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涉及到“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人本（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心理）”等经济社会的全领域、全过程、全周期、全产业、全链条，既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复杂系统工程，也是有效应对中美贸易博弈的关键一环。唯有以“能力体系建设”为全程保障，始能全面激活农村资源，破解资金、人才和乡村治理三大难题。
乡村振兴的追本溯源
在中国,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复兴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启蒙为实质，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发起和推动了中国农村近代社会发展史上一次构思宏大、领域广阔、时间持久、影响深远、十分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于今日的乡村振兴仍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尽管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民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在现代农村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强烈利益驱动下，知识精英群体总体上是在一个只注重经济利益的体制和氛围下成长的，普遍丧失了过去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或者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大爱情怀、献身精神以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缺乏改造农村社会的主动性，以至于过往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常常流于形式主义，既形不成合力发展，也缺乏一个好的公共政策环境，甚至为了解决财政和税收问题，部分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地圈占农村土地用于城市扩张。这不仅加剧了城乡二元分立，更给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安全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因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以实现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7月5号做出的重要指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乡村振兴能力体系建设的重点、短板与弱项
依据中共中央对新时期乡村振兴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目标要求，乡村振兴的能力体系包括产业与技术、生态与制度、文化与教育、人才与组织、资本与资源五个层面内容。其中，作为提升农村生产力的根本，产业与技术是重点；生态与制度、文化与教育是短板；人才与组织、资本与资源是弱项。
推动农业的全面升级需要把主导产业与核心技术留在乡村。要致力于通过全产业链设计、全价值链融合，按照“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原则实施农地、林地、宅基地流转和土地整理，流转和盘活的建设用地和农林业用地依规纳入土地储备，推进农业与“食、药、养、健、文、教、游”等产业深度融合，充分满足产业与技术，资本与资源落地乡村的建设用地和农林用地需求。为了把主导产业与核心技术留在乡村，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要通过创新建立合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共享机制，以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以公司加地方专业投融资平台、公司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加专业合作社等联合投资形式搭建创业创新的事业平台，让产地初加工和综合深加工利用工厂落地乡村，把税收留在乡镇，吸引四面八方的外出打工人员返乡就业，实现企业、村民、政府、消费者的多方共赢。
实现农村的全面进步需要补足生态与制度、文化与教育的短板。任何制度都是由生活在那个制度中的人们自己造就的。好的制度可以使恶人不敢作恶，让坏人变好、好人变得更好。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制度保障的乡村建设似无根浮萍，而文化与教育的缺失则直接导致科学落后、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加剧。
为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落地实施，在补齐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态与环保、政策与制度、公共文化教育与服务体系短板方面，建议要聚焦探索和建立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从满足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与组织振兴需要出发，按照“财政扶持资金变股金”原则，将包括小流域生态治理、农村基础设施、村寨撤并改造、扶贫等在内的财政资金集合使用、以奖代补，引导工商资本把农村污染防治、乡村清洁能源改造、经济环境重建与培育乡村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链接，建立符合绿色发展原则，多因子、多层次，结构与功能复杂的乡村振兴能力支撑体系。
