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西洋镜”下的上海传奇
锈迹斑斑的“秩父九号”蒸汽邮轮船穿过刀刃一般的河海交界线，到达长江口。长江的淤泥和秽物把中国东海岸深蓝色的海水染成昏暗的棕色。邮轮顺风驶向红色浮标标识的吴淞口，经过河床上泥沙堆积而成的危险莫测的浅滩，进入水流相对平缓的黄浦江，这艘邮轮的甲板上，站着一位愁肠百转的美国姑娘。
1935年，蜜姬·哈恩为疗情伤，和姐姐海伦登上远洋客轮离开故土来到上海。彼时的她已经出过四本书，是《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但这些书反响并不大。
蜜姬本打算在上海短暂停留，却不想一待就是4年。上海也成为改变她人生的重要一站。
蜜姬·哈恩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名字是项美丽，在上海，她不仅进入了中国外侨社交圈——海明威、卓别林、孙中山的保镖“双枪马坤”均囊括其中，在与邵洵美恋爱后，真正的上海也经由这位世家子弟在项美丽眼前铺陈开来：宋子文、林语堂、鲁迅等相继出现；来自殖民国的富翁、三面间谍、鸦片鬼熙攘其间……项美丽也开始写作中国故事，她用一篇又一篇文章，向西方读者开启一扇遥望中国的窗户。
旅居中国期间，项美丽最有影响的著作，莫过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另外，她也是《论持久战》最早的英译者之一，并率先将其公开发表。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项美丽被中国人熟知，并非她的才情与文坛影响——项美丽一生写过50余本书，除中国故事外，还涉及人类学、动物学、矿物学、历史地理、烹饪，等等。作为《纽约客》终身专栏作家，直到去世前，她还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生平第一首诗。
人们似乎更津津乐道的，是她与邵洵美的恋情。在世人的演绎中，邵洵美如同救美的英雄，西方女性项美丽则拜倒在他的美颜、慷慨与才情下。
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图发掘更为真实的项美丽。加拿大作家高泰若便是其中之一。高泰若用4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报刊、日记、信件，拜访邵洵美后人，寻访项美丽足迹，终于写就《项美丽与海上名流》一书。
这不仅是一本传记作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
陷入上海的“社交漩涡”
当年，项美丽一到达上海，就得到极佳款待。在《孙郎心路》这部她根据自己在上海前两年经历略加改编而成的小说里，主人公多萝西·皮尔格琳——项美丽描述她为“一位长相俊美、棕发棕眼且目光迷离的年轻女人，有着美国女人的时髦，举止却有些神经质”——住进“华懋饭店的536号或那附近的房间”。
由犹太裔英籍商人、“远东最富有的白人”维克多·沙逊爵士建造的华懋饭店，曾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诸多名人都曾在此驻留。在《孙郎心路》里，项美丽这样写道：多萝西在酒店大堂等着朋友玛西亚·彼得斯，“一位穿黑衣，黄头发，打扮精致到足以以假乱真的美国人”。之前，玛西亚已为多萝西订好饭店套房，当玛西亚出现后，多萝西到前台换了一个单间，并数落朋友：“我的天哪，玛西亚，可能你挖了座金矿，但是要知道我可没有。”
多萝西的原型是项美丽本人，玛西亚则是弗丽茨夫人，她是上海有名的社交名流。弗丽茨夫人的沙龙里汇集着各种各样的人物，比如莫里斯·“双枪”·科恩、半吊子学者哈罗德·艾克顿，以及三面间谍特雷比奇·林肯。项美丽曾这样形容身处社交场的弗丽茨夫人，“就如同二氧化锰或者是其他相似的催化剂，有可能是铂，总之是个罕见的角色”。
显然，项美丽到达上海后，欣然陷入她所谓的上海“社交漩涡”。她参加为珀尔·怀特举办的宴会；和约瑟夫·帕特里克·麦克沃伊在万国艺术剧院共进晚餐。项美丽事后回忆，“万国艺术剧院举办过音乐会、讲座、辩论会，偶尔还有戏剧，这里很不错，音乐会上演奏的是俄国或德国的曲目，也有其他国家的；辩论会讨论最具争议性的主题，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有三位天主教教士参加了这场辩论，辩论的结果出人意料）；还有非常出色的戏剧表演，特别是全部由中国人出演的《王宝钗》。”
姐姐海伦希望尽可能多了解中国，劝说项美丽和弗丽茨夫人一起去新首都南京旅行。一行三人在上海北站乘坐一列夜班火车来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在站台接见了她们，项美丽以好莱坞电影编剧的身份受邀在午宴上演讲，主题是美国电影制作的秘密。他们骑着马前往中山陵，学习如何在喝热米酒的时候祝酒，也就是“干杯”之后要把酒杯倒过来以示全部喝光。最后，他们在月光下在玄武湖边漫步。
弗丽茨夫人确实是个不错的朋友，她帮助项美丽融入上海，还把她介绍给了维克多·沙逊爵士，并把她推荐给了《字林西报》的经理。在海伦先行离开上海后，项美丽成了《字林西报》这家全上海最具影响力、历史最为悠久的日报的记者。
美丽上海梦 1935年，曾经闯荡非洲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来到上海，并爱上这里。与中国人交流、往来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而生活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3万英美居民也不甘寂寞，他们热衷八卦，对于那些可能直接影响日常生活的新闻如饥似渴，传媒业也盛极一时。
