蓝盔，身着中国军装，佩戴中国国旗臂章，为维和事业奉献，为中国人民争光，体现了一名军人在和平时期的价值，不仅展示了形象，开拓了视野，提升了荣誉感，也看到了差距，发现了不足，增强了使命感和紧迫感。它所产生的颇多得失和厚重感悟，充实了人生，受益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