推动农民的全面发展需要人才与组织、资本与资源的支撑。综观国外发达国家发展农村的经验，都高度重视农村的人才与组织、资本与资源支撑体系建设。以与中国农业高度相似的日本农业为例，在日本政府的人财物等力量支持下，日本农村采用了以农协为主导的合作化发展模式，由农协通过其遍及全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联合分散农户形成农业集约经营，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的几乎全部份额，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上使小农户同大市场实现无缝对接，既能够避免市场风险、又能够在有效阻止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需要着力发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农村生态宜居，让村民自觉树立绿色生产意识，让食材安全营养、让中药材安全有效，实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繁荣发展。这有赖于政府、行业协会、科研、产业、金融、智库等机构的有效合作和多重介入。
构建以农民合伙人为特征的共享型乡村振兴平台组织
组织由来已久的命题之一，是它只为目标而存在，即组织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目标。包括联想、恒大等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为什么普遍面临亏损？这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意识到“农业是与活的生命体打交道”，也没有看到“组织目标正从工业化时代的层级化固化结构到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化开放结构转变的这样一个变化趋势”。这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面对缺乏基本职业素养的农民群体，工商资本必然在“孩子只能自己养的残酷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其二，务农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接受新技术、新观念的意愿和能力也越来越弱。其三，过去的组织边界是固化的，固化在传统雇佣关系的沉闷中。以致于由工商资本按层级化固化结构建立起来的小规模生产格局，被由“极高效率、高度自由”小农共同建立起来的规模化大生产所淹没。
时代已然发生变化，伴随互联网发展迈入5G和区块链时代的趋势是个体价值在崛起。在工业化时代的工业领域，组织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目标并服务于个人；这表现为人人为组织服务，组织对人人支付报酬。而自从中国农村发展由以人民公社为中心的一个极端走向以家庭承包为中心的另一个极端，不仅食品安全和三农问题就自此阴魂不散地困扰着中国人，而且大规模流转土地的“工商资本+农民雇员”模式也陷入死路。这不是单纯的职业农民教育能够改变的。
因此，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一个极复杂而广泛的系统问题。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项关注城乡和谐、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的身心健康的相当广泛的社会运动；其组织建设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共建、共营、共享”打造一个网络化、开放的、大家可以在里面自由创造的平台。这个平台表现为：其一，平台设立的目标是为了吸引知识精英回流乡村实现个人价值，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人格目标并服务于个人；表现为平台为人人服务，人人对平台贡献价值，从而为乡村振兴的任务落到实处提供组织上的人才保障。其二，平台建设的关键是建立以农民合伙人为特征的全产业链一体化体系，目的是为了将乡村振兴变成农民自觉自愿行动，实现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农业品牌要素共享化、农民组织要素平台化。
共享型乡村振兴平台组织建设的关键是乡镇机构改革
一方面，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全面实施和农业税取消，以及企业进城市工业园区，再加上驻村干部制度，现有的乡镇干部已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因农村产业空心化导致村集体缺乏经济收入来源，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际实施情况看，村委会主任选举多流于形式，或是实际由少数人操纵，或是实际由家族操纵，造成党的基层政权和政策虚化。
中国农村是国家最重要的基层政权之一，客观需要让政府在改造农村社会中发挥主导推动作用，需要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力政治渗透。建议取消现有的驻村干部制度，聚焦农村产业体系建设，把严重过剩的乡镇干部直接派驻到村上长期任职，变干部短期驻村为长期驻村。这一方面提高了驻村效率，加强了村一级行政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准确监督和考核乡镇干部业绩。而为了防止驻村干部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可变现驻村干部制度为驻村监督制度，对驻村干部进行必要的督导和指导。
乡镇干部长期驻村制度的实施，既精简了乡镇编制，又能够紧紧围绕中国政府在农村工作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务，让乡镇干部深入农村组织农民，补足乡村振兴的人才和组织短板；还有助于让乡镇干部和广大农民找到幸福生活的新目标、新理念，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基层村政权建设。同时，还不增加国家干部总数和财政负担。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高乡镇干部长期驻村、努力增加村集体积累的积极性、主动性、合作性和创造性，可激励驻村乡镇干部通过招商等方式创立村合作经济组织或村集体产业，并允许长期驻村的乡镇干部从村集体产业的留存利润中获取合理报酬或补贴。
加强乡村振兴能力体系建设的目标是让乡镇与村级基层干部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在促进农村建设和发展中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既促使乡镇干部与广大农民在合作中建立自尊和互敬，激励大家靠劳动和诚信有尊严的获得报酬，发展了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贫困的识别成本和扶贫执行成本，也使大家学会互相依靠、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