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纵横

小平伯伯的夫人卓琳是我的老校长

说起小平伯伯，还得先从他的夫人卓琳阿姨说起。因为二人比较起来，我还是认识卓琳阿姨早一些。

1949年那一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刘邓大军百万雄狮在风卷残云般攻下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后，又挥师南下，勇夺国民政府抗日时期的陪都重庆。我们这些“二野”子弟，也随大军来到刚刚解放的山城重庆。重庆当时是西南局所在地，小平伯伯是西南大军区的政委、一把手，我父亲是西南军政工业部副部长。因为战争刚刚结束，重庆到处是溃逃之军炸毁的残垣断壁，父亲去各地视察时有时会带着我，我们所到之处，看见的都是一些电厂、工厂、大的机械设备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模样。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因为重庆曾经是陪都，一些敌特、反动组织还遗留在当地，所以镇反、剿匪活动也不可少。当时经常有警报拉响，台湾国民党的轰炸飞机飞过我们的头顶，时不时对我们进行骚扰。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防卫能力，也有高射炮、空中警报之类的东西了。那时候我因为还小，根本意识不到这些轰炸飞机的危险性，还总爱抬起头数天上的飞机，一边数还一边嘴里念着“一个，两个……”，父亲听见后，总会认真地纠正我，飞机不叫“一个两个”，叫“一架两架”。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也不能光玩，学习还是要提上日程的。我们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孩子，基本上都没好好读过书，即使有读过书的孩子，也因为跟着父母到处迁徙，学业经常被中断，经常在这个地方读完一年级，因为转学，到了新地方还接着读一年级。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看到这种情况，决定办一所小学，以解决我们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后来，西南局真的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卓琳阿姨，她凭借勇气和胆识，带领教职员工和警卫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党、政、军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了战后重庆第一所干部子弟小学——重庆市人民小学。

卓琳阿姨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据说当时是学校的“校花”，不仅漂亮，知识也颇为渊博。当时我们的很多课都是她教，有数学、语文，还有音乐，她简直样样精通。她不仅管我们的学习，还管我们的生活，吃饭睡觉、穿衣戴帽，什么都是她来照顾。因为当时很多孩子太小，连大小便都不能自己解决，她就发明了一种开裆裤，裤子上有两个扣子，只要自己能解开扣子，大小便问题便能随之解决。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父母都特别忙，没时间每天接送我们上学放学，我们就统一都住校，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当时我们都是住学校的大通铺，分上铺和下铺，我和邓朴方的床是挨着的，所以我们俩经常晚上偷偷说话、聊天，交流我们“抓蛐蛐”“掏麻雀窝”的经验。有一次，半夜查铺的老师突然打着手电来了，当时我们正坐在走廊的地板上聊天，邓朴方眼灵耳尖，说了声“老师来了”，撒腿就朝小床跑去。我在后面，跑也来不及，突然发现了一个竹笠，就顺手一盖把自己藏在了墙角的竹笠下。我们这些小把戏当然逃不过老师犀利的眼睛。第二天面对卓琳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她。校长对我和邓朴方都给予了严肃耐心的“教育批评”，并没有因为邓朴方是她的儿子而“手下留情”，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他。

