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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新政下的经济时局

作者:本刊记者 付冰冰
自2015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进入“萨勒曼新政”时期。在此期间,萨勒曼建立了父子联合的超级权力体系,同时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内政外交政策调整。

在“萨勒曼新政”框架下,沙特对内尝试进行全面改革,旨在给传统而保守的王国带来全新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国家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外强化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攻势外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意图鲜明。

“萨勒曼新政”所呈现强烈的张力和变革性,颇为引人注目。内外并举、多管齐下的特点,体现了其一定程度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而多种现实因素的困扰,又使得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认为,尽管“萨勒曼新政”承接前王政策框架,因此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代表了21世纪以来沙特王室的集体意志和共识。但“萨勒曼新政”并不是一场颠覆国家政权根本性的革命,而仅仅是确保绝对君主制和威权主义治下的全面改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诸多,前景艰难。

集中权力保障改革开放

从2015年1月萨勒曼出任沙特国王起,萨勒曼父子开启了力度超前的改革开放和更为强劲的外交攻势,在外界引起较大反响,表明这个立国近70年的封闭王国正在酝酿着较为深刻的全面变革。

其中,“萨勒曼新政”的内部改革突出表现在调整王权继承制度,其意义在于:其一,它不仅终结了自开国国王沙特之后长期延续的“兄终弟及”模式而开启“父权子承”新时代,还为国王年轻化、执政长期化奠定基础。其二,父子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将军权、财权和重要人事权纳入囊中,打破家族分权制衡成规,为确保政令畅通和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提供了顶层保障。 

事实上,“萨勒曼新政”权力改革并未止步于开辟新的代际转换。打破家族分权规制,通过调整职务和发动反贪风暴等措施削蕃平山头,将重要权力集中形成具有超级威权色彩的君权统治,也是一大特点。

这轮洗牌后,沙特已形成萨勒曼父子为中心的权力架构,他们不仅掌控国防军大权,还把阿卜杜拉创建并控制近半个世纪的国民卫队降格纳归国防部辖制,要求其任何调度请求必须通过宫廷大臣逐级向穆罕默德请示。国民卫队满编10万人,与国防军同等规模,由沙特王室最忠实的四大部落成员组成,负责保卫圣地麦加、麦地那和主要的石油设施。 

 萨勒曼还安排穆罕默德的同父异母胞弟哈立德担任驻美大使,调任穆罕默德堂弟艾哈迈德担任盛产石油的东方省副省长,制约纳伊夫派系的财权。尽管萨勒曼也对王室其他派系做了一些安抚性职务调整,但总体上已将核心权力悉数掌控。

2017年11月4日,沙特宣布成立由穆罕默德挂帅的反腐委员会,并一夜查封1700个银行账户,拘留包括世界级富豪瓦利德亲王在内的208名权贵,计有11名王子、24名现任和前任大臣。 

沙特政府称,这次行动是经过两年多秘密调查并掌握充分证据后发起的反贪反腐风暴,旨在清理不法不义之财,杜绝传统权钱交易方式并还财于民。相关报道表明,落网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必须交出70%的财产才能赎回自由。非正式估计称,通过此举萨勒曼父子将收缴高达数千亿美元资金以充国库。

从反腐对象名单来看,萨勒曼父子此举意在进一步剪除潜在最高权力觊觎者,树立绝对权威,并赢得草根阶层支持,为后续推进内外新政铺平道路。

“2030愿景”力推经济多元化改革

“萨勒曼新政”另一个大亮点是进行大刀阔斧式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推动以“沙特2030愿景”为主轴的经济多元化,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经济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王储既是这项宏大工程的总设计师,也是实施进程的总推动者。

沙特自然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但石油储量巨大。这种资源禀赋导致石油时代的沙特长期严重依赖石油工业,国内生产总值的50%、财政收入的70%和90%的外贸收入都源于石油,产业结构明显畸形,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和高油价,孕育着巨大风险。

马晓霖分析,近年来,随着新能源革命蓬勃发展和碳氢能源减排呼声日高,“石油诅咒”及“荷兰病”缠身的沙特危机感日益加剧,依靠高油价、高收入和高福利维持的食利经济难以为继,而福利主义时代一旦终结,必然引发巨大社会问题并最终演化为政治危机和政权危机,严重威胁沙特家族君权统治。

基于此,摆脱长期单纯依赖石油及相关产业,实现经济和产业结构根本性调整,聚焦于“后石油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为国计民生打下长远和扎实的经济基础,是沙特数任国王的共识,但经济多元化进程始终推进乏力。

自2 015年穆罕默德担任副王储并实际掌管行政大权后,他和智囊班子很快就制定未来15年发展的“2030愿景——国家转型计划”,并作为国家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总路线于当年4月正式公布。

根据这个方案,沙特将通过推行一整套改革和复苏中期计划,实现“经济多元繁荣、社会充满活力、国家充满希望”三大目标。

据公开资料显示,“沙特2030愿景”由三大支柱构成,一是保护与传承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遗产,提升朝觐和伊斯兰文化研究相关服务产业,确立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二是鼓励大型企业向海外扩张,使王国发展为全球投资强国;三是重点发展现代贸易和电子商务,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物流枢纽和金融枢纽,进而成为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枢纽、贸易中心和世界门户。

赞美与疑虑有待时间检验

至2018年初,“萨勒曼新政”实施已有三年多时间,其特点初露端倪,并取得初步效果。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依然多如牛毛,前景艰难,不可乐观以待。

有评论家认为,“2030愿景”若能实现七成目标,沙特都将面貌一新。但是,这个目标因其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脱离实际。沙特政治生活不确定性很强,多元化努力长期低效,经济发展的“油瘾”短时间恐难戒除,本国人就业惯性积重难返,新增劳动力过快而吸收消化机会有限,社会福利能否大规模削减等问题一直被外界质疑。长期形成的消费型、福利型、依赖型国民观念恐怕也难以短时间内向生产型、劳动型和自主型新观念转变。

2017年11月6日,11名王室成员聚集在利雅得省政府门前,要求萨勒曼国王取消停止为王室成员支付水电费的命令而被捕,这表明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接受削减习以为常的福利补贴。 

此外,沙特本国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未必能匹配“自力更生”的较高要求,外资进入环境的门槛依然很高,官僚、低效、腐败等痼疾和法制诸多弊端也非很快就能得到明显改观。

尽管国际舆论普遍乐见“萨勒曼新政”取得成功,尤其是西方媒体不乏溢美之词,以色列反对党工党前主席赫尔佐克甚至对沙特媒体称赞穆罕默德王储是“中东地区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但是,国际舆论同时产生的疑问似乎更多,预示着萨勒曼父子的改革开放注定困难重重,尤其是穆罕默德接替王位并失去父亲支持和庇护后,这种自上而下、一柱擎天式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都给世人留下巨大疑问。

特别要指出的是,石油价格几经波动后依然没有大幅度回升 ,这意味着未来沙特还将为此承担巨大的财政压力。告别食利主义和戒除“油瘾”的经济多元化改革势必伤筋动骨,王权、宗教、社会和女权改革也多管齐下,国内改革可谓头绪繁多,充满各种风险和阻碍,而全面开花的地区强势外交势必分心又破财,而且暂时看不到大幅度和全面回卷的迹象。

“因此,‘萨勒曼新政’的内外交困是显而易见的,究竟能走多远,相当难以令人乐观。中东力量不乏各种改革运动,更不乏强人政治,终究败多成少,而‘萨勒曼新政’尤其复杂艰难,最终能否摆脱前人的挫折与厄运,只有等待时间的检验。”马晓霖对本刊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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