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儿女的故事：寻找情未了（上）
每当一名革命勇士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时候，他的儿女便成为了战友们寻找的目标。因为，寻找儿女不仅仅是为了血脉的延续，更是为了理想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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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与周恩来的友谊堪比兄弟。彭湃牺牲后，周恩来含泪起草了告人民书，亲自部署查找和惩处叛徒。抵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周恩来又指示广东地下党把彭湃烈士的遗孤彭士禄（当时叫彭保禄）也接来瑞金读书。那是1933年初，小保禄正在杨“爸爸”家……
彭士禄（彭湃、蔡素屏之子）：忽然有一天来个年轻人，又把我带走了。他是个红军，叫陈永俊。这次我被带到另外一个村的河边，那里有一条船，船上有一个船夫。等了时间不长，来了两个中年人，是特委委员。他们给我带了一筐衣服，夏天穿的、冬天穿的，可不少。当时给我的口供是：我管这个船夫叫“爸爸”，管他的儿子也就是陈永俊叫哥哥，至于另外这两个中年人，我不认识。
为什么要编口供呢？因为小船要顺着韩江向北，一路上国民党设了许多哨卡。
彭士禄：到了刘黄，国民党的卡哨就把我们卡住了。他们说：“你们的船，过来过来过来。”船靠边后，他们就上来查，在船上翻来翻去。
敌人发现一条船缝上有未干的油泥，挖开后从船缝中找到一张纸条，那是两位特委委员去苏区的介绍信。于是，敌人把四个大人全部抓走，只留下小保禄一个人在船上。
彭士禄：我那时候小，看着害怕就哭。国民党兵看我哭，就说：“小弟弟，给我们讲讲这两个人是哪里来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国民党兵只得把船夫和他儿子放了，但那两个特委委员没有放。
这两位特委委员，一个叫李云书，一个叫张国兴。他们被捕一个星期后就在梅县被敌人枪杀。这是彭士禄后来在延安学习期间，担任过东江游击总队政治委员的古大存同志告诉他的。
小保禄最终没能去瑞金。更不幸的是，由于党内出了叛徒，小保禄还被捕入狱。两年多后地下党找到并把他营救出狱后，又将他送往香港，在爱国人士彭泽民先生家读书。那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保禄的七叔和一个表哥都在东江纵队。受他们的影响，彭士禄也无心读书了。
彭士禄：1939年暑假，我跟我堂弟两人商量了一下，就说：“干脆咱们不读书了，打仗去吧，参加游击队。”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去找队伍了。
于是，保禄又一次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到东江纵队后，因为年纪小，个子也小，就分配他当了勤务员。由于条件艰苦，保禄的疟疾病复发了。但是他还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动。一次到了宿营地后部队请了一个郎中给他治病。郎中看他病情严重，就拿出当时很珍贵的奎宁给他。他让郎中把奎宁留给别的同志，说自己坐牢的时候就挺过来了。这个郎中是地下党员，他听后一再追问，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小病号就是广东地下党苦苦寻找的彭湃烈士的儿子。就这样，保禄又被送回香港治病。
1940年，香港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把保禄送到广西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周恩来派他的副官龙飞虎去接他到重庆。
彭士禄：到重庆见到周恩来伯伯。他摸着我的头说：“孩子，终于把你找到了。”周伯伯对我讲起他和我爸爸是多么好的朋友。讲他从法国回来，我爸爸到码头去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让给他住……他鼓励我到延安后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听党的话，服从分配。
彭士禄的命运改变了，名字也改了。周恩来对他说：“叫士禄吧，不要忘记你爸爸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
彭士禄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少年班学习。少年班宣传抗日要排节目，让他扮演国民党兵。尽管这个角色只要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但彭士禄坚决不干。
彭士禄：我说：“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领导开导我说：“这是组织上分配给你的任务。”听了这句话，我就想通了。
1941年元旦，彭士禄在安塞县参加演出。学校领导让彭士禄赶紧回延安，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等彭士禄赶到延安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谁也没想到，这架飞机上乘坐的四个孩子，到苏联不久就遭遇了战争。其中朱德的女儿朱敏还被关进了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
刘建（朱敏之子）：苏德战争爆发后，我爷爷不知道我妈妈的去向，非常着急，于是就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寄往国际儿童院。由于战争的影响，信被退了回来。我奶奶康克清也很着急，就说：“要不要通过延安的电台和苏联的电台沟通，请他们帮助寻找女儿。”爷爷却说：“现在苏联人民抗击侵略也很艰苦，不要因为找我的女儿而去麻烦苏联政府。”
1945年1月30日德军仓皇逃走后，在集中营得以幸存下来的朱敏被苏联红军解救并送往波兰的一个难民救助站。在那里，因为还不清楚情况，她仍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中国医生的孩子，叫“赤英”。于是，苏军开始帮助“赤英”寻找她父亲。