彼时上海媒体业的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国的记者。比如来自美国堪萨斯城的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斯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辗转来到上海，在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然而不久之后，他的一篇名为《美国人在上海》的文章因极具讽刺性的口吻激起外侨社群的盛怒，这些人中也包括他的雇主。这篇文章描绘了一幅地域气息浓郁的美国前哨景象，充斥着“各种奇怪的人物和组织，诸如海军的妻子、奉子成婚的婚礼、女童军、美西战争的退伍军人、审查委员会、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团伙、整洁的理发店、短故事俱乐部、小麦饼和商会”。
项美丽所在的《字林西报》新闻团队，有一个名叫海伦·福斯特的女记者，她在上海的巧克力店邂逅了斯诺，此后成为他的妻子，并加入共产党，以“尼姆·威尔斯”为笔名发表文章。
至于项美丽本人，在谈及《字林西报》的工作时，她如是说道：“通常我会在中午之前把一天的工作快速做完。也许是采访退休在即的商业大亨，也可能是报道某个广告宣扬的新开的游泳池。有时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写一家通过四周悬挂装着东南亚树懒的笼子来吸引客人的药店。如果我在专栏写些新闻之外的东西，我们的读者就可以放松一下心神。我做得还算顺利。”
与此同时，项美丽也在努力发掘上海新的一面。“我访问中国的学校，讲授礼仪；我考察新的小型工厂作为写作素材；我观赏俄罗斯画家的画作，不过在我看来大多数画得都不怎么样。”可以说，观念开明的项美丽勇敢地走入那时许多上海外侨终身不屑触碰的雷区：同中国人交流、往来。
不可否认，《字林西报》的工作也给项美丽留出充裕的时间休闲娱乐，在结束上午的写作之后，她“可能会约一位女友在华懋吃饭，饭后在休息室小酌一杯。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认识一些男士，组织一场派对什么的”。
沙逊爵士也是项美丽的密友。他们有时会在华懋饭店共进午餐，随后前往法租界逸园跑狗场的俱乐部参加酒会，或是宴请朋友一同在伊芙斯别墅吃晚饭，据说沙逊爵士还在华懋饭店顶楼为项美丽拍过裸照。
而在1935年4月12日，项美丽遇见了她生命中重要的男人——邵洵美。
上海爱恋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爱上诗人邵洵美成为了一个被流传至今的美丽轶事。爱上邵洵美
那是弗丽茨夫人在万国艺术剧院举行的一次“文化”晚宴。邵洵美看到了房间另一侧的项美丽。那些常来弗丽茨夫人沙龙的女人，要么是牙齿长长、大骨架的英国女人，或者是笑声刺耳、浓眉大眼的美国人，而她截然不同。她头发柔亮，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身上的男士西装衬托她丰满的曲线。她生得如此标致，如同巴黎左岸令他着迷的那些容貌朦胧的波希米亚女子。对他而言，这次见面不是惊喜的瞬间，而是某种久别之后的相认。
至于项美丽，在她此后的多部作品中，都以小说的笔法提到两人的第一次邂逅。比如，她在《太阳的脚步》中这样写道：其中一人突地转过身来，动作有点神经质，他没来得及抓住她的目光，她已及时避开，惊鸿一瞥间，她怔住了：这张面孔是如此俊美。
他的头发柔滑以极，黑油油的，跟其他男人那一头硬毛刷不可同日而语。当他笑而不语时，那张象牙色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
不难看出，第一次见面，项美丽便爱上了邵洵美——一位中国诗人，同时也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家族后裔。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生于1906年，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最高地方官。邵友濂的长子邵颐的原配李氏，是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1901年邵友濂过世后，由于后世继承人管理不当、挥霍无度等原因，到邵洵美作为长房嗣子继承家业时，已家道中落元气大伤。但邵家底子厚，依然家财万贯。邵洵美自小天资聪颖，少年时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七岁时，他被家里安排到英国留学。出发前，他与母亲盛夫人的侄女盛佩玉订了婚。
据说，当年作为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的邵洵美，是有名的文坛孟尝君：1928年，夏衍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介绍给邵洵美，他热诚相待，安排出版，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缺少路费，是邵洵美慷慨解囊，助其成行……
邵洵美的朋友圈，几乎囊括当年上海滩的文艺圈。1936年2月《文艺》杂志刊登的鲁少飞绘制的《文坛茶话图》中，主人位置的就是邵洵美。林语堂、茅盾、老舍、郁达夫、鲁迅、巴金……文坛大家们，全是座上宾。
可以说，正是因为邵洵美，项美丽开始走进中国学者、作家、画家的圈子，且在其中如鱼得水。
