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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商业本质、重塑诚信文化成为当务之急。而众多的历史史实、典故和故事，让我们反思的不仅是诚信文化，更是做企业、做人及生存的要义

无商不奸，是人们对商人无异意的统一印象。在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也无不充斥着对商人重利轻义、逐利舍情行为的刻画和批判。独独明、清晋商是个例外。他们以立人为先，强调诚信为本、利以义先，诠释了义与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体良好的人格形象。

反观当下，偷奸耍滑取得一时之利，尝到甜头的商人便逐渐将诚信的传统与根本忘却，经济市场秩序渐趋混乱。回归商业本质、重塑诚信文化成为当务之急。而众多的历史史实、典故和故事，让我们反思的不仅是诚信文化，更是做企业、做人及生存的要义。

乔家大院，决不“掺假”

乔家大院，恐怕是山西最出名的晋商之一了。

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复盛西铺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所保证。在那个市场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商号。乔家就靠着长期形成的良好信誉，复盛西在包头稳稳站住了脚根，客户络绎不绝。

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后，将伙计痛斥一番。掌柜的命人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但是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

而乔家也有“掺假”时候，但这种“掺假”却非同一般。乔家的通和店在包头的粮油店里是一霸，东西从来不缺斤少两，也不弄虚作假。每到年根儿，达官贵人、平头百姓都会置办粮油过年。所有粮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级的，有钱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穷人家就只能买最普通的粮油。为了能让穷人也吃上好粮食，乔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掺到了普通米面里，并按照普通米面的价格卖给穷人。

穷人们知道后自然是对乔家感恩戴德，也会常常光顾通和店。乔家之信，不仅是信誉，更是贫贱无欺、童叟无欺。

在乔家票号没落时，乔致庸的后人都在延续着乔致庸的信誉。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经济衰退，晋钞贬值，晋钞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概是250000：1。这对当时的金融业来说无疑是个危机。但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来说，完全有望借机翻身。对所有的储户都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那么大德通票号就可以利用差价大赚一笔。

但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毅然决定收晋钞，支新币，让百姓手上的钱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终还是倒闭了，可是乔家所留下来的商业精神却成为晋商的骄傲，成为整个商界的财富。

位列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两朝五百年间称雄全国乃至延伸商业版图至海外，除了当家人本身具有出众的谋略胆识，古代中国圣贤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一个“信”字，是晋商骨子里的血液。直至今日，凡优秀的经商者也在将诚信视为永续的命脉。

图 东方IC“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院，坚持的是以信为纲

日昇昌：乱世中的诚信

时光流转到100多年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

但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而这样日昇昌无疑是承担了巨大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

日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总会过去。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战乱过后，当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日 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

关公：忠义诚信之圣

明清时期晋商横跨欧亚三千里，称雄商界500年，经营区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靠的是一种精神信仰和理念的支撑，这种精神信仰就是关公文化！关公塑像被走南闯北的晋商随身携带至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成为晋商“诚信”的代言人。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关羽地位甚至超越了神灵。那么，人们崇拜关羽到底出于什么原因？

晋商崇拜关公，除了因为关公是山西人之外，恐怕要缘于关羽千里走单骑的历史。关公一生征战无数，勇称“万人敌”，然而亦曾被曹操所擒。因城中无粮，城外无援兵而陷入困境。张辽去游说关羽。关羽起初不从，欲鱼死网破。张辽说他如果战死，则有三大不义，一是违背誓言，没有和刘备同年同月死；二是没有完成兄长所托，置二位嫂嫂于不顾；三是一身武艺却没有报国。关羽思量再三，提出了三个投曹操的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要照顾好嫂子；三是如果知道刘备下落，不管千里万里必定要去寻找。

投曹后，一日曹操去见他，赐予他锦袍一件，关羽却将破袍子套在新袍子外面，曹操问之，他说：“旧袍是刘备所赐，舍不得丢掉。”曹操后送给他原吕布所骑赤兔马，没想到关羽居然下跪，感恩流涕。曹操疑而问之，关羽说：“有了这个千里马，我可以日行千里见刘皇叔。”为了能使关羽臣服于己，曹操多次诱之与金钱、美女和宝马，并给予高官厚禄，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关羽信守承诺、信守节义的坚强意志，都没有背叛与刘备、张飞的桃园三结义的盟誓。关羽知道了刘备的下落，还是过五关斩六将义无反顾地走了。一路上千里走单骑，护送嫂嫂秋毫无犯。这样的忠义，就像解州关帝庙牌坊上的四个榜书大字：“气肃千秋”！而曹操没有杀掉关羽，看重的也正是他的忠义诚信。

