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周天勇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了中高速增长，未来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压力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要求，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尚属首次。怎样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获得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日前，《中国经济报告》就中国增长放缓的深层次原因、增长面临的困境、需要怎样的新思路、进行什么样的改革等问题，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进行了专访。
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报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8%。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与6月份持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6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2018年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增速比1-6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
在10年时间里，中国GDP增长从2007年最高时的14.2%，下降到了2017年的6.9%。除了众所周知的“新常态”外，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引起了国民经济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变化？
周天勇：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高负债形成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内在成因。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内面临问题的积累和向外转移，以及膨胀的民粹主义政策研究者、学者和舆论的推波助澜，特别是美国国内有关世界领导地位、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争论和基本共识，形成了今天中美非合作性的经济博弈。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对于中国的平稳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经济报告：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你如何看待通过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法？
周天勇：从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的思维看，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增加的产出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产出之比。其实，余值由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改善两部分贡献组成。越是发达的国家，技术进步带来GDP的余值部分越多；而越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素配置改善带来GDP的余值部分更大。这是因为越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越接近完成；越是发展中国家，越是一个由二元结构转型的国家。
从全要素生产率余值来源原理看，假如一个在农业中就业的年收入只有5000元的劳动力，转入年收入在30000元的非农业中，在一个国民经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增加的25000元，就表现为劳动力配置改善形成的余值。因此，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通过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被忽视。
中国经济报告：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审视，高速度往往与高质量联系在一起。一项对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GDP高速增长的阶段，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阶段。但是，从一些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果看，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时正时负，大部分研究都得出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高、技术进步效果差、资源投入消耗大等结论。这是为什么呢？
周天勇：如果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要素价值体现和要素流动体制的安排，存在着许多障碍：人口迁移实行城乡和地区间的户籍管制；进城的农民工人口得不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均等准入和公共服务；农村的土地要素不表现为价值，或者价值扭曲，土地要素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城镇，也不能在农村和农业内部较为顺利地优化配置；城镇的资金向农村和农业的流动，也存在着土地要素不能信贷抵押和不是合法投资资产等体制障碍。
中国经济报告：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的结果看，自2012年开始，GDP的余值部分又呈现为负数。于是又有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猜测技术进步慢和资源消耗多是主因，是技术进步退步了吗？是能源、原材料消耗增加了吗？是城镇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吗？是管理水平降低了吗？
周天勇：从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加速替代劳动力的工艺和装备，从2012年来每年降低的能源消耗，从制造业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等实际看，学术上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研究结果可能与这些直观的事实不相符。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周天勇：许多学者在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容易忽视人口规模、增长和结构等变量。在经济主力人口不断动态减少时，居民总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相应收缩，给以往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形成了要求其不断出清的压力。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假设，我们用历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上行，或者负增长年份中，其居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动态变化，以及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分析，得到计量上的证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在经济主力人口增长上行时正确；而在其增长下行时，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一国在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假定也是不成立的。国民经济消费需求的损失可以由劳动力流动受阻，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而造成。我们可以用前述同样的思路来观察，将人均GDP发展水平，与目前和过去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得到中国应有的动态城市化水平。按照应有城市化水平与实有城市化水平，根据城乡不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之差，计算出城镇化受阻造成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能力损失。
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报告：你前面多次提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因人口变量和收入差距因素，相对地导致生产过剩。这一格局是否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该影响又是如何传导的？
周天勇：我们可以用工业增加值除以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办法，将工业品生产产能过剩规模计算出来。与前述两种消费需求损失总规模对应，加上中间品需求的相关损失，我们就可以从计量的视角，看到整个宏观经济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当然，中间品需求变动的基础变量，还是最终消费需求的变动。
实际上，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收入差距造成有支付能力消费的需求不足时，原有的产能不能被充分地利用，这样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其退出有粘性）的投入都变化不大，但是产出却相对减少了。这部分损失，应当定义为由于要素不能被充分利用而形成的负余值。
还有一个分析方法方面的考虑，即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的转型中国家，人口和要素在城乡间的不断流动，特别是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动能。因而，忽视这种特殊性的一元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其实不反映中国实际投入和产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性质。
中国经济报告：那有没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模型？
周天勇：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是构建和分析城市或者非农业要素模块和内部结构，也需要构建和分析农村或者农业要素模块和内部结构，还要观察两模块之间要素流动和配置变化与产出变动的关系。
这样，我们在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时，从要素配置效率看，当劳动力要素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较快，投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时，GDP 余值部分比率就高一些；反之，则 GDP 余值部分比率就会低一些，甚至为负数。从要素利用效率看，当国内需求大于供给，或者出口需求能够平衡国内产能，产能利用率高时，GDP 余值部分的比率就高一些；反之，则 GDP 余值部分比率也会低一些，甚至为负数。基于这样的相关性，观察外出农民工增长、工业产能过剩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数据的回归，可以得到符合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的较为靠谱的验证和解释。
