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婚姻与家庭(下)

愿以倾囊看世界,粗茶淡饭度人生


他们岁数大了,可他们的生活并不单调,爱情并未褪色。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李罡

退休后他们游走世界

他们是名人的父母。儿子董路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足球评论员。他们都事业有成,一位曾是清华才子、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一位曾是著名妇产科医生,作为受国家卫生部委派的援助索马里医疗队成员,远赴非洲治病救人。他们的爱情浪漫而持久,如今霜染白发,又用“愿以倾囊看世界,粗茶淡饭度人生”的生活理念,营造出幸福的晚年生活。

他们就是董蕴琦和妻子张凤鸣。

同桌的你
浪漫的夜晚我们还不懂爱情

董蕴琦,1937年8月出生在辽宁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家私人银行的分行经理。董老自幼好学上进,1957年9月从辽宁省实验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水电站水工建筑专业。妻子张凤鸣小他一岁,自幼丧父,母亲在一家被服厂上班,抚养她和姐姐读书。

董蕴琦和妻子张凤鸣曾是辽宁省实验中学的高中同学,两人既是同桌,又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青年时期的董蕴琦戴一副黑框眼镜温文尔雅,而端庄大气的张凤鸣,梳着两条齐腰的大辫子楚楚动人。

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学生一律住校。1957年7月,应届高中生举行了毕业典礼。最后一顿晚饭之后,董蕴琦和张凤鸣等一帮要好的同学,互相挎着胳膊,并排去“走大马路”浪漫。他们沿着学校门口的马路走啊,走啊,一直走到深夜,难舍难分。当年高考,董蕴琦如愿考上了清华,而张凤鸣顺从母亲的心意,考上了母亲故乡的大连医学院。

“就是那样,我们俩也没想到日后会谈恋爱。那时候的人都特别单纯,高中生根本不懂谈恋爱。”董蕴琦笑着说。

此后每年寒暑假,他俩都会回到沈阳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相聚,平时两人也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大学毕业前的寒假,两人再次回沈阳相聚才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们俩如今已经携手走过了50多年,我们觉得夫妻两个人在根本问题上看法要一致,在一般小事上不要苛求对方和自己一样。”张凤鸣这样评价自己的婚姻。

“我性格外向,好感情用事,不拘小节。她学医学的性格比较沉稳、内秀。小的分歧也经常有,比如她爱干净,我生活上比较粗糙,有时就被她数落几句。但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在教育子女方面比较一致。”董蕴琦说。

妻子受卫生部委派援非
107封两地家书传递爱情

张凤鸣1962年9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吉林省通化地区医院做妇产科医生。董蕴琦1963年2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半年后两人结了婚,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72年张凤鸣调往长春。

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文笔好、口才好,董蕴琦进步很快。先是在设计院当工程师,后又当选为设计院工会宣传委员。1983年2月,被调任长春市建委副主任,同年7月,他当选为吉林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凤鸣也很快成为医院妇产科的骨干。他们的两儿一女在两人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先后出生,二儿子就是董路。

也许是多年在外读书、劳动锻炼了自理能力,董蕴琦做家务的能力比一般男同志都要强,做饭洗衣甚至针线活,都能拿得起。

1979年8月,张凤鸣受国家卫生部派遣,作为援助非洲医疗队员奔赴索马里。当时家里的3个孩子老大11岁,老二9岁,最小的女儿刚刚7岁。张凤鸣放心不下,董蕴琦却对妻子说:“你尽管放心去吧,孩子我来带,保准不比你带得差。”

“那个时候被派援外是个光荣的任务,让你去那是信任你。我们那个时候服从组织需要是第一位的,困难再大也是自己家里的事,想办法克服吧。”有了丈夫的支持,张凤鸣心里有了底。

张凤鸣走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对妈妈离家两年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概念,董路懂事早,把妈妈送到火车站时眼泪汪汪的。

出国前,听说援外人员收到的国内来信,要在规定时间内销毁。于是张凤鸣与丈夫约定:丈夫用复写纸给妻子写信,其中一份寄给妻子,另一份留在家中,连同妻子寄回的家信,一并妥善保管。张凤鸣一走就是2 6个月,期间夫妻二人的感情联系就是一封封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的家书。

“鸣,你好!上星期六没有盼到你的信,拟定星期天到院里再看看去。谁知上午11点多家里突然来了亲戚,我净忙着照顾亲戚了,竟没得空到院里去取你的来信。今天早晨一上班老刘就把代收的你的两封信和照片交给我了。看到你生活、工作、身体都很好,我和孩子们都很高兴。

……

家里孩子们都很好,功课也都不错……现在已经是午夜了。我看着你的照片搁笔了。下月再谈。琦。80.4.7”

“琦,你好!我上个月寄给你和孩子的信和照片都收到了吧?又到了给你写信的时候了,这20多天你和孩子们过得都好吗?又值新年,我相信你会使孩子们过得很好很快乐,但你一定是很累的。

……

我近来一切都好……想念你的鸣。

81.1.21日”

