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的“七宗罪”
近两年，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问题以民粹政治形式迸发，发展中国家努力寻求继续增长的政策和国际空间，而欠发达国家在去全球化潮流和科技革命的冲击下疲于应付。在这种时刻，精确和敏锐的观察诊断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极为重要，而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新书 ——《直言不讳谈贸易：如何打造一个明智的全球经济》(Straight Talk on Trade: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 对当前形势作出了清晰缜密的论述。这本书看似关于国际贸易，其实包含了全球经济中大多数主要话题。全球经济秩序在满足各国人民的需求方面表现出种种不足，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全盘推翻这种秩序，哪些需要改进、如何正确改进，正是这本书对全球经济改革议程的讨论。
此书围绕经济发展、国家主权、民主政治、社会协调等方面展开了详尽的论述，以下将书中的几大论点总结为世界经济中的“七宗罪”逐一列述。一是点明全球发展进程中哪些领域出现了失衡，二是将各个失衡领域的主要矛盾展现出来。
重全球治理，轻国家政策
对于全球经济中的大部分问题，学界共识似乎是没有什么是更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合作不能解决的。国际贸易方面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工人权益有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收支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再成立一个“国际某某组织”来应对。
罗德里克对这种一边倒的观点持坚决反对意见。除了传染病、气候变化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需要更多国际合作来解决以外，其他很多问题——不论是金融稳定，还是食品卫生标准——主要负责方和政策制定方都应该在主权国家。一个国家的地理、文化、历史等原因决定了某些制度的形成和政策的制定存在国别差异，而强制要求更多的国际一体化，既缺乏合法性、可监督性、灵活性，这种进程又容易被跨国企业或银行等利益方所绑架，伤害各国民众的利益。而当出现问题时，出面兜底的往往是各国政府。正如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所说，跨国银行在活着时是世界的，而在死亡时则是国家的。
国家不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壁垒，而是从目前困境中拯救全球经济的希望。
重效率提升，轻结构转型
抓带头企业，促生产力增长，创国际品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的策略。这种偏好似乎没有问题，但它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一些国家的发展不均衡。
从经济结构来看，发展是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建立和打造新兴产业，还伴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向这些产业转移，这两个环节缺一不可。以墨西哥为例，21世纪前10年，大企业（500名员工以上）劳动生产率每年以近6%的速度增长，而在较小企业中，劳动生产率则不增反降。与此同时，雇佣于小企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从39%增长到了42%，即使大企业表现突出，依然难以扭转整个国家增长缓慢的现实，大多数劳动者无法享受局部生产率增长的果实。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增长集中在能源或原材料等少数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批非洲年轻劳动力难以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出现了“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现象，专家们所标榜的非洲人口红利效应也可能因此夭折。
在当前科技变革危及人力劳动的环境下，维持和创造就业，保障和支持居民收入，相比于提高生产率来说需要提升到更高的位置。
重自由贸易，轻公平贸易
曾几何时，公平贸易被认为是保护主义的挡箭牌。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限制与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近些年来，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以及主要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现实似乎把公平贸易的考量暂时挤到了一边（如图）。
但最近部分发达国家民众的不满和如火如荼的贸易战表明，贸易的公平性是难以绕开的话题。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贸易（尤其是不同的劳动法、环境标准、市场规则），让本国（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公司和劳动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甚至不公平地位，既有的社会契约被打破，市场规则受到冲击。而由于跨国企业能够相对容易地转移生产活动，绝大部分负面影响都由本国劳动者和公共税收承受。
要让各国持续保持开放以及在贸易中获益，贸易的公平性迟早会是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
重福利，轻创新
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这些年来相对自如地应对了全球化以及科技变革带来的冲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些国家在福利、社会安全网、教育、技能培训、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说得夸张一点，“福利国家”模式驯服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波动性和破坏力。
