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南方军
想到浙江人你会想到什么？在今天中国人的大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恐怕是温州商人的形象。如果把时间倒转回民国，那么就是在上海滩奋力拼搏的宁波帮形象。似乎所有的浙江人都因此被贴上了标签——精明、能干、会做生意，唯独没有武勇和善战。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在五百年前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顶梁柱。
明代的大环境
一个地方是否能战要看它的共同体，特别是更灵活、具有适应当地环境的小共同体（如部落、村庄、坞堡等）是否强大。很不幸，随着朱元璋的编户齐民政策，明代各个地方的靠宗族血亲联系的天然小共同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这个反映在战斗力上就是各地区汉族人的战斗力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退化。以燕云地区为例，在三国时期，公孙瓒可以凭借一地内拒袁绍，外抗鲜卑；在宋金战争期间，燕云汉人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女真人在南下前评价宋朝就两支部队会让女真忌惮，一是陕西的西军，二是燕云的常胜军。
但是到了16世纪，等戚继光上位蓟镇之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古代以出壮士闻名的地区已经无法产生合格的部队了。金、元、明三代帝王建都于此（注：辽国因为体制关系，首都效果不明显），给当地的武德带去了难以想象的破坏。之所以某地人能打，是因为从小生长在小共同体内，这种共同体属于半军事化的组织，天然就是军事社区。这种社区如果是在靠近胡人的边地，那么出于对付“打秋风”的目的，边境地区的汉人往往会修筑高大的坞堡，坞堡中的居民人人都使得一手好弓箭。这就是边地汉人武德的来源，也是他们剽悍善战的根源。
首都的建立意味着这里得从边地成为“天子脚下”，局势一下子就变了。首都的安全由禁卫军负责，一般的民众在天子脚下根本不敢结社习武，毕竟“侠以武犯禁”。村社共同体作为一个集体可以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也可能是农闲时期打家劫舍的盗匪，这无疑是中央的天子不能容忍的。因此几个定都于此的王朝都致力于打击燕云地区的小共同体，使其散沙化为自然家庭这样的基本社会单位。到了戚继光上位的时候，时人对河北人的评价已经是“多木疆场”，不得不从浙江调集部队保卫京城。
而作为补充的浙江人，就是今天很多粉丝们朗朗上口的戚家军了。
浙江人的共同体
作为远离首都的地区，浙江的小共同体保存程度相较北方而言比较好。但是，在二百年的编户齐民政策之后，当地原有的自然小共同体也和北方中央权力集中地区一样，持续散沙化，特别是浙江北部，不可避免地沦丧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给浙江兵分了五个等级，最好的是来自处州（今丽水）的士兵，再次是广为人知的义乌矿工，然后是温台地区的士兵，最差的是绍兴兵，浙北的杭嘉湖则根本没有充当士兵的资格。
就是这些地区的人也不是都能用，因为小共同体只存在于乡村，所以戚继光三令五申不要彻底散沙化的城里人。出于纪律性的要求，过于剽悍、看到官府不怕的也不要，过于聪明、不服从命令的更不要。
这些看似很“地域”的命令恰恰是戚家军赖以成名的关键。有了强悍的士兵，还需要配备精良的武器。戚继光深知类似“精神原子弹”只是用来忽悠小孩的，真正的战场并非看你是不是有抱着炸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勇气，而是军队的纪律、军官们的素质和部队的装备。为此戚继光把目标瞄准了两个地方，希望通过输入武备来弥补明国本身的器械落后。
戚继光绝对算得上“地图炮”达人
近代军队之所以强大，不只是军制先进、 装备精良，也是因为他们善于总结和分析要找火器靠西洋
戚家军出生于南方，自然不擅长骑兵，在过去或许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难题，但是在16世纪，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同时期欧洲人总结出了一套很有效的对付骑兵的方法，说穿了就是利用步兵火力上的优势去抵消奥斯曼的骑兵优势，为了防止骑兵冲锋直接把己方火枪阵打散了，四周要用长枪阵围住。
无独有偶，明代也喜欢用类似的战术。不过明初以后，明军肉搏能力越来越低下，只能用上长矛阵的替代品——车营。和长矛阵不同，车营开战前要固定在地上，也就是说，一开战就无法移动。因此，其无法和长矛阵比机动性，只能说是特殊环境下无奈的产物。
当然，远东地区的部族骑兵无法和奥斯曼帝国相比，就连后金在入关前也不过十二万的野战部队。明军自然不需要欧洲那么好的配置，只需要装备类似的火器即可。
在欧洲火器引入之前，明军的火器堪称糟糕至极。北方的边军主要使用快枪（一种火门枪）去抵御蒙古骑兵。作为火门枪的一种，快枪无法使用扳机射击，只能靠火折子去点火发射，这就导致其无法做得很长。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枪支的身管越是长，其射程便越是远，短身管的火门枪只有火绳枪的四分之一射程。更糟糕的是，因为点火的位置是在腋下，不但让操放变得十分不便，还让士兵们无法瞄准。因此，在明军尚算强大的朱元璋时期，火器兵只占据部队的十分之一。