信里没有更多的缠绵、恩爱之词,更多的是叙述各自的生活、工作情况,孩子的教育情况,但是每封信都密密麻麻写了五六张纸。让人感觉夫妻二人的感情,一家人相互惦念之情渗透了纸背。

妻子张凤鸣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远隔万里,写信不能自己寄,全靠外交部的信使传递。从北京到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信使每隔28天完成一次往返。信使来时,各中国援索专家组会派人赶到使馆取回国内的来信,同时将贴好邮票、写给国内的信件交给信使带到北京再行寄出。通常情况下,信使在摩加迪沙停留3天,回到北京停留一周。我们和家人各自要在3天和一周内,看到来信、写好回信,送到使馆或寄到外交部,才能做到当月收信当月回信,否则就要等下一个28天。如此紧迫的‘任务’很难完成。更多的时候是这个月寄出的信,对方下个月才能收到,至于回信,只能等到下下个月。盼信的急切,收信的激动,难以言表!”

到妻子张凤鸣援非838天之后回国,丈夫董蕴琦保存的家书足足有107封。这些信他们一直珍藏至今,还整理为电子稿,长达20万字。

这107封家书不仅记录了一个普通家庭当时的生活状态,也记录了董路兄妹三人的成长经历。其中有爸爸给董路5毛钱去公园过队日,董路舍不得花,最后只花了3角2分;有大儿子过生日之前,妈妈特意从索马里写信回来,让爸爸别忘了给他煮个鸡蛋吃。但是到了过生日那天,大儿子坚持不让爸爸煮鸡蛋,说等妈妈回来一块儿吃……董蕴琦夫妇说,将这些信保存下来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也给儿女们留下一份历史的见证。

儿子掉进防空洞
瞒了妻子两年多

董蕴琦和张凤鸣刚结婚后两地分居了八九年。那时,董蕴琦每次到通化探亲都猛干家务,劈柴、挑水,弥补自己对妻子的愧疚。后来,夫妻二人好容易调到了同一个城市,两人一起操持家务、带孩子其乐融融。但时间不长,妻子又面临援外任务。董蕴琦嘴上说坚决支持妻子的工作,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也确实让他吃尽了苦头。

“她出国那两年,正是我工作上突飞猛进,政治上积极上进的两年,3个孩子我也带得很好,所以我非常骄傲。洗衣做饭,收拾屋子,拆洗棉衣棉被、缝缝补补,每周我还都要给孩子包顿饺子吃。那时候我的想法特简单,总结起来说就是向理想要动力,理想就是支持妻子援外,尽国际主义义务;向夜晚要时间,那时候白天上班要工作,周末经常还要加班。那一时期我的时间表基本上是这样安排,晚上下班给3个孩子做饭,吃完饭检查白天的作业。3个孩子写作业的时间我洗衣服、收拾房间。孩子们都睡下之后,我要准备第二天的饭,发面啊什么的。然后还要学习业务和英语。最后是写日记,给妻子写信。基本上夜里12点以前没睡过觉,早晨5点多又起来给孩子做早饭,送孩子上学。”董蕴琦回忆说,“那时候孩子棉裤的裤脚非常容易脏,我都是用旧秋裤把孩子们的裤脚包起来缝上,换季时把裤脚上的布拆下来洗干净,第二年冬天再穿。”这些生活细节,董蕴琦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董蕴琦夫妇虽然非常疼爱自己的3个孩子,但是他们从不娇惯孩子,相反,夫妇二人总是不失时机地锻炼3个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兄妹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习惯。比如妈妈出国后,爸爸会要求老大检查老二的作业,老二检查老三的作业,最后他来检查老大的作业。兄妹间互相帮了忙,必须说“谢谢”。

张凤鸣援非之前,夫妻二人就约好在信件中如实通报各自及家里孩子的情况,不能因为害怕对方担心而报喜不报忧。但是最终夫妻二人在这件事上都没有“信守承诺”。一次,董蕴琦、小女儿和董路都发烧卧床,刚刚12岁的大儿子一个人照顾3个病人,还要扶着爸爸去医院打点滴,也渡过了难关。

妻子外援期间,董蕴琦因为设计工作要经常出差。每到出差时,他把小女儿寄托到同事家,董路和哥哥就独自在家生活。爸爸在家时每天都要记日记,将来好给妈妈看,爸爸不在家,记日记的任务就交给了大儿子。有一次爸爸急着出差,和好了馅儿却没来得及包饺子。爸爸走了6天,回来查看儿子记的日记,发现这6天,两个儿子上顿饺子、馅饼,下顿馅饼、饺子,足足吃了6天,弄得爸爸哭笑不得。妈妈援外两年不仅使爸爸得到了锻炼,也练就了3个孩子自强、自立,互相关爱、疼爱父母的好品格。

3个孩子长大后都非常出色。老大在一家出版社当领导,老二成了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足球评论员,最小的女儿自费留学后定居美国。兄妹三人的感情和对父母的感情也非常好。