但随着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到来，尤其是越来越多“劳动力替代性科技”(labor-saving technologies)的普及，世界各国需要再一次自我革新。这些新技术通常伴随着较大的社会效率提高，但也直接威胁到一些企业和劳动者的短期利益。同时，从已经出现的科技创新成功案例来看，成果和收益仅仅被一小部分人（部分是科技巨头员工，更多是公司股东）获取，绝大部分人只是从消费角度获得相当有限的利益。
其实，不论苹果还是特斯拉，都在创立初期获得过美国政府技术和资金的支持（苹果公司的某些核心技术甚至曾是美国国防部的项目），但当这些企业取得商业成功后，政府这个天使投资人则分文难取，甚至连本该征取的税费也拿不到。此书响应玛丽安娜·马佐卡托（Mariana Mazzucato）关于“创新国家”的倡议，认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都离不开政府在投资和创新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重制造业，轻服务业
对于仍未实现工业化的欠发达国家来说，东亚模式一直是其奋斗目标和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但如今全球化势头的转变、科技变革以及“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的趋势，对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打出了问号。
制造业在各个行业当中的确是独特的。它不仅是众多产业中极少数呈现收敛(convergence)特征的产业，让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靠拢，而且能够依赖于巨大的全球市场，不以强劲的国内需求为先决条件。另外，前沿国家已具备的技术和蓝图对其他产业具有积极作用（正溢出性和外部性），以及能够吸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特性，几乎让制造业成了经济的引擎和发展的法宝。
然而，种种趋势让欠发达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制造业的前景十分黯淡。东亚国家制造业曾经雇佣超过本国30%的劳动力，而近几年，其他一些国家的峰值制造业就业比——巴西的16%，墨西哥的20%，印度的13%——都对通过制造业谋发展的前景打出了问号。更多国家需要把重心放在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上。
局部改革和针对性政策，如出口补贴、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对制造业有较强刺激作用，而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啃硬骨头”，更加全面的配套政策、基础设施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是服务业广泛繁荣的前提。
重“刺猬”，轻“狐狸”
与其说这一条是世界经济的“罪”，不如说更像是经济学学科的“罪”。
罗德里克在《经济学规则》(Economics Rules) 一书中就曾提到，经济学并非只有一个模型，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有着多种模型。模型的建立是一门科学，而模型的选择和使用是一门艺术，与物理等学科的模型“纵向”发展不同，经济学的模型通常是“横向”发展，进而丰富经济学家对复杂世界在具体情况下的认识。经济学科以及政策制定者过分强调某一种模型，而忽略实际情况，导致了过去一些灾难的发生（例如盲目监管和秉承有效市场学说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同时追求很多不同的事物，但刺猬却能把多个事物涵括为一个中心系统。发达国家似乎多有相似之处，而欠发达国家却各有各的现实。不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华盛顿共识，还是不加限制的资本开放，当前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界也许的确是教条主义太多而对症下药和因地制宜太少了。
重利益，轻理念
政治学的分析常常是通过某个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来推断他们的诉求和行动，进而预测或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或合纵连横，或田忌赛马，通过利益的合作、取舍和交换，各方尽可能使自身目的达到最大化。决策主体的利益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如果进一步审视这种分析框架，便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从哪里得知你的核心利益是什么的？凯恩斯曾说：“自以为不受知识分子影响的‘实干派’，大多不过是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这种观点强调了“理念”(idea)的重要性。
不论是对我们自身身份和追求的认识，对世界如何运转（世间的因果关系或世界观）的理解，或者是对我们能通过何种工具和途径达到目的的认识，理念都影响着决策主体的行为，同时又是可以被改变的。十月革命带来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理念，二战后建立开放的国际秩序是一种理念，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掀起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理念，通过凯恩斯主义理论稳定宏观经济是一种理念，利用“双轨制”建立国内市场以解放生产力更是支撑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念。理念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无形地影响着我们的取舍和行为。
在世界经济合作空间似乎越来越小的今天，一种“宿命论”(fatalism)笼罩着世界各国，诸如“你的繁荣建立在我的萧条之上，你的进步意味着我的退步”的“零和游戏”氛围弥漫。而明确理念的作用，或将让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豁然开朗。未来只会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理念所伴随的“可能论”(possibilism)大大拓宽了基于利益的分析框架和政策空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并非改革当中难以逾越的障碍，经济发展和政策创新都可以更好地利用理念所带来的格局改变。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把学者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作者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