而这些缺点在欧洲进口的火绳枪面前迎刃而解。此时的火绳枪在外观上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步枪已经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具备了“瞄具”“扳机”等基本要素。在戚继光的校场演练中，火绳枪“十倍于快枪，五倍于弓矢”，堪称技惊四座。由于火绳枪能够准确地击落空中的鸟儿，被明人称之为“鸟铳”。
不过死不认输同样不是今人的特权。当戚继光兴冲冲地拿着鸟铳去北方任职的时候，却遭到了北军的抵制，哪怕在校场中的射击表现“十倍于快枪，五倍于弓矢”，北军也“终不肯服”。他们的抵制也给明军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防止胡乱射击，戚继光规定，车营部队必须使用齐射战术，其原因在于防止明军克制不住心中的恐惧，在敌人尚且在数百米开外的时候就射击了，只能选择一个所有火器都能杀伤敌人的有效距离进行一波流打击。而要选择“一波流”的齐射，就必须选择一个恰到好处的射击距离。戚继光规定明军的射击距离为五十步。但是，鸟铳的射程是这个的四倍，显然不是按照鸟铳的射程来规划火力半径。因此，毫无疑问是快枪的因素导致的火力半径如此之短。可惜的是，按照木桶理论，决定你承受力的是你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因此快枪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明军车营在面对冲击的时候，就是五十步距离齐射一轮，然后就可以短兵相接了。这也让戚继光在北方的战绩非常难看，比如生擒朵颜部首领长秃的喜峰口一战，其实斩首仅仅两颗而已。
除了火绳枪外，戚继光还给自己的车营配备了佛郎机炮。这种火炮在欧洲属于近卫炮，功效无法匹敌真正的野战炮（即明人口中的红夷炮），但是用来给此时没有大敌的明军用，也是妥妥足够了。戚继光对佛郎机（falconet）赞不绝口，声称“此器最利，且便速无比”。每一门佛郎机都能带上九根子铳，在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时，只要能够快速更换子铳，就能做到密集地弹幕，这可以给对面没有足够炮火掩护的对手以重大杀伤。而在此时明军在北方的对手还是以冷兵器为主，可以见得戚继光“此器最利，且便速无比”的评价是恰到好处的。
明代的浙江人无疑是很不幸的，生活在一个中国的共同体不断萎缩的时代。但是，他们又是幸运的，相比已经彻底废掉的燕云来说，浙军保留了更多的武德，也相对原始丰饶。大航海时代的便利又带给明军来自欧洲的先进火器，使得明军轻松完虐组织瓦解的蒙古人。不过，当北方重新出现一个共同体强大的对手之时，自身组织已经瓦解得差不多的明军便是好日子到头了。
浙军曾经是明朝的顶梁柱。很可惜的是，作为浙军核心的义乌矿工们在明末战争中被大量消耗，被迫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人没有其他强军了。这支强军来自哪里？请容许先在这里卖个关子，我们先把目光放到1842年前的大清王朝上。
相比火绳枪，火门枪就是听个响清末的变局
很多人以为，清朝海关要比明朝闭锁，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明朝有隆庆开月港，清朝也有广州的“一口通商”。这里的“一口通商”不是说清朝只有广州这一个通商口岸，而是说只有广州主打西洋生意。当时的海关贸易主要在四个地点：负责西洋贸易的粤海关、负责国内沿江沿海地区贸易的江海关（今上海）、负责对日贸易的浙海关（今宁波），以及负责对南洋地区贸易的闽海关（今漳州）。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地方，所以主要负责和西洋人做生意的广州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有意思的是，广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优势，不是因为它太富，而是因为它太穷。
历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一直对外国力量非常防备，不愿意自己的子民和外国人接触太多，却又贪图外贸带来的巨额利润，不能真正闭关锁国。于是，历代统治者都会采用折中手法，即利用国家力量对自由贸易做出干涉，把贸易地点定死。为了防止可能的“生变”，贸易地点不能在核心区域。所以无论是唐宋的市舶司，还是明清的海关港口，主要都设置在远离核心的岭南两广福建等地。
偏偏这种“穷乡僻壤”的生存环境会让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小共同体去抵御自然灾害以及土匪恶霸。远离核心区域的他们也有着“山高皇帝远”的优势，因为没有太多油水可捞，国家不愿意和这批“刁民”周旋，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这使得福建和两广地区得以在两千多年的“编户齐民制度史”中保住自己的自然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随着19世纪的“三千年变局”的到来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
洪秀全与他的太平军
后期新加入的太平军战斗力不会比那些绿营、八旗强，结局也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注定了天国失败的根源
两广人的这种力量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商业上，广东人长期垄断上海滩的对外贸易，连精于此道的浙江人也要靠着地缘优势才能在后来居上。这种力量体现在军事上就是各处战场上的无往不利了。
由于洪秀全等人出生在广东，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人接触，所以很快就搞了个“本土化基督教”。凭借着“同宗”的优势，太平天国很快就从洋人手里获得了大量的军火，确立了对南方清军的武备优势。