刘建：当时毛岸英参加完苏德战争回延安后，就把“赤英”找父亲的事和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就说：“赤英是朱老总的千金！”我爷爷听说找到我妈妈了，非常高兴，就委托毛岸英用俄文写了一封信。爷爷在信中说，他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让自己的女儿受了苦，相信她不会埋怨父亲。经历了九死一生后，我妈妈又回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那里收到了爷爷的来信，非常想和爷爷见上一面。但是，她又想到还没完成父亲对她在苏联好好学习的嘱托，于是，她决定继续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回去见父亲。
1950年，朱敏佩戴着“列宁师范学院”校徽，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的家。
朱敏（二排右一）与列宁师范学院老师同学们合影
奶奶嘴里的“干妈”指的是帅孟奇，已经九年没有她的消息了。1939年4月4日，是民国时期的儿童节，祖母带着九岁的“沪子”（舒炜小名）去照相……
舒炜：在照完相回来的路上，我奶奶突然就站住了。她看到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穿着一件旗袍，旗袍外套着一个毛线衫。我奶奶马上向她跑去，说：“大姐，这下可找到你了！”中年妇女一看，说：“哦，沈妈妈，沈妈妈，我也在找你们哪！”
这位中年女士正是帅孟奇。她1932年在上海被捕后，直到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她又回到湖南，寻找因白色恐怖而失散的共产党员，重建党组织。
舒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些伯伯、叔叔、阿姨经常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成了当时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我奶奶就负责给他们送信、传信。他们要出去接头的时候也经常带着我，让我在大门口玩，他们就在里面谈事。
这年秋天，帅妈妈把“沪子”托付给奉命去延安的任作民夫妇。“沪子”到延安的时候，干妈也已经调到延安工作。
舒炜：有一天，我们在窑洞里，围坐在一盆炭火前，帅妈妈就给我讲起我父亲的事情。她说：“你的父亲叫沈绍藩，母亲叫舒亚先，你奶奶叫刘静。1930年，我们一起在武汉长江局做党的地下工作。我扮成你父亲的寡妇嫂子，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帅妈妈讲的这些往事解开了我心中的谜，也明白了我的父亲母亲是怎么牺牲的，就一下子抱着帅妈妈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沪子就改口叫“干妈”为妈妈了。
童年舒炜
当11岁的刘爱琴在“婆婆”家度日如年的时候，在延安的父亲刘少奇也在思念他失散的三个儿女。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爱琴的养父母。
刘爱琴（刘少奇、何葆珍之女）：报社的人把我奶妈找到了。奶妈领着报社的叔叔去接我，第二天就把我送到了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夏之栩阿姨帮我洗了澡，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女革命家。她帮我洗澡的时候，看我满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疤，很心疼地说：“可怜的孩子啊！”还对我说：“你妈妈牺牲了，现在接你回去跟爸爸相见，所以你一定要养好身体，然后去上学。”我一听到上学就特别高兴。从武汉坐火车到了西安后，熊天荆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住了一个礼拜的样子。她也对我讲起我妈妈的事，说：“你妈妈在监狱里面表现得很勇敢，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你现在去见爸爸，要好好听话，好好上学。”后来，我们又从西安一路坐汽车到了延安。
爱琴在陕北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爸爸时，忍不住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刘少奇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他对女儿说：“你吃苦了，爸爸都知道。要记住，你是党用几百块大洋换回来的，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办事。”几十年来，爱琴一直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
刘爱琴（左）与刘少奇、王光美
延安时期的郭青
郭青，一个未婚男教员，他抚养照顾了张苏云（项苏云化名）三年，竟然不知道她是谁的孩子。1938年徐州沦陷前，校长汪达之给郭青写了一封信。
项苏云（项英烈士之女）：汪校长说：“你赶快带着张苏云往北走，到西安去，到了西安我再告诉你怎么办。”于是郭老师就拿了一点钱，赶紧领我走，只要问到这个火车是北上的，管它什么车搭上就走。我记得有一次搭的还是军车，那个车是运货的，一下绕到东一下绕到西的，就这么着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才到的西安。到了西安，郭老师带着我找旅店住下以后，就写信给汪达之校长，可是快一个多月了还没等到回信。眼看着我们就没钱了，郭老师就到处去找事做，两张嘴要吃饭啊。在这个过程中，汪校长给他来信了，信中告诉了他我的身份，然后让他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郭老师把我带到西安办事处，把汪校长的信递进去，办事处的同志说：“哦，是项英同志的女儿，你们先住下。”当时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伍云甫伯伯，对我特别好。那时，陕甘宁边区的主席林伯渠也在西安办事处，也对我很好。西安办事处通过和我父亲联系核实以后，就把我们统一由西安送往延安。
林伯渠和邓子恢“换儿子”的故事，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表现过。可寻找他们两人之子的漫长、曲折的过程却鲜为人知。
