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汇女友·校园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出生于当年北洋政府的官宦人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1930年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硕士，她的丈夫郑康琪是留英博士，当年国民党政府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夫妻二人没有选择和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后来郑先生被聘为上海市政府的外交顾问，再后来成为有中国政府批准的壳牌公司驻中国的总经理。1957年时郑先生去世，姚念媛为了纪念亡夫，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郑念，从此以后和独生女儿郑梅萍过上了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郑梅萍和母亲一样，也出落得非常漂亮，又是如此的家教，从小聪明伶俐，弹一手好钢琴，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后来考入了上海电影学院。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等妈妈坐了六年半的牢，终于出来寻她时，她已经含恨九泉了。

孩子和妈妈心心相印，梅萍离世时，郑念虽然还在狱中，但是她冥冥中仿佛有感知。在郑念的晚年，她接受采访时谈到此事，说当时冬天来了，她的衣服都穿烂了，就和看守所要衣服，结果送来的衣服和被子是当年她给女儿做的，还是崭新的，被子也都没有脏，她一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女儿是出事了。她询问看守所的人，要女儿给她写只言片语，但是屡次都被拒绝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她被释放的那一天，她走出看守所的大门，一眼看到来接她的是她的干女儿，而不是梅萍，她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没有了。”郑念说。她伤心地离开了自己深爱的祖国，从此没有再回来。

中年守寡，遭到污蔑和迫害，被朋友背叛，身陷囹圄，在晚年又遭受丧女之痛。这样的打击，却从没有让她丧失过做人的风度和尊严。1989年，程乃珊翻译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曾经和当时70岁的郑念有过近距离接触，程乃珊回忆说，“那时她应已七十好几了，开着一辆白色的日本车，穿着藕色胸前有飘带的真丝衬衫和灰色丝质长裤，黑平跟尖头皮鞋，一头银发，很上海，她是那样漂亮，特别是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