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人人都确信未来会更好
法国历史学家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她致力于20世纪法国政治史研究（王旭华 摄）“五月风暴是个高潮，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解决。”如今已经70岁的达尼埃尔·塔达科夫斯基（Danielle Tartakowsky）不认为自己是“六八一代”。
1947年出生的她是战后婴儿潮一代，她和那些五月风暴的参与学生同时期长大、上学，也信仰共产主义。1968年她正在巴黎上精英学校预科班，五月来临，全校都停课了，但她没有去垒街垒。风暴结束后，她从1970年到1984年在中学当了14年老师。此后她致力于研究20世纪法国政治史，从1997年起，她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执教。2012年至2016年，担任巴黎八大校长。她研究的主要领域涉及社会运动史、街头示威游行史以及政治危机史。
在专访中，她和本刊聊了聊50年后历史学界对五月风暴的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已经50年了，近年在法国，是否出现了对五月风暴的新学术研究成果？
塔达科夫斯基：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分别的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它们都是不同的。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最初10年，学者们还只关注巴黎尤其是在拉丁区发生的事情，回顾科恩－邦迪等学生领袖当时做了什么，并没有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的观察和研究。
第一部比较全面看待当年的书籍，并不是一部科学论述的论文，而是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一部随笔，叫《为十周年纪念活动和讲话做出的微小贡献》（Modeste contribution aux discours et cérémonies officielles du dixième anniversaire）。在这篇文章中，德布雷对五月风暴进行了正面评价，将它视为之后法国新自由主义的起点。那是他1979年写的文章，那时法国刚经历了第二次中东石油危机，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对五月风暴态度的突然转变。直到1999年，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合著《资本主义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以左派的批判视角，将五月风暴比作资本主义派来的特洛伊木马，认为美国自由资本主义通过五月风暴打入了法国。
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在进行研究，1988年，五月风暴20周年的时候，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头一次提出：我们已经知道1968年在巴黎拉丁区发生了什么，学生们干了什么，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当时巴黎以外的省市都发生了什么，工人们都干了什么。由此五月风暴的历史记忆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随后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一些学者关注五月风暴之前两年法国社会矛盾和罢工风潮。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则观察到在外省一些地区，运动之前大学生和年轻工人就产生了明确的交流与沟通。2008年时任总统萨科齐公开表示法国需要与五月风暴彻底决裂，虽然他的言论不会影响学术研究，但却是政治领域对五月风暴最激烈的一次攻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近几年针对五月风暴时期外省的记述书籍越来越多，还有大量讲述五月风暴参与者后来个人际遇的书籍。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不再孤立五月风暴，而是用编年史的视角看它前后10年发生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不同的语境下，人们对五月风暴的解读是否也不同？
塔达科夫斯基：当时各类阶级、各种思想流派都参与了五月风暴，而这些参与者们其实在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内部分歧，以至于后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定义也被讨论持续至今。“五月风暴”“五月事件”“五月运动”“五月危机”“全国大罢工”，不同团体对1968年5月份发生的事件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也代表着对它各种各样的解读。
如果我们拉开距离，从更广义的历史角度去看，我们会看到，尽管参与者内部分歧非常多，但那时所有人都相信世界需要改变，政治也需要改变，尽管变化的方向不一定一致，那时人人都确信未来会更好。我后来也参与过一些学术讨论会，我们很多专家在一起讨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当人们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的时候，五月风暴就算彻底结束了。
三联生活周刊：1968年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都发生了很多运动，从五月风暴的起因上来看，现在如何给它定性？
塔达科夫斯基：五月风暴其实属于一场国际运动中的一部分，而这场国际运动又有着明显的代际特点，是属于一代人的社会运动。我们知道60年代的西方国家，很多社会现象同时出现。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成年了，同时各国经济大幅增长，西方进入了当时广为诟病的“消费社会”。随着现代化的进行，教育普及，婴儿潮那一代接受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独立的青少年。这一群体大量涌入大学，1948年至1968年间，法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180%。西方各国大学里人满为患，显然无论学校还是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好接待如多的大学生。也就是在同时，1965年起，反对越战的运动逐步转变为政治运动。从北美和西欧开始影响到世界各地。
1968年的法国，那时新政权刚满10周年，而那10年法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高速发展。我会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理论来做出定性，他就是主要研究德国纳粹之前魏玛共和国历史的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Detlev J.K.Peukert），他曾提到过一个概念，“晚期现代性的危机”。通常情况下，历史上两个动荡时期中间会有一个间隔期，但1968年的法国却没有这个间隔期，两个动荡时期相连，于是产生了危机，我觉得用这个词来形容五月风暴最合适。
五月风暴发生前的两年里，社会冲突就已经在不断激增了。1965年法国政府通过的五年计划中打算于1968年7月1日取消贸易壁垒，正式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以完成法国经济的现代化。为了鼓励更活跃的自由市场，法国政府决定涨工资、扩大政府采购、增加企业竞争力，工薪阶层遭遇失业危机，而农民因取消贸易壁垒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政府还在酝酿一场大学教育改革，给予大学更多自治权利，引入竞争体系，提高入学标准，这也引起了很多大学生群体的不满。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五月风暴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大学生还是工人？