即使到了周六日，我们这些孩子有的仍不能被接回家，因为父母都太忙了，等待他们做的事情太多了。重庆当时非常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不时出没，破坏交通，杀害我军干部和战士。为了重建山城和恢复社会秩序，我们的父母只好委屈了我们这些“小鬼”，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每当我们回不去家的时候，卓琳阿姨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总是哄哄这个，又擦擦那个的鼻涕眼泪。有一次，我们又围拢在卓琳校长身边等待父母来接，眼看被接无望，卓琳阿姨就对我们说：“孩子们，跟我去看电影好不好？”我们一听，个个都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当时我们去的地方是西南局会议室，跟我们学校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卓琳校长领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像一只老母鸡在护卫着一群小鸡。到了会议室，没想到一些“大人物”都在里面。这些“大人物”有：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王维舟司令员及重庆市第一任市长陈锡联将军、第一任市委书记张霖之等。当时我并不都认识他们，后来也是听我父母说的。那应该是我印象中和邓小平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我们按校长的指令在他们面前的地毯上席地而坐，卓琳校长还给我们发了糖果。那天放映的电影好像是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之一的《童年》。我们这些小孩都看得似懂非懂，但还是兴致勃勃地看着，把不能回家的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我在学校是有名的“调皮大王”，也曾被卓琳校长狠狠地批评过。记得有一次，有两个炊事员叔叔每人头顶一筐橙子从学校里走过。我这个“孩子头”首先发现了，大喊一声：“大广柑（四川的橙子，当时都这么叫）来了！”霎时，好多个小伙伴都围上去，围着炊事员大喊：“我要吃广柑！我要吃广柑！”我抱住了一个炊事员叔叔的腿，其他小朋友也来仿效。被我们这么一闹，两大盆广柑被晃翻下来，滚了一地，我捡起一个广柑就使劲咬了起来。卓校长闻讯，立即带领老师和员工包围了闯祸的学生，并大声命令：“把广柑全部捡起来放回大盆里！”我咬了几口的橙子，被体育老师强行夺下，成了“罪证”交到了校长办公室里。我也作为“首犯”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接受卓琳校长和班主任的严厉批评。后来我的父母也被通知来到学校，当然又是一通大大的教训。我痛哭流涕地在全校做了深刻检查，卓琳校长看在我年幼无知及深刻检讨的份上，免去了对我的处分。这段教训使我铭记终生，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干过如此“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小平伯伯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父亲经常去向他汇报工作。有时候小平伯伯在北戴河办公，父亲就会去北戴河找他，有时候还会带着我一起去。有一次，父亲说，我带你去见见你的卓校长吧，还有你的同学邓朴方。

到北戴河以后，父亲和小平伯伯他们忙着谈工作，我和邓朴方则一起抓知了，到处跑着玩。卓琳校长见到我后问的第一句话是：“还调皮不调皮呀？看来调皮大王进步了，都戴上红领巾了！”父亲和小平伯伯谈完工作后要带着我走，卓校长说，看他们玩得多好，一会儿他们不玩了我们送他回去。

吃完晚饭后，小平伯伯说要带着我和邓朴方去游泳。当时我没有游泳裤，就穿个大裤衩，也根本不会游泳，小平伯伯说：“不要怕，大风大浪不可怕，深水里面更暖和。”他先教我怎么浮起来，后来又让邓朴方教我。邓朴方怕我淹着，还给了我一个黑色的游泳圈，小平伯伯自己则往大海深处游去。

和毛主席一样，小平伯伯在海里也是乘风破浪，游泳游得特别好。听小平伯伯的警卫员张宝忠中将说过，虽然小平伯伯游泳技术很好，但他下海时，他们警卫员还是非常紧张的，一是怕他淹着，二是怕发生意外事故。当时警卫们都要计算着他游出去的行程，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好有时间去营救他。因为不能阻止他游到远处去，所以只能做好防护措施。不过，凭着小平伯伯高超的游泳技术，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意外。

2002年春节，我陪父亲去了莲花山公园，去小平伯伯塑像前凭吊。虽然是南方，但春节时分仍然乍暖还寒。父亲穿着军大衣，在我的搀扶下，来到小平伯伯的塑像前。来之前他特意买了一束花，到了之后就恭恭敬敬地把花放在了小平伯伯的像前。白发苍苍的父亲深深地向小平伯伯的塑像三鞠躬，我发现他此时双眼已噙满泪水。我还从来没看见过父亲对谁如此恭敬，如此动情。

看父亲和小平伯伯打桥牌

小平伯伯和父亲他们一起打桥牌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矩，规定不谈工作，不谈国事、家事，更不能随便打听中央的“小道消息”，因为小平伯伯很烦这种作风。如果有人没有眼力见儿想探听点消息，比如中苏关系、国内局势什么的，小平伯伯都会说得很严肃，说那都是中央的事，是办公室的事，我们现在是娱乐、放松，不要说“小道消息”，连“大道消息”都没有，就是用很硬的口气给这种同志回敬几句硬话。当然，有时候在休息中间，他们也谈点政治，或者是评点一下足球赛事之类的。小平伯伯非常喜欢足球，当年在巴黎，据说他宁可把衣服当了也要去看足球比赛。而且，他第三次被打倒后的复出，就是在足球场上。

