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来,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带动下,两国传统的政治友好关系向更加务实的经济战略共赢关系转变,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因此得以深化。
笔者有幸于今年8月中旬应邀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IIUI)参加一场有关中巴合作与经济走廊的国际会议,其间考察伊斯兰堡、拉合尔等城市,与当地政要、学者交流。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中巴两国以及整个南亚次大陆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与经济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随着工程的陆续上马、合作的深度开展,也出现新问题、新风险,需要中巴通力合作,未雨绸缪。
中巴经济走廊:连接“带”与“路”,促进西部“再开放”
在所有国家利益的排序中,安全是公认最核心、最基本的利益,是其他利益得以存在的前提。当前,中、巴等国都面临宗教极端、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三股势力”的威胁。
造成“三股势力”温床的原因有多种,经济欠发展是重要原因之一。故而要从根本上消除滋生仇恨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就必须大力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以及邻近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近20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让中国中西部省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速度与质量仍无法比肩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等东南沿海省份或城市。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样的,但内陆城市缺乏出海口是一个明显劣势。自人类文明进入航海时代以来,尤其是现代造船、远洋科技、集装箱转运等技术的进步,海运早已成为国际大宗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繁荣的海运也造就出一大批繁荣的港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圈;而曾经作为陆路商贸路线节点的内陆城市则走向衰落。
现在,通过高铁技术打造新的联通北京—莫斯科—巴黎的“欧亚大陆桥”固然是一个宏大的战略,但其所经过的中亚、西亚等地长期以来为贫困和战乱所困扰,能否胜任“大陆桥”的角色还有待实践检验。而考虑到海路运输相对廉价、安全的优势,中国必须重视丝绸之路南线的建设,同时用“中巴经济走廊”将陆上的“带”与海上的“路”连接起来。如此一来,以喀什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面对印度洋“再开放”的前沿。
威胁与风险: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3年来,“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了相当的成果。2016年末,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巴基斯坦哈比银行组成的联合体成功以每股28 卢比、交易总额89.6 亿卢比的价格竞得巴基斯坦唯一证券交易所40%股权。其中,中方3家交易所持股30%,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巴基斯坦哈比银行各持股5%。
今年6月,巴基斯坦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苏库尔至木尔坦段首段33公里的道路正式通车。这是该条高速公路的首段通车公路,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初步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对于中巴经济走廊上可能存在的风险,也要谨慎考量。
首先,政治风险较小且可控。日前,巴基斯坦大选中,伊姆兰·汗上台成为新总理,无论是从伊姆兰·汗新政府的官方正式表态,还是从我们此次实地调研所走访的中交建等中资公司反馈的情况来看,由此次政府更迭给中巴关系、走廊建设带来颠覆性损失的可能性非常小。其中的原因在于,巴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最后否决权,以及因共同威胁及多年务实合作而形成的中巴两国、两军特殊关系,共同确保了中巴在政治层面的高度一致性不易受到选举和政府更迭的负面影响。拉合尔城堡代表着巴基斯坦莫卧儿帝国的厚重历史,而停靠在路边的红色摩托车似乎又象征着当代巴基斯坦人的蓬勃朝气。王鹏│摄其次,公共安全较大但可控。7月20日,俾路支省查曼地区莫尔路发生爆炸,至少5人受伤。而在此前一周,默斯东地区(Mastung)的爆炸造成149人死亡。
也因此,在调研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中国驻巴大使馆的安全提醒。但从目前形势来看,第一,巴国人民总体对华友好,不存在反华倾向。第二,恐袭大多发生于西南部分离主义肆虐地区,并非巴国全境。第三,巴政府高度重视中方人员安全,配备强大安保力量。因此,公共安全层面的威胁有上升趋势,但仍在可控范围。
最后,经济风险的控制非一日之功。竞选前后,伊姆兰·汗多次誓言“要打破乞讨的碗”,声称“宁愿自杀也不愿再接受贷款”,并在多场演讲中提出一系列新政,如削减政府开支、敦促富人缴税、从总理府开始厉行节约,甚至将仆人数量从524名锐减为2名等。
然而在笔者看来,所谓“厉行节约、不要贷款”可能更多的只是新任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表态,而非实质性举措。原因有二。第一,巴国消耗很大,讲排场,而且经济基础孱弱,故离不开外部援助。第二,削减政府开支、敦促富人缴税,都是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尤其是在巴国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军方。新总理强推这些政策恐怕将危及自身联合政权的稳固性。
事实上,巴基斯坦试图靠“节流”恐怕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其经济实力;真正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开源”,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就是对症下药。从目前的态势看,巴国提振经济、控制风险的路还很漫长。
编辑:牛绮思 [email protected] 美编:孙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