作家李辉藏有两册林语堂等人编辑的英文刊物《天下》（一九三六年），上面刊有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英译本。译者为两人，一位是项美丽，另一位是邵洵美（笔名辛墨雷）。在李辉看来，“这时距《边城》发表不过三年，是《边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可谓翻译及时，项美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而项美丽能够采访“宋氏三姐妹”，邵洵美同样出力不少：宋蔼龄早些年曾经做过盛五小姐的英文教师，盛五小姐是邵洵美的姨母、盛佩玉的姑母，盛七小姐盛爱颐则与宋子文有过一段爱情故事。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
很多人知道，1939年项美丽为采访宋氏三姐妹离开上海，预计写作3个月后再回来。但是与她当初来到上海一样，这次离开的时间也超出了预期，她与邵洵美的恋情也走向了终结。不过，高泰若通过调查发现，1936年春，项美丽与邵洵美的关系就已经陷入动荡，因为“她不愿再当一个中国诗人分分合合的情人，她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当盛佩玉生下第五个孩子时，邵洵美告诉项美丽，她可以随意去找情人，只要她还依然最爱他。只是，她已经不想再做他的情妇了。1937年7月，项美丽写了一部15万字的小说，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离开了她的中国诗人，爱上了一名叫肯尼斯的英国海军军官。在小说第一稿完成后，项美丽写信给海伦：“我想，不知不觉间，我越来越自立。在我等待洵美期间，我又成为自己的依靠，以及一个公开的单身汉……我的确爱那个小混蛋，但说实话，这就像用水银玩弹球一样，危险多过快乐。”
据说，在采访写作《宋氏三姐妹》期间，项美丽到达重庆后曾写信给邵洵美，希望爱人能到那里与她会合，而邵洵美的回信是：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
1939年11月，身在香港为传记搜集资料的项美丽，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查尔斯·鲍克瑟，并生下一个女儿。1945年11月，查尔斯与项美丽在纽约结婚。而项美丽与邵洵美再见面，已是1946年。
这一年夏天，邵洵美接受张道藩（时任宣传部长）托付，到美国购买电影器材。在纽约，他见到了项美丽，还有她的丈夫查尔斯。据说查尔斯当时对邵洵美说：“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答：“恐怕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听罢大笑起来，她说，这才是她爱的“可爱”的邵洵美。
1958年，邵洵美写信给项美丽。其时，两人身处大洋两岸，早已音书隔绝，项美丽并没有收到信。1968年，邵洵美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1995年，项美丽去世，终年93岁。 多年来，在很多人撰写的邵洵美与项美丽爱情传奇中，都试图突出强调男人邵洵美用自己的才华魅力征服了白人女主人公。如作家毛尖所言，“作者渲染了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也暗示了项美丽‘妾’的地位。”
但把项美丽藏在一场爱情后面，以此替换掉她的生命价值，显然对项美丽并不公平。董鼎山在《项美丽的传奇生涯》一文中就提到，项美丽“是位在时代上抢前了半个世纪的新女性。她不拘小节，不服世俗，对社会常规作叛逆性的反抗”。
李辉也提到，在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笔下，项美丽同样是一个奇女子。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杨刚，一九三八年时任《大公报》记者，借住项美丽寓所，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将毛泽东新发表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率先发表在项美丽编辑出版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 （《直言评论》）。邵绡红还写到，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之后，项美丽同意邵洵美的朋友、国民政府的一群情报人员，住进自己家中，不时与重庆方面电报联系，直到被租界警察识破，才紧急转移……
可以说，项美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女性，是主动承担命运的人。
当然，她对邵洵美的爱情也同样是真挚的。
按照高泰若的说法，项美丽其实一直都还爱着邵洵美。他在走访项美丽的女儿时，对方告诉他，项美丽没回中国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没有办法拿到签证。女儿在项美丽去世后，发现在她的皮夹里还夹着邵洵美的照片。
（本文内容参考引用高泰若《项美丽与海上名流》新星出版社，同时参考：李辉《美丽如斯——项美丽的中国故事》、李舒《有贤妻的人为什么还要泡小三》等）
责编 于靖园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