塔达科夫斯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5月10日学生发起的街垒之夜为“危机事件”，那晚460名学生被逮捕，367人受伤。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危机事件”指的是“本应正常开始并终结的诸多历史事件，最终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广泛的危机”。
街垒之夜引发了5月13日全国大罢工所有占领和示威运动全都以言论自由和个人主义为名，法国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梅米（Dominique Memmi）将这种占领运动称为“近距离控制危机”。由此，整个国家陷入停滞和瘫痪，所有国家机关都丧失了运转功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学生们才拥有了自由的空间持续进行游行示威。因此至于学生还是工人是五月风暴主体，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工会发起的全国大罢工，巴黎学生们组织的街垒之夜也不会成为“危机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说，虽然五月风暴没有获得直接的成功，但它的诉求在接下来几年中都获得了实现？
塔达科夫斯基：其中一些诉求确实实现了。为了赢得选举，戴高乐把工资提高，使男女薪资更加平等，使年轻人工资提高，重新组织大学，让更多年轻人获得上学机会。虽然戴高乐最后下台了，但接下来五年里法国连续不断地进行法律改革。1971、1972年，德斯坦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开放政策，将选举权最低年龄降低到了18岁，通过离婚法案，自愿人工流产法案，取消法国广播电视办公室以结束电视广播垄断，我们看到的是右派政府不断进行开放改革，顺应潮流，直到后来十月危机出现，法国政治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三联生活周刊：那如何总结五月风暴对现代法国社会的遗产呢？
塔达科夫斯基：50年过去了，然而这50年并非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轨迹，全世界的经济基础变了，科技变革，政治也变化了，苏联解体了，所以我很难明确说出如今法国日常生活中哪些是五月风暴的遗产。当年我们每个人参与的方式不同、立场不同，随着时间推移，五月风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很多人说，五月风暴之后，女性主义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但其实五月风暴的领导人都是很男权主义的，他们对女性也不够尊重，以我当年自己走在街头的印象，以及后来的很多历史照片中，参与运动的女性并不多见，还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很难说女性通过五月风暴直接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至于个人主义的地位，以及性解放，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不在纪念五月风暴这个语境下探讨，我会说我获得了更多言论自由。但法国特别喜欢搞纪念活动，然后将五月风暴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其实后来法国还出现了很多政治运动，可以说，五月风暴当年将很多社会问题推向了一个高潮，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50年过去了，想象中的五月风暴与真实的五月风暴是否存在冲突？尤其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历史的年轻人们来说。
塔达科夫斯基：如果我跳出纪念50周年这个语境下来谈五月风暴，尤其我又作为一位大学里的历史学者，离开纪念语境越远，我越觉得五月风暴对现在的影响很小。社会学家玛丽-克莱尔·拉瓦布尔（Marie-Claire Lavabre）专门研究不同类型的集体记忆，她说过，历史事件确实需要每五年十年进行一次纪念活动，媒体们也会追随热度每五年十年用封面报道重新回顾历史。
最近巴黎又开始了大规模游行，法国国铁和法航罢工，学生罢课、占领教室、封锁学校，巴黎街头被涂上了纪念五月风暴的标语，写着“我们要继续”。这就形成了并行的两种记忆，历史记忆和想象中的记忆。其实今年在巴黎的游行示威与五月风暴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相似性，五月风暴的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但想象中的记忆有时比历史记忆更强大。好比近年雷恩的抗议者也磊街垒，大家只会嘲笑他们，但如果巴黎的抗议者磊街垒，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巴黎悠久的示威传统。
这一点在1936年人民阵线运动每次的周年纪念活动中更加明显，随着时间推移，如今人民阵线运动早已褪去了它原本的政治内涵，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符号。而五月风暴还没有成为完全的文化符号，但10年之后，不好说。无论如何，我不觉得五月风暴的记忆还会直接对现在的社会进步有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六八一代”吗？
塔达科夫斯基：其实我并不清楚大家说的“六八一代”到底是什么人，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这些人中，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并不属于“六八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毛主义者、工会成员，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六八一代”。
因为整个事件是被媒体充分引导的，情境主义国际喊出“街垒底下是沙滩”等口号，摄影大师们拍的游行照片、巴黎美院制作的抗议宣传海报，还有五月风暴之后的《太凯尔》杂志，这些元素都将这场运动符号化，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与警察对峙的照片当时立马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了影响力，大家开始使用“六八一代”这种说法。
就像当时科恩－邦迪说的，1968年这一代确实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但实际上每个人创造的新东西都不一样。我觉得真正给予这一代人共性的就是1968年这一时间段，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经济在变，正好那一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法国有着悠久的游行抗议示威传统，但似乎五月风暴成了法国现代史上游行的最高峰，是否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法国游行史上的一个参照标准？
塔达科夫斯基：街头游行示威长久以来在法国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成了法国的特色。自50年代以来，法国人开始用“manif”这个“小词”来指称抗议示威，抗议示威不再代表革命，也不再会对政权制度起到推翻或建立的作用，甚至成了革命的相反面。
尤其是1934年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以及1968年的五月风暴，两场示威分别开启了危机，又在随后为危机找到了出路。这两场重大危机都并非制度危机，共和制在这两场危机中都存续下来。可以说，这些抗议示威反而有助于人们在现有的政府管理体系下解决危机，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期，抗议示威成为拥护共和国这一社会共识的表现方式之一，正是也只有通过游行示威，反对意见才能够得以表达。在1968年之后，法国游行示威数量急剧增长，60年代巴黎每年会有差不多50次游行，90年代达到每年上千次，现在则为每年2000次。抗议示威成为质询政府的一种常规方法，甚至扮演了自发性全民公投的角色。
然而从2003年开始，游行在法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曾经的作用，再也没有任何政府提案因示威游行带来的压力而被取消。游行示威的起因不再是曾经的“危机示威”，人们无法突出矛盾并在短时间内将其公开化，更多新游行的起因是对代议制政治体制衰败的不满。由此游行不再具有以前实证主义历史观，新形式的游行展现了现时主义（présentisme）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