中国经济报告：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式的最大优势在哪里？
周天勇：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式、逻辑和过程的改进在于：一是将TFP余值明确地分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两部分，而效率又分为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效率；二是将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的分析，放置在一个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的循环系统之中，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和产能利用率不足，也会造成投入产出的负余值；三是考虑中国是一个由二元结构转变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将总量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调整为按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模型，以及二者之间要素流动变化等方面的分析。
中国经济报告：那么，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症结在哪？
周天勇：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症结在于：（1）要素流动梗阻造成配置效率损失。户籍管理、城镇公共服务、农村土地产权及配置等体制改革的滞后，阻碍了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造成了经济增长中巨大配置效率的损失；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清和不能交易，土地没有增值，全要素生产率也就不会因此而提高。（2）产能过剩、要素利用率低造成产出损失。城乡间要素流动不畅形成财富和收入差距，导致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使城镇中制造业产能相对过剩，又造成了要素投入利用效率损失，即负余值。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上述两大症结有何政策建议？
周天勇：首先，疏通城乡区域和模块间人口和要素流动的淤堵及梗阻。废除户籍制度、城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住宅供应低成本化、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明晰确权、城乡土地配置公平和市场化、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年期至少200年等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强经济增长动能的最重要方略和举措。
其次，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缓解生产过剩，提高产能利用率。不是仅仅通过“去产能”等消极的办法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而是通过推进旨在疏通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一系列改革，着力提高农村常住人口和城镇非户籍居民人口的收入水平，使他们具有消费能力，据其消费结构和层次，重点扩大其对制造业产品的购买规模，创造制造业市场需求的宽松环境，延长工业化时间，消除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增强国民经济增长动能。
如何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报告：在国内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方面，除了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外，我们也遇到了深层次城乡二元模块间要素流动的梗阻。如何做才能保证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周天勇：基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需要以内向为主，实施改革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扩大内部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强国内制造业产品的购买力，平衡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时间，以促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其中进行大力度的具有突破性、逻辑性、系统性的改革，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首先，最为迫切的是，通过减税降费改革稳定住国民经济形势，不要使国民经济继续收缩。最重要的途径是真正减税：切实下调社保费率，大力度降低企业融资、运输、能源和用地等成本，缓解企业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格局下利润摊薄和大面积亏损问题，防止因企业税负不能向需求转嫁而发生倒闭潮，保住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不过快转移和收缩。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稳住就业创业，维持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过于收缩，支撑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行。
其次，通过户籍等一系列改革，启动和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战略。城乡之间要取消和改革户籍门槛体制，城镇中要为新进的迁移人口提供真正的市民待遇。要让拟向城镇迁移的农民，能够通过土地交易、入股和出租获得财产变现或者分红收入，有能力进得去城镇。推进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使人口、劳动力、资金在城乡间双向开放、流动和盘活，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中低收入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至少能够支撑和带来1-1.5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再次，进行突破性的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实施以产权清晰安全稳预期，土地生活及生产资料转资产吸收货币资金稳金融，引进资金、繁荣产业和规模经营稳就业、稳粮食，增收入和强内需稳增长的战略。在土地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土地财产使用权分归农民；土地使用财产权确权年期至少延长到200年。农村居民进城居住、上学务工、户籍迁移，土地使用财产产权并不随之丧失。集体所有的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和同价，统一城乡土地市场，政府征用限制在公共用途范围并按照市价征收，其他非公共用地一律到土地市场上通过公平交易获得。以土地产权改革为基础，增加农村就业，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和财产性收入，限制囤地炒房，形成一批良性资产。这样，可望达到稳就业、增收入、稳金融的目的。这项突破性改革若实施，将会带来1.6-2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最后，需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模块，调节水资源地区结构再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以扩大发展空间，寻求和换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水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资源。中国未来发展中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短缺形势严峻。水资源不仅总量短缺，地区分布更不平衡。如果通过多种和综合的方式改变水资源的地区分布，华北和西北增加7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供给，并推广节水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实施水循环利用，就能在现有31.13%的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占7个百分点的土地，22.85%的牧草地中改造改变3个百分点土地的用途，就可扩大10亿亩耕地、3亿亩林地、1亿亩园地和4000万亩城镇工矿交通水利用地。这样，可以形成新的人口和要素模块，扩大发展可利用的国土空间。
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则是水资源供给侧区域结构调整，再造新的要素模块，以此来扩大可利用的国土，转移现在模块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吸纳城镇中溢出的资金，通过提高城乡模块的劳动生产率，倍增居民收入和扩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创造一个需求平衡或略大于供给的局面，以加快在外部需求相对不确定和收缩等关键时期的经济增长。扩大新的国土可利用空间，新增增长模块，盘活存量模块，可以在8-10年中形成年平均3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报告：战略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曾说，战略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们今天做什么都有未来。着眼于未来，你有何建议？
周天勇：我们还需要尽快做两项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性工作。想要实现远期民族复兴，还必须聚焦于技术进步和鼓励生育。
首先，创新体制，大力度改革，以实现未来的产业革命。中国能不能以颠覆型创新将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增强，摆脱因人口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特别是推动产业革命，在2025年左右时，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五次J型增长，最为关键的是科技体制能不能进行大力度的改革。
其次，立即放开和鼓励自主生育。应当根据世界学术界人口增长内在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全球人口增长变化的实践，解放思想，转变计划生育理念，树立人口就是资源、就是财富、就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理念。改革计划生育体制，实现生育自主决策，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货币化、知识化、市场化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