除了装备之外，太平军的兵源也远胜于在汉地已久的八旗军。我们之前说过，满清一直希望通过引入东北亚老家的土著居民去补充内地八旗的武德。可惜到了清末，这一政策渐渐地失去了它的效用，东北亚很多土著定居点也在一点点被俄国侵蚀。此时，留在南方的旗人已经和汉军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甚至因为长期被禁锢的关系，被俄国人评价还不如汉人能战。
绿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世袭的性质没有八旗那么严重，只要给够长官“孝敬”，也能自由选择“第二职业”。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脱离了军队系统，成了一般百姓，还是非常散沙化的那种，日常军事训练完全废弛。反观太平天国这边，不但有着完整的共同体组织，还有着宗教加成和武器优势加成。所以开战初期，太平军往往能打出令人膛目结舌的战绩。比如几个人追着清军千把人砍杀，一轮冲锋便击溃清军等等。
清廷想要对付这样的军队只有两招，第一是学唐朝从外部引入雇佣军摆平自己的内部矛盾，第二是利用相同的组织军队怼回去。这两招满清都用了，前者是华尔和他的洋枪队，后者是曾国藩的湘军。在清廷开始实行各种应对措施之时，太平军也陷入了自己的困境。几万名客家“老兄弟”虽然能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越打越少，迫不得已只能从江南地区招募“新兄弟”。可是明代已经散沙化的江南怎么可能拥有等同于客家人的战斗力？
传统力量在越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很多残部被迫逃到境外，黑旗军的刘永福就是这样一股力量。作为广东钦州人的他是当之无愧的“老兄弟”，在运动失败后带着旧部遁入越南。
法国人的入侵给了刘永福一个机会，使其从流亡者变成了爱国者。1873年，法国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想要用黄崇英的数万“黄旗军”作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同年，法国将军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吓得越南国王夜不能寐。在国破家亡的关头，越南人也顾不得刘永福是流亡者和反贼的身份了。连忙派人指挥刘永福，许以功成封爵的承诺，请求刘永福帮忙击退法军。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过宣黄光大岭，绕道驰援河内。
不过，刘永福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大兵团对决中，十个传统的小共同体士兵也别想打过一名近代常备军人。于是，他进兵至怀德府，趁安邺与陈廷肃谈判之际突袭河内。安邺领兵追击，至纸桥中伏，被黑旗军击毙。
1881年底，因法国商人去云南贸易的途中受到越北中国山贼的阻拦，法国要求越南镇压这些山贼，但越南没有同意。1882年，法国殖民者以保护法国商人为由，派李威利上校发起北圻远征，攻破河内，并占领红河沿岸的一些城池。李威利要求越南接受法国保护。越南群臣激愤，纷纷声称“我国内有刘永福，外有中国，为何束手就擒忍辱接受”。嗣德帝一面派户部尚书范慎遹去清朝求救，一面以黄继炎为节制，命令官军和黑旗军攻打法军。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越南地名，非日本首都或者北宋开封城）后，法国人不断增兵，并且发出万金悬赏刘永福人头。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国将军李威利战死。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爵。黑旗军又追击法军到了河内城。法军决堤放水，越南人开着自家船只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可以看出，刘永福在面对近代军队的时候虽然能比散沙化的清军表现好，不过这个好的程度非常有限。哪怕人数占据优势，战场又是己方主场的前提下，刘永福想要获胜依旧要靠“设伏”“奇袭”等招数。这种“诡道”打法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法军也算打遍全球，这点计策在他们眼里还不够看。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可见所谓奇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一无是处。刘永福作为广东人，作为太平军的残余，表现已经是东亚大陆传统军队的天花板。但是，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时，依旧无力匹敌，这也是传统力量和近代力量的碰撞。结果也告诉人们，靠着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军队，在传统社会或许无可匹敌，但是面对真正的强者之时，还是不够用的。
总的说来，两广人无疑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两种力量的完美结合。作为最早开放的地区，他们普遍接受过一点来自外界的讯息，知道如何吸收外来的技术和秩序。作为当时的穷山恶水，两广人有着强大的小共同体传统，这种传统让他们在东亚大陆无往不利。可惜，他们依旧不能匹敌真正的近代军队，这也预示着东亚维持几千年的秩序是时候该升级了。
黑旗军将领刘永福
1800年代的广州十三行繁华景象