妻子援外两年多,董蕴琦就有过一次“失职”。董路小的时候非常淘气,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孩子,但是在哪儿都是孩子头儿。当时学校附近有一个部队大院,院子里有部队挖的防空洞,雨季之后防空洞里积了不少水。一次董路带着几个同学偷偷到防空洞里去“探险”,踩翻了盖板,“扑通扑通”全都掉进了洞里。当时防空洞里的积水没到了几个孩子的脖子,吓坏了的孩子们大声呼救,才被闻讯赶来的驻军战士救了上来。

董蕴琦知道后被吓出了一身冷汗,除了“臭揍”儿子一顿之外,一直没敢把这件事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妻子。

“走之前我们俩约好不许隐瞒任何事,但是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她,怕她担心。回来之后她还是听学校老师说才知道的。”董蕴琦笑道。

实际上妻子对丈夫也有“保留”。张凤鸣随中国医疗队来到索马里后,被分到索马里南部的一家医院工作,而且医院里只有她一个妇产科大夫。送来的病人都是难产几天实在生不下来的妇女,基本上每天夜里都要出诊,睡不好觉。索马里疟疾高发,医疗队员为了预防疟疾每月都要服用一次药,张凤鸣药物反应特别严重,每次服药之后都头晕、恶心、呕吐、浑身无力,要折腾四五天。还有一段时间她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过敏症状,长了满身荨麻疹,奇痒难忍、昼夜不得安生。但是这些情况她在家信里都只字不提。最后在丈夫和孩子的印象里,妈妈在索马里吃得也好、住得也好、工作也好。

年轻时的美丽谎言如今成了夫妻恩爱的一段佳话。


相濡以沫、夕阳更灿烂的老夫妇

愿以倾囊看世界
粗茶淡饭度人生

1985年,董蕴琦被中组部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任全国水电工会主席,妻子张凤鸣和3个孩子也随丈夫来到了北京。1991年2月,董蕴琦又调任全总宣教部部长。

时光荏苒,1998年和1999年夫妻二人先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当时不少单位都想借董蕴琦在中央宣传、文化、体育等部门熟悉上层人物的便利条件,高薪聘请其出山,也有不少医疗机构对张凤鸣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他们都婉言拒绝了。

“中国的老人多数退休后就是看看孙子,买菜做饭,我们不想这样活。40岁的时候,我作为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成员飞往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走出国门。往返经停印度、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搭乘了意大利和法国的航班,飞越了壮观的东非大裂谷和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跨越了赤道线,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和兴奋。从那时起我就有个心愿:将来如果有可能,一定多去几个国家看看。”张凤鸣告诉记者。她向往旅游的愿望与老伴儿董蕴琦一拍即合,于是工作的终点,成了两位老人倾囊看世界的起点。

每到一个国家,董蕴琦负责拍照,张凤鸣负责仔细听、仔细记,回来写游记。15年来,老两口走遍了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在澳大利亚、冰岛、阿拉斯加等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足迹,写下了30多万字图文并茂的游记。“为的是老到不能行动时,还有一份可供翻阅与回忆的图文,这又何尝不是一笔收藏着的幸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同样是著名的湖泊,瑞士的日内瓦湖清澈湛蓝,湖中是漂亮的游艇和帆船,岸边是翠绿的森林、草地、公园和别墅,到处一派安宁祥和。柬埔寨的洞里萨湖则湖水浑浊、垃圾漂浮,人们恨不得把湖边每一寸土地都种上庄稼。湖堤上、湖水中那些难以遮风挡雨的简陋的高脚屋,就是贫穷百姓生活的家。当地的孩子坐在湖水中的大铝盆里,拼命划着桨去追赶观光客的游船,推销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本该无忧无虑的幼小年纪就要为温饱挣扎。这一幕对我们触动很深,让我们从现实中理解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张凤鸣的游记中既有对当地自然人文风光的细致描绘,也有对人类、人性、社会和发展的深刻思考,文笔优美,富有思想内涵。夫妻二人旅行中留下来的很多照片都是相拥相抱,牵手相随,让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的浪漫爱情羡慕不已。

“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东5公里处的帕斯帕提那寺,是印度教徒举行火葬的地方,故这座庙被俗称为‘烧尸庙’。我们在‘烧尸庙’对面的河边观看平民的火葬过程。逝者的遗体在‘烧尸庙’经过宗教仪式后,被安放在架好木柴的平台上火化,之后将骨灰推入巴格玛提河。整个过程中,没有送葬者们哀痛的哭嚎抑或哭泣,也见不到悲悲切切的面容,一切都在静静地按部就班地进行。我非常欣赏这种平静、淡定的送葬场面。作为医生,我见过了太多太多的生生死死。出生是人生的起点,死亡是人生的终极。可以说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踏上了走向终点的里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规律。如今到了我这把年纪,就更觉得活着就要过好每一天,该走了也无需纠结。如果有一天到了我生命的终点,只需家人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千万不要为我伤心流泪,让我得以毫无牵挂地去开始那美妙的新旅程—随着海水周游世界……”张凤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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