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男足在一场赛事中输给了一个小国，有一次在打桥牌时，小平伯伯忍不住对父亲说：“万里，你也不管管中国足球！”言下之意是，中国男足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其实父亲那时已经不是分工专管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了，小平伯伯当时可能已经忘了这一点，忍不住发了句牢骚。其实在这之前，父亲对中国足球很关注并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与聂卫平打桥牌时，看到电视中的足球赛事，曾十分感叹地说：“本世纪中国足球是冲不出亚洲，进入不了世界水平的！女足说不定还能上去。”还对男足教练和队员说过：“这种劲头这种踢法，中国足球100年也上不去！”当时他们还不服气，说：“万副总理不要给男足泼冷水呀！”2000年以后，聂卫平在他的《黑白世界》中写道：“这个世纪末，男足真的没有走出亚洲冲向世界，我被万里同志领导者的真知灼见折服。”女足也被父亲说中，在1999年的美国女足世界杯上获得亚军。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还回到打牌上。打牌伊始，小平伯伯通常会说：中央对北京！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北京市第一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小平伯伯是中央领导，他一句“中央对北京，开始！”就开牌了。他这个人从不啰嗦，也不多说。

在打桥牌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小平伯伯的性格或叫牌风，那就是大胆叫牌，勇往直前，牌风很硬。连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一见到小平伯伯都说，中国人民的领袖对她教育很深，他们叫牌的果断和出牌的风格使她受益匪浅。通过桥牌，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领袖的作风来。

早在重庆西南局工作时期，军政首长们为了减轻工作压力，也为了在活动中交流情况，在工作之余就流行一种“打弹子球”的运动。所谓的“弹子球”，和现在的台球类似，但和现在的台球又不太一样，只有两红两白四个球，通过执杆球手用白球（主球）去撞击其他三个球而得分。当时打“弹子球”的除了刘、邓、贺这些最高首长，其他重庆市委的领导如张霖之、陈锡联、段君毅等每周末只要不开会不出差，也都要打上几个回合再回家吃饭。

50年代末的一个初秋，某个星期天的下午，父亲和小平伯伯两人正在养蜂夹道台球房鏖战。当时因为注意力太过集中，小平伯伯没有注意到脚下地毯有条不平整的接缝，在他移动脚步时，正好被这条接缝绊倒，身体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一摔，竟然把右腿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当时他已经不能自己站立起来，一动就疼痛难忍。他冷静地面对围拢上来的医务室人员，果断命令剪开他的新毛哔叽长裤，以舒缓疼痛，也为了有利于医院的治疗。父亲赶紧叫来北京医院的救护车，大家把咬紧牙关不叫一声的小平伯伯抬上了担架，送去了医院。

到医院后，医生给他打了钢针固定，还说情况很严重，可能要落下残疾。但是，就算这样，也没有耽误他继续工作。刚开始，因为不能下床活动，他就把病房当成办公室，在里面批阅文件，接见来商量和请示工作的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交恶，论战越来越激烈，小平伯伯还没等到腿伤完全养好，就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拄着拐杖开始了苏联之行。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并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后，最后同意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遂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和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在小平伯伯一行到来前，赫鲁晓夫在与苏共其他中央领导人开会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16日，邓小平、彭真等人分两批分别到达莫斯科。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深深领教了这位“东方拐杖小个子”的厉害。面对赫鲁晓夫的挑衅，小平伯伯既坚持原则，又针锋相对，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既有理有节，又从世界大局出发，着力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面对小平伯伯的气势满满、咄咄逼人，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已忘记，他其实还是一个腿伤未愈的“病号”。

回国后，小平伯伯凭借顽强的毅力，通过游泳、散步、打台球等锻炼和活动，扔掉了拐杖，腿伤基本痊愈，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小平伯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人民伟大而忠实的儿子。虽然他现在已魂归大海，但他将与辽阔无垠的蔚蓝色大海一样，获得永生。

■作者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之子，中国作协会员。曾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现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散文世界》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