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显示,未来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占60%,商品住房比例将仅占40%。这意味着,保障性住房将覆盖绝大部分人才和中等偏下收入居民,确保户籍特困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应保尽保。那么如此一来,房地产市场是否又回到了福利分房的时代?深圳房改模式能在全国复制吗?
政策性住房占60%,将回到福利分房时代?
《意见》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专业人才等各类群体,将住房实物供应分为四大类:一是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的40%左右;二是人才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三是安居型商品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四是公共租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20%左右。
根据方案,在未来新增住房中,商品住房比例将仅占40%,而保障性住房将占60%。此次房改布局倾向性显而易见。央视新闻也评论称,《意见》最大的亮点就是提高保障房在房产供给中的比例。
不仅如此,《意见》在“多主体供给”部分还提到,“支持企事业单位利用符合规定的自有用地或自有用房,建设筹集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叶智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支持企业利用自有用地或自有用房,通过改造或者建设成为政策型住房,与1998年房改前企业给职工的单位自建房比较相似。”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认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以政府主导为主,这听起来像是回到了福利分房的时代,但是和房地产市场化的方向背道而驰。
不过,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顾云昌有不同看法,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保障的程度、保障的比例多大不是衡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所谓市场化有三个概念,一是自由的交易,二是专业的分工,三是充分的竞争。如果我们提供的住房能够符合这三个方面,就不能说是计划经济。
“纵观世界各国,保障房或者说有政府补贴的房子,始终存在于市场经济当中,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保障的功能。只是有的国家保障的比重多一点,比如新加坡;有的国家保障的比重少一点,比如美国。因此,不能用保障的占比多少,来判断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顾云昌说。
人才房或成影响楼市格局的重要因素
在深圳未来新增住房中,人才住房的供应比例为20%左右。
在叶智锷看来,设立人才房也是基于深圳自身的情况决定的,“深圳要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不能因高房价而使人才对深圳望而却步,对于创新型城市而言房价不能带来竞争力,政府需要给来深人才提供基础保障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
据悉,鉴于目前深圳正大力发展租赁市场,不少符合条件的90后购房刚需们正在排队租人才房,买房的事在他们看来也不像之前那么着急了。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90后购房刚需的想法,是目前住房租赁市场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也预示着中国的住房供应结构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切合中央提出的租售并举的房地产长效机制。
房改会让深圳房价下降吗?
深圳是历次中国房改的先行者。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深圳启动了第一次房改——住房商品化改革,确立住房就是资产,开启土地财政时代。此后,中国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但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高房价首当其冲。就拿位于深圳宝安区的桃源居来说,其在1997年报纸上登出的售房广告显示,该楼盘11号楼A栋小面积住房,不论面积还是朝向,一室一厅价格12.5万元一套随便选,两室两厅15万元一套随便选。而现在,桃源居一室一厅总价250万元+,两室两厅总价350万元+。算下来,一室一厅的房价至少涨了20倍,两室两厅的房价至少涨了23倍。
叶智锷介绍,在深圳市区,一平方米的房价平均5万多元,而少数楼盘甚至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
顾云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由于供应严重不足,近年来深圳房价涨得过快,而深圳之前的租赁市场发展又严重滞后。“在总量上供不应求,结构上也不合理。此次出台《意见》,就是为了改变深圳目前房屋供求结构不合理、供应总量不足的问题。”
《意见》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筹集各类住房共170万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
根据人才住房租售价格为市价60%左右、安居型商品房租售价格为市价50%左右的规定,如果一套80平方米的商品房售价400万元,购买人才住房只需要240万元,购买安居型商品房只需要200万元。这样计算下来,引发外界认为此次房改会拉低深圳房价的观点。
“这个不一定。”在叶智锷看来,此次房改对深圳的房价影响不大。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不是要打压房价,是想让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各取所需,都有房住。“对于符合购买保障房条件的,就去申请政府的安居型住房或者租赁住房;目前深圳的商品房市场,依然有很多人因自住或者投资去购买,这部分有经济能力的人在支撑着深圳的房价。”
深圳房改模式能否复制?
深圳房改启动之际,公众的期待之一在于,希望深圳拿出的房改方案,对全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示范作用是有的,但比较有限。”顾云昌说,深圳对全国有一定的典范作用,但是由于各个城市跟深圳情况不同,不能照抄照搬深圳的做法。“不能要求西部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县级市,制定像深圳这样的规划,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大量的人去租房,用不着大力发展租赁市场。”
还有业内分析认为,深圳房改示范性有限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财政”。
目前,我国有关房地产的财政税收是以土地出让和房产交易两个环节为主,尤其是土地出让金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产生了所谓的“土地财政”。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2017年共有北京、杭州、南京、武汉、上海、重庆、天津、成都、广州9城土地出让金超千亿元,其中北京和杭州土地出让金超2000亿元。
从财政依赖度看,2017年北京财政收入5432亿元,北京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达51%;佛山的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达到141%;杭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也高达140%,还有南京136%,广州80%等。相比之下,深圳和长沙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全国最低,为24%。
土地财政依赖度低,让深圳开展房改有了底气。
“深圳不再靠卖地也能赚钱。”叶智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深圳通过土地所获取的财政收入占比较低,深圳政府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弱,所以深圳才能够非常大胆地去改革。
但像深圳这样不靠卖地也能赚钱的城市不是很多。据中国指数研究院2017年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统计显示,仅12个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50%。
“虽然地方政府正在积极转型寻找新的支柱产业,但新产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卖地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短期内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倚重仍将继续。某种程度上,房改的大面积推进仍面临一定的阻力。”袁钢明说。
编辑:牛绮思 [email protected]
美编:孙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