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风入阁，书香流芳
2013年6月6日，修缮完毕的文澜阁，正式恢复向公众免费开放
文澜阁还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此文澜阁非彼文澜阁——空了。当初文澜阁为书而建，如今这座没有书香的楼阁，连书虫都没有一只，干干净净，只是一座空楼而已。但即便是空的，它依然摆足了皇家威势。
因《四库全书》而修建
建于1784年的文澜阁已老态龙钟了。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从官藏图书中选取善本，并在全国各地的私人藏书中寻访遗书，以此为蓝本修《四库全书》。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160余编辑、3000余誊录人员，历时10年，到1782年，皇皇36000册的《四库全书》大功告成，并抄写了四部，分藏于“北四阁”，即朝廷在北方建的四个藏书馆，也叫“内廷四阁”，分别是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和承德的文津阁。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乾隆完成了这样一桩大事犹未过瘾，想起江浙一带人文渊薮，几次下江南感受颇深，于是朱笔一挥，决定再抄三部《四库全书》，在江南也建三个藏书馆。这就是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与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西湖中间的孤山。这一带早在南宋时就是皇家花园，元初被废，到了清朝康熙南巡时，浙江总督李卫花巨资在孤山改建行宫。当时的建造费已无处可查，但修理费却有些端倪，据史书记载，浙江地方官因不堪行宫年年巨额的修理费，请求皇帝“圣断”，不得已，雍正将行宫改成圣因寺，让和尚们去收拾。
文澜阁，由圣因寺里的藏经阁改建而成。它现在的位置在浙江博物馆馆区的西面，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2006年开始大修，那之前很少有人光顾。2013年重新开放，面对西湖的孤山路大门终于打开了，游客可以随意出入，零距离接触皇帝的图书室。
乾隆在此写《月台》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楼阁，外面看是两层，走进阁里，站在屋子的中间，仰头望去，却只有一层，正中间一个大大的藻井，据说皇帝坐在这里看书时，是不能有人在他的头顶走动的，楼上的书都是仆人从藻井吊下来。
阁前有一池静水，池水引自西湖，既可供玩赏，又可蓄水防火备不时之需。池中叠有一峰名“灵芝峰”，池东有御碑亭，刻录了文澜阁建阁的始末。
池南是一个前院，很小。几乎被一座假山塞满了，却不拥挤，有百年老树，有绿水环绕，玲珑剔透，婉转腾挪。假山下面是中空的洞穴，上面就是赏月的平台。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这里曾是他驻跸的行宫，身为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瞎逛，微服私访那是电视剧里的故事，皇帝看书看得累了，也就只能在这方寸之地舒展一下身心。
乾隆喜欢月台，1784年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时，坐在文澜阁里，就信笔写下一首《月台》诗。
月台与西湖只有一墙之隔，早些年每次去文澜阁，都要在月台的亭子里坐很久，墙隔的是现代的喧闹，从墙上滑落的阳光，似乎是几百年前的。
月台后的那排平房“御座房”，当年大约是给随从歇息的，皇帝若是在阁中看书，随从们乐得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多年前，我曾偶尔走到这里，门开着，就走了进去。屋里堆放着许多空空的楠木书柜，据说是以前用来放《四库全书》的书柜，不管真假与否，拉开书柜的门，真的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文澜阁里有桂花树，其中两棵老桂树，已经花开花落近三百回。今年去看，老桂的主干似已枯死，可是树干上却长满了新枝绿叶，不知到了秋天，是否还能开花飘香。
有一个秋天，和博物馆的朋友泡一杯茶，闲坐文澜阁。那时女儿还小，拿着面包在水池前喂鱼，她努力想把面包扔得远一点，结果失去平衡，一个鹞子翻身落入水池，水比她深，惊走了一池的鱼，自己也吓得不浅。
已是秋天，水有些凉，但那天太阳很好，桂花很香，把女儿捞上来后，我们就一直坐在桂花树下晒小女，一边看着桂花悄悄地落了满杯。
命运多舛
文澜阁默默不语，它的命运却让人心惊。
1861年，太平军打到了浙江，与清兵作战于杭州城。杭州一片混乱，不说巷战，仅在湖中就有大小百余战，湖中小岛湖心亭成了太平军的水上据点，甚至翻越城南的慈云岭抬来了钱塘江上的舟船，西湖这个温柔之乡一时成了水军激战之地。湖中的文澜阁成了军营，阁中图书散逸满地，任人践踏。又有人潜入阁内偷书，曾经是珍贵的皇家图书，现在都落入了私人或书贾之手，更不堪的是流落街坊成了废纸，或者被拆散了包东西。
据说有一日，杭州乡绅丁申、丁丙兄弟避乱西郊，途中买了包吃食，打开那包装纸不觉大惊，这明明是《四库全书》的残页啊。丁氏兄弟目睹《四库全书》的零落，痛心不已，他们连夜回杭进文澜阁，把残留的《四库全书》捆扎了八百多捆，用船运到位于西溪的丁氏家祠风木庵。
现在已无法知道兄弟俩是如何在战乱中冒险运书的，史书里只有“每天往返数十里”一句，估计小船走的是西溪水道。西溪是一条通往西郊的河道，风景优美，为历代文人所称道，但这时的丁氏兄弟恐怕已经没有吟诗的雅兴，想象一下，战乱中，有一条小船，浆声欸乃中，居然运出了大量图书。他们惟恐这些书再次散失，又辗转运到上海，直到杭州的战事平息后，才把这些图书带回杭州。
这丁氏兄弟也不是一般人物，丁家是商人，但更是读书人、藏书人，是杭州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八千卷楼”的楼主。