1934年，邓子恢奉命率部掩护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那时，他才知道妻子已经牺牲、儿子也流落到农村了。他费尽周折，却一直找不到孩子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在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托老部下陈仁麒帮助寻找他和林伯渠的两个孩子。陈仁麒派参谋左枫（峰）前往会昌县。在那里，左枫顺利地找到了邓瑞生。
邓瑞生（邓子恢、黄秀香之子）：当时应该是阳历8月，天气特别热。那天我正在玩，我养母匆匆跑来说：“赶快回家，家里来客人了。”我到家一看，是个解放军，不认得。他就问：“还有一个孩子呢？”我养母说：“不知道，好多年没见面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听说他后来又被换成别人家养了。”
于是接下来，左枫如同大海捞针般费了近两个月时间，最后顺藤摸瓜找到了在洛口的赖家。洛口地处偏僻、消息闭塞。
林苏生（林伯渠、范乐春之子）：记得当时是9月，我们家突然来了几名解放军，还有民兵和干部，到家后就对我养母说：“你的这个儿子我们要叫他到县里去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回来为乡村人民服务，明天他就同我们到区政府去。”当地的街坊邻居听了就有些奇怪，我们村子里这么多手脚健康的小伙子，怎么就单单找一个腿脚残疾的去学习？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我们那到县里还有60华里路，当时也没车，就给我搞了一个竹竿抬着去。
到了县城，左枫代表老红军对两家家长说明情况并表示了感谢，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赣州复命。
邓瑞生、林苏生：到了赣州后，左枫同志领我们去见陈仁麒政委，他当时是四野四十八军驻赣州部队的政委。
尽管汇报里说瑞生是林伯渠的儿子，苏生是邓子恢的儿子，可陈仁麒却怎么看都觉得瑞生长得像自己的老首长邓子恢。左枫拿出调查记录和地方证明材料后，陈仁麒才没有继续追究。就这样，两个孩子被送到了武汉。
林苏生：解放军把我们送到邓子恢叔叔家里，当时他正好去北京开会了，陈兰妈妈接待的我们。她非常高兴，说：“好不容易啊，孩子，终于把你们给找回来了，能活下来不错了，要很好地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邓瑞生：在武汉，我妈妈说：“你看这孩子，又瘦又矮又黑，我看别着急走，在这里好好养几个月，长好一点再送回去，林老看了也高兴啊。”
林苏生（左一立者）刚被找回后，与“父亲”邓子恢及邓家儿女在一起
两个孩子在邓子恢家生活了两个月，其间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建议化验血型弄清真相。邓子恢心中有数，但不想将腿脚有毛病的孩子送给林伯渠，就没有同意。
邓瑞生：勤务员给我洗澡时，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才像你呢，肯定搞错了。”我爸爸却说：“你们说的能算吗？不要乱说，还是要尊重调查的结论。”
林苏生：过了元旦以后就把瑞生带到北京，送到我父亲家去了。我呢就留在武汉，以后邓叔叔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邓苏生，就是在苏区生的意思。
邓瑞生：林老见到我后很高兴，说：“哎呦，没想到啊，十五年了啊。”
邓子恢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全家搬进中南海，与林老家成了邻居。这时，“孩子搞错了”的声音越来越多。邓子恢去江西考察时，托人给邓瑞生的养母送去一块布料和一封表示感谢的信。这让养母感到内疚。她让人代笔写信给邓老说出了真相。原来林老的夫人范乐春是她的堂妹。堂妹把两个孩子交给她的时候，邓瑞生刚出生三天，她才将堂妹的儿子送人代养。可是送出去的孩子没有了下落，她怕对不起牺牲了的堂妹，才咬定养子邓瑞生是堂妹所生。
林苏生： 1954年春节，我父亲就到邓叔叔家，两个老人互相拜年，就讲起了这个事：据瑞生养母来信，瑞生应该是邓子恢家的孩子，苏生应该是林伯渠家的孩子。其实在这以前，邓老和我父亲心里就都已经知道，只是当时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学习，就暂时没有告诉我们。
两个老人语重心长地说：谁是谁的孩子都没有关系，都是一样，都是革命后代。现在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将来为党为人民工作，就是好的。至于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改不改都无所谓。我当时听他们这么讲了以后，开始觉得很突然。我在邓叔叔家里，他和陈妈妈对我都非常好，我认为他们就是我的父母。后来，看到眼前这个“林伯伯”满头银发，总是笑咪咪的，非常慈祥随和，我心情也就平静了一点。每到礼拜天、节假日，我们都两个家来回走，两家对我们俩也和原来一样，当自己的亲生儿女来对待。
当我们为像苏生、瑞生这样被寻找回来的红军后代庆幸时，也不禁想到那些没能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孩子，刘熊生（刘伯坚、王叔振之子）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这是一张抱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签字人王叔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奉命去瑞金时把出生刚一个月的熊生留在黄荫胡家。在这之前，她的两个儿子虎生和豹生已经分别送人寄养了。
王叔振的丈夫刘伯坚，是1921年在巴黎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的老党员。红军主力转移时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在突围战斗中受伤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气吞山河的绝唱《带镣行》。
临刑前，刘伯坚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不幸的是，王叔振也牺牲了，没能看到这封遗书。
1953年，刘熊生才被找到。他表示要遵照母亲“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的遗嘱，不离开闽西那片红土地。（待续）
1927年3月，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