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纵之才
大师级美术家,一般有过人才华。张大千对形色的记忆力、感受力超凡。他看过很多真画,且记得住,连细节都记得住。他担任过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指导教授,担任过中国古书画出国画展审定,琉璃厂收的画总要请他鉴定了才放心。他收藏极精极多,眼力非凡,在鉴赏上曾说过一番很不客气的话:“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在《大风堂名迹》序言中,大千自称“一触纸墨,便别宋元;间抚签賱,即区真赝”。1957年,台北故宫精心挑选出了一套《故宫名画三百种》,就被张大千客气地挑出十八张“小有问题”的作品。这一方面有赖于民国故宫开放,古画流动也较古代方便,古人不可能有今人的条件,亦如其自称“惟(余)事斯艺垂五十年,人间名迹,所见逾十九,而敦煌遗迹,时时萦心目间,所见之博,差足傲古人”;另一方面,大千过人的眼力、记忆力的确为画史罕见。
也因为有这种天生之才,故张大千在仿古上亦独步古今。张大千对古代各家各派的特点分析到让人吃惊的地步。宋元以来各大家的作品,他可以做到一眼就能分辨,对石涛、八大山人更是心领神会。只要看八大山人的签名,张大千就能大致判定出那是其何年的作品,出入不会过三年。他画石涛,连松针用笔之起笔收笔的位置顺序都有研究,且不说用清代纸仿清人画,用清人印泥钤仿清人印章,叫后之鉴定者何以入手?
张大千临摹敦煌的壁画,其研究之精微,记忆之精准,也让人叹为观止。至今收藏于四川博物院那551件张大千及门人临敦煌壁画成品及粉本堪称精细入微。张大千曾自夸:“别的我不敢讲,但是我在敦煌临了那么多的壁画,我对佛和菩萨的手相,不论它是北魏、隋唐,还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宋代、西夏,我是一见便识,而且可以立刻示范,你叫我画一双盛唐时的手,我绝不会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来充数。”也正因为如此,张大千仿古的神奇故事很多,如直接骗了黄宾虹、陈半丁这些鉴定大家,绘声绘色,极为生动。故事归故事,但一幅《溪岸图》闹得中外鉴定界沸沸扬扬却是近些年的事。明明五代时期的作品,美国一些美术史家及鉴定专家一口咬定这是张大千制作的假画。至今有传说,国外各大博物馆藏中国古画中,有不少就是张大千造的假画。可见张大千仿古的本事在今天已被夸张至神话级别,也让人从侧面看到张大千在鉴古仿古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
集传统之大成
正因为有天纵之才,再加上强烈的好古兴趣,张大千在继承传统上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卓绝成就。徐悲鸿夸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什么“第一人”?集古之大成的第一人。那是徐悲鸿在1936年张大千38岁时为其画册写序时说的话。此话不胫而走,以为大千地位之定评。其实,此阶段仅为大千艺术道路上之第一阶段,即集古之大成的阶段。上世纪40年代初大千去敦煌考察近三年,此后风格大变,为第二阶段;40年代去国外,创泼墨泼彩,扬名世界艺坛为第三阶段,也是其艺术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但悲鸿慧眼,仅第一个初始阶段就已为其定位到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崇高地位,其实乃佩服其在传统继承上罕见的才气。从现存作品看,唐宋元明清名家之迹,不论院体或文人画家之作,无不摹习;画工画、宗教画,乃至一些时髦的时装美人画他也画。加之从故宫藏画看到民间收藏,最好之作甚至不惜重金以收之(如已成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韩熙载夜宴图》),加上敦煌摹写研究近三年对宗教画的了解,张大千可谓在中国古代绘画领域作了全方位深入的研究与继承,然后集其大成而自出己意,并已有难得的创造。徐悲鸿或许早有洞察,故在序言中历数大千广泛的继承后说:“其言谈嬉笑,手挥目送者,皆熔铸古今;荒唐与现实,仙佛与妖魔,尽晶莹洗练,光芒而无泥滓。徒知大千善摹古人者,皆浅之乎测大千者也!”当大千经历敦煌洗礼和国外游历而以大泼彩再创辉煌时,悲鸿之论,不亦有先见之智乎!
耐受寂寞的毅力
这种超乎常人的杰出之处,还表现在张大千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对寂寞的耐受力和不惜吃大苦的毅力。张大千20余岁就以天才画家的形象在上海脱颖而出,故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极好。而且他也喜欢热闹,家里总是宾朋盈门。但即使如此,张大千没有一天停过他的画笔,在与朋友的交谈嬉笑中作画,是张大千的创作常态。最能看出张大千为艺术探索而自甘耐受寂寞的,是他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20世纪40年代初,敦煌既无公路又无旅舍,既无电又无煤,戈壁沙漠气候,夏天炎热冬天严寒,连石窟前一条小溪水也是咸的,加上狼群出没,土匪横行,从县城去石窟得骑马骑骆驼。张大千为了研究敦煌艺术,一家人连同门人捡柴种菜,三十里外驮水运柴,一次从敦煌骑骆驼去榆林窟,路上只能在荒野上露营,遇狼群,差点丟命……其艰苦之至今人难以想象。此外,他还花掉了五百条黄金的巨额费用以致负债累累。如此坚持近三年时间,仅仅为了研究艺术!这种在艰苦中的坚持,这种一心艺术耐受寂寞和吃苦耐劳的罕见毅力,在古今美术史上亦难寻。影响后世的创造力
不论是天纵之才,仿古之能,专精之力,必须要形成巨大的无穷无尽并深刻影响后世的创造力才有意义。以此看张大千,则以全方位继承传统并集大成为首要成就;作为第一个系统研究敦煌的中国画家并因其宣传介绍而引致国人的重视,“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陈寅恪),此乃当代文化史之重大贡献;而吸收宗教艺术于文人画,融色彩于水墨,实因敦煌艺术之开发而至大千本人艺术及艺术界之大变化;至于大千晚年因目力减退,乃以其巨大才气,将错就错,创大泼彩艺术,又为中国画艺术开一新生面。当然,如再加上其才情之丰,修养之厚,兴趣之广,游历之多,收藏之富,题材之博,技艺之精,风格之变,结构之繁,气象之大,则张大千真可谓为中国古今画史所罕见。就凭张大千85岁临终绝笔,竟是一幅长约10米、高约1.8米技艺复杂的巨幅大泼彩山水《庐山图》!仅此一举,中国美术史上又有几人?
天才加勤奋加毅力,再加甘于寂寞的不停探索,而成非凡创造力并深刻影响后世,乃大师形成之必要条件,张大千堪为典型。以此观之,当今画坛如若重炒作不重才气,重花样新奇不重传统积累,重轰轰烈烈不重寂寞耕耘,甚至重官阶地位不重创作实绩,则要再出张大千,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