“从我开始聚书”
杭州的藏书业堪称源远流长，北宋时杭州已是全国三大印书刻书中心之一，南宋时的印刷业更是蒸蒸日上，雕刻之精美为全国之冠。
且说丁氏家族在杭州繁衍几代，到丁申、丁丙这一代，已是城里的名流，倒不是因为他们热心的文化事业，而是因办企业而出名。1896年，丁丙与人合资的“通益公纱厂”（后来的杭州第一棉纺厂）在拱宸桥正式开张，这是杭州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厂，是浙江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近代棉纺织工厂，在此之前，杭州的纺织工业基本是家庭式的手工作坊，还不能叫做工厂。
丁家藏书是从丁氏兄弟的祖父丁国典开始的。丁国典是做生意的，却喜好读书买书，书买得多了，就在田家园的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藏书楼，因有感于北宋丁顗有书八千卷，名“八千卷楼”。他的愿望是：“从我开始聚书，书聚多了，一定有读书人做我的子孙。”
果然，到了丁丙兄弟这一代，藏书何止八千卷，楼里藏书已多达20万卷，成为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而丁丙也成了著名的藏书家。
中国古人是很敬惜字纸的，即便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妇，即便腰缠万贯如丁家祖孙。1887年丁申去世，为继承祖父、父亲及兄长的遗愿，丁丙在丁家园子的东面重修八千卷楼。
20万卷书，要多大的一个地方啊。丁丙一口气修了三座书楼，前面一楼五间称“八千卷楼”，后面一楼五间称“后八千卷楼”，又在旧屋西边新盖一楼三间，称“小八千卷楼”。书楼建成，图书入藏，一切安妥后，丁丙写下《八千卷楼自记》一文告诫后辈：“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
上世纪初，丁家后人由于经营不善，生意上亏空巨大，只得一点点地将家产抵押出去，其中就包括了八千卷楼的藏书。丁家藏书有很多古本，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有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还有日本和朝鲜所刻的汉文古籍，这是八千卷楼藏书的特色。1908年，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后为南京图书馆），用75000两银子将八千卷楼藏书全部收购，并辟专库贮藏。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杭州，丁家人和许多杭州人一样仓促逃难，丁家宅院被日本军队占用。这年冬天，异常寒冷，住在这里的日军烤火取暖，那火烧得大了，竟然连房子都烧着了，园子里大多是木结构房子，一时间火烧连营。可是驻扎在这里的日本军队把周围一带全部封锁，不让救火，结果院子里的大部分房子都被烧毁。
今天，田家园已经面目全非，这条小巷已经不存在了，大概不久，连这个地名也将消失。幸运的是，“小八千卷楼”躲过了那场劫难。那座清代小楼现在依然安坐在浙医一院院内，被整修一新，现在做了院史陈列室。
2005年7月27日，参观者在杭州历史博物馆欣赏部分文澜阁《四库全书》藏本。当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部分藏本首次在杭州历史博物馆免费展出这部书已“三世为人”
说回文澜阁，当年它在太平军战火中大半颓圮，光绪年间（1881年）在原址重建。
可是丁氏兄弟捡回的书还不到原书的四分之一，于是他们又开始着手补缺。几万册的图书，不是一个小工程，他们一边出资求购散失的书，一边又雇了一百多个读书人补抄，除了八千卷楼的藏书，还到宁波天一阁等其他藏书楼借来古籍文献作底本，每千字四十文，按照《四库全书》的目录整理校对补抄。
从1882年到1888年，前后七年，耗资五万余元，抄配891种，补抄2174种，大致恢复了《四库全书》的原貌。丁氏兄弟的义举，是文澜阁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丁氏补书前无古人后有来者。1915年，当时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发起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历时八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也组织了一次颇具规模的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历时四年，共补抄缺书211种，4497卷，全部资金由浙江人捐资。
此后，这套传奇的库书还有一次劫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避战火，库书西迁。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受命，带着一帮书生，开始了《四库全书》大迁徙。1937年8月4日，分装140箱的库书离开孤山（1912年文澜阁藏书移至离文澜阁不远的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经过白堤，去往钱塘江码头，谁也不知道，这些书什么时候能回来。库书从水路和陆路到富阳、建德、龙泉，随着战火逼近再迁往贵阳、四川，经浙闽赣黔川五省，历战事、水火、道路种种艰险，直到9年后的1946年7月，《四库全书》才回到杭州孤山。
这部书，从抄成到今天，已经是三世为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的唯一幸存者，这部书得以奇迹般地完整保留下来，历代读书人功不可没。
文澜阁原来的主角是书，湖风入窗，书香流芳。如今主角早已退场，只留一座空阁，以建筑与今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