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亦君臣亦兄弟而且忠义两全的，大概非关公莫属。尤其是关公对刘备的忠不是始自刘备当皇帝，而是从桃园三结义以后就开始表现出其忠的一面，这种“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而是忠于私人。“忠”在历史上一直是忠君和忠于私人混杂，忠于私人也一直得到社会的认可。关公的忠更大意义上是忠于刘备而不是忠于昭烈帝。

反观晋商，晋商的伙计（包括掌柜）与东家之间亦有主仆的关系，又可以说是朋友的关系，与关公与刘备的关系极其相似。如果东家待伙计如手足，伙计待东家忠心耿耿，那么显然是东伙双方都期望达到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关公无疑提供了一个榜样，信仰关公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公文化中的忠义诚信在晋商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中国传统商业道德文化为基础，以关公义利之道建立起来的诚信商业体系，就是把关公作为文化符号，精神符号，使之成为晋商心中的道德约束，制约和规范着所有晋商的商业行为。

王家大院：晋商精神的文化坐标

灵石县静升王家是太原王氏后裔，先祖早年从太原迁至灵石县沟营村（今沟峪滩村），元皇庆年间，王氏先祖王实离开沟营村，定居静升村。王实共有兄弟四人，分别叫王忠、王信、王诚、王实。

王实到静升后，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生，为人实在，做生意更实在，因此他的生意特别好。一个“忠信诚实”，让这一家外来户很快在静升立住了脚扎牢了根。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忠信诚实”一直是王家人秉承的“道义”。在王家，只有奉行这一道义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才能有社会地位，这是族人的共识。

清康熙年间，十五世王寅德与商友合开店铺，利害共担，按股分红。后来，商友因病辞世，安葬诸事他全力以赴，并如期将红利付给其遗孀、孤子，分文不少。有人认为其子不参加经营，应减分红。王寅德却说：“信义为重，钱值几何？”待商友之子成人，王寅德又助其娶妻立业。

嘉庆年间，十七世王汝砺在沁州经商，与一商友朝夕相处，过往甚密。一天，他到商友店铺，正遇商友与伙计清点案上数十枚银锭。次日启程准备去南方进货时，发现少了一锭。商友差店中伙计将此事告知王汝砺，王答道：“我与你家掌柜开玩笑，把银锭藏了起来。”随即，他将同一式样的一枚银锭派人送去。谁知商友年终扫除时，发现银柜旁竹篓中有一枚银锭，方知错待了王汝砺。商友归还银锭，再三赔礼。一时，成为沁州商界美谈。

光绪末年，二十世王廷仪在京“恒源当”学徒，当铺规定：“凡典当之物，不到期者，不予取；非本人来者，不予取；逾期不赎者，当铺处置。”某日，掌柜要将一盒玉珠卖给一位阔太太，王廷仪告诉掌柜：“此玉尚差一日方到当期，不可出售。”可掌柜不听其言，责怪他多事，命他开柜取货，他遵命去取钥匙，但几次都没找到钥匙，最后找来一把，却开不了锁，玉珠自然无法成交。对此，掌柜大声责骂他，并扬言要扣他三个月的薪水，解雇走人。次日，玉珠当主如期来赎，他奉命开锁，一切顺当，没有半点差误。事后，东家与王廷仪谈及此事，他答道：“诚信二字值千金，没有信誉，恒源当能恒久吗？”东家与掌柜听后大喜。不久，王廷仪被提升为二掌柜。

十五世王梦鹏把王家基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也是将“义利并举”弘扬得最好的一位代表人物。凡是公益善事，他都竭力倡导，从不怠慢。他办义学、建义仓、立义冢、修桥梁、纂族谱、筑道路、焚借券、济贫困。据了解，现有资料表明，仅乾隆、嘉庆年间历次赈灾，王家人累计捐银达18560两和粮食90万石。正如王家匾额上所题“为善最乐”，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历史见证。

“义利并举”的道理，使得王家由农及商，以商贾兴家，以耕读入仕，而后人丁兴旺，家业渐大。明朝天启年间，王家在士农工商诸方面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靠的就是“义利并举”，甚至先“义”后“利”。而晋商的“敬业精神”“群体精神”,也均来自对儒家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按地区形成商帮”“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的商业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商业思想和文化。

当我们回望历史，不难看出，“忠信诚实”犹如这方水土上的草木一样，年年岁岁，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任慧媛

图 东方IC“义利并举”的王家大院，